从上述观点考虑，我们看到隋、唐王朝都具备这四个因素。第一，隋、唐二朝都建立了以宰相为核心的、在皇帝直接控制下的中央集权式的政权体系，与秦、汉不同的是，中央统治机构由秦汉的三公九卿体制转变成三省六部体制；地方则以州县制取代秦、汉的郡县制。伴随二朝的建立，一套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掺杂道教、佛教思想的意识形态也确立下来。第二，隋、唐二朝的疆土地域同样继承并发展了秦汉的传统。就地域而论，秦、汉帝国确立的统治模式是在关中建立都城，以此为核心，制衡关东，进而宰制全国。秦始皇之所以选择关中的咸阳作为都城，主要原因是此前的秦国就是以此为根基的。谭其骧先生说：“秦地对山东六国故地而言地居上游；关中盆地四面有山河（东崤、函、黄河，西陇山，南秦岭，北渭北山地）之固；所以建都关中，凭山河之固则退可以守，据上游之胜则进可以攻”，“建都长安，确是既有利于制内，又有利于御外。”（谭其骧：《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收于氏著：《长水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这里主要着眼于关中的地理方位，关中地区的经济条件也很不错，至少可以满足本地之需，若有不足，则调运关东粮草补给。这些优势使得秦汉帝国建都关中而无后顾之忧。
东汉末年由于军阀混战，中央王朝遭受打击而衰弱，最终解体，关中的都城核心不复存在；尽管如此，它也是割据一方的中心区域。南北朝时期，关中的都城让位于洛阳。北魏拓跋氏政权从代北的平城南下洛阳，他们原本打算择邺地为都，但最终放弃，转而选择洛阳。顺便一说，邺地在此前的分裂状态下，往往成为东部地区政权建都的选择，该地北倚燕山，南下中原，地理位置优越，但无险可守。（参见谭其骧：《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邺城的地位参见毛汉光：《北魏东魏北齐之核心集团与核心区》；李鸿宾：《尉迟迥事变及其结局——新旧时代转变的表征》，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2）。）拓跋氏意在扩展到全国，邺地的优势就不如洛阳明显了。然而北魏解体之后形成东、西二部，关中又成为西魏和北周的立国核心，它的地位又重新显现出来。北周征服北齐统一中国北部后，秦汉的关中制衡全国的战略格局再一次显现。隋朝取代北周继承的控制模式，就是这样延续下来的。
因此，隋朝恢复秦汉帝国以关中制衡全国的方略，从根子上说是承袭西魏、北周的传统。根据陈寅恪先生的研究，隋、唐二朝的统治者都出自西魏宇文泰创设的“关陇贵族集团”（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宇文泰吸收了北魏孝文帝汉化之后北魏统治集团内部分裂的教训，在西魏内部融合胡、汉，以关陇为核心组建了一个照顾到各方利益的统治集团，由此而经过拓展，北周消灭北齐，完成中国北部的统一事业。
但是隋朝建国之后，特别是兼并南朝的陈之后，它所面临的形势，与北周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而接近于秦、汉，即它的疆土范围远大于北朝的黄河流域。这种形势要求统治集团在政策上必须做出调整，对隋朝而言，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要放弃宇文泰的治国经略。（黄永年先生从统治集团的角度有论，参见氏著：《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三章第五、六节，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说到这一点，我忽然想起早年阅读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中华书局，1963。）的主旨思想，陈先生一再强调隋、唐帝国虽然继承了北周的血脉，但是其体制上和制度上的东西不是继承北周而是继承北齐。
隋、唐两朝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原因就是二朝虽然起源关陇，但是立国的基础仅凭借关陇是不足以稳定的，它面对的地区包括黄河、长江南北，地域远非昔日的局部政权所能容括，于是隋、唐二朝向东部转移就势在必行，陈寅恪先生将武则天取代王皇后所引发的宫廷政局的变动，与社会政治东行的趋势联结起来（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唐长孺先生在他晚年的著作里对西晋以后中国南北发展的路径及唐朝中期以后社会方向的转变提出了基本的看法。他认为南北朝走向不同的道路，南朝沿承西晋，而北朝受胡系社会的影响，走上另一条道路，直至唐朝的中期才逐渐回到南朝的传统，即唐朝的南朝化。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的变化·综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对唐先生这个观点深入的阐释，参见牟发松：《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载《中国史研究》，1996（2）。），敏锐地观察到了这种形势。毛汉光先生在此基础上将北魏至唐末五代政治的核心区域转移的趋势概括为：综观中古时期核心区与核心集团之成立与转移，自拓跋氏以云代地区为其核心区，以国人为其核心集团，至北齐亡，约二百年；宇文氏自西魏起重新凝结胡汉关陇集团，以关中为其本位，至唐玄宗天宝时，亦约略二百年；自安史乱起，河北河东河南等地之职业军人成为北中国各地藩镇的统治集团，统一而成为各王朝之核心集团，而魏博汴梁一带成为核心区，至北宋建国，亦约略二百年。（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第一篇，《中古核心区核心集团之转移》，22页。）毛先生关于从北魏开始，将统治集团的核心区从代北转移到洛阳，再回复到关中，之后便向东方转移的概括，我认为是靠得住的。值得留意的是，隋、唐立国后，二朝的东向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解释就是：“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治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之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权之后，逐渐破坏传统之‘关中本位政策’……故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迄至唐玄宗之世，（关中本位政策）遂完全破坏无遗。而天宝安史乱后又别生一新世局，与前此迥异矣。”（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8～19页。）既然社会有这样的变化，作为统辖全国的隋、唐王朝，统治集团就不能不关注和顺从变化的趋势。有的君主可能意识到了，像太宗，他同时重用关陇和山东势力的举措，应该是其顺应局势的表现①；有的可能通过宫廷政变或流血斗争而完成转移。无论怎样，隋、唐从关陇起家向东方和南方发展，其趋势在当时是很明显的。
五
隋唐王朝的发展大势已如上述。就核心区域而言，隋、唐的核心腹地从关中转往洛阳和关东（《旧唐书》卷七八《张行成传》记云：“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狭。’”这段文字说明当时确有“关东”、“关西”或“关中”的界定。这里的“关东”是指函谷关以东。关于“关西”、“关东”的概念，参见史念海：《论我国历史上东西对立的局面和南北对立的局面》，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1）。），安史之乱后河北又有自行发展的倾向。与此对应，二朝的周边也同样有变化，而周边的变化是以各地政治势力与隋、唐二朝的互动关系显示出来的。作为中原王朝，它有自己的区位变化和转移，而隋、唐内部的变化与周边政治势力也有直接而密切的联系。本节重点讨论这个联系。实际上，隋、唐在中原和南方进行的任何活动，无不受到周边势力的影响。隋朝虽然顺利地继承了北周的政治遗产，但是它建国后却受到突厥势力的冲击。从突厥的角度讲，隋朝的建立使他们失去了过去北周、北齐争相供奉以获取支持的好处，所以突厥不希望南部政权的过分强大。然而，突厥的内争削弱了他们自己的实力，就在隋朝建立的前后，突厥一分为二，这给隋朝以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机会。文帝时，隋朝正是在突厥内弱、北方边地相对安宁之时，他投入大批军队南下征服陈朝，进而统一全国。反过来，隋朝再利用南北统一后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瓦解突厥，进而确立中原核心与周边外围一统的政治格局新体制。文帝去世后，炀帝继承他的遗志，继续向周边开拓。但是炀帝在利用隋朝的资源时没有考虑自身的承受能力，进而引发国内混乱，内部起义和反叛行动大规模爆发，很快使王朝解体。接替隋朝的李唐同样沿承了隋朝的经国之术。唐太宗当政时，王朝已经稳定了中心区域，随即唐太宗便将触角伸向周边，开始解决******问题；高宗继而又降服西突厥，北方和西北方的最大威胁得以解除。太宗成为汉人的皇帝与北方游牧势力的“天可汗”，两种称号集于一身，实属前无古人，唐朝获得了周边开拓的繁盛局面。
然而，太宗的开拓使得周边势力也获得同样的调整机会。吐蕃在青藏高原的崛起及随后的扩张，给北部归降的突厥人以可乘之机，他们随即复兴，创建突厥第二汗国，唐朝为保卫中心腹地的安全，在边地设置了十个节度使，形成环保两京的防线。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节度使掌握了军队的控制权，安禄山便利用这个权力反叛朝廷，从内部削弱了唐王朝的实力，导致华北地区军人武力的崛起，形成独占势力范围。唐朝的北方和西南防线随之萎缩，这又给边地各民族势力的崛起提供契机。回纥（后改名回鹘）取代突厥后汗国之后，成为与唐并峙的草原帝国。到晚唐，朝廷所能直辖的地区不出关中，节度使割据遍布各地；契丹势力又崛兴于东北；党项人也在西北趁势立国；回鹘可汗被黠戛斯斩杀后汗国崩溃，诸部分据河西走廊和西域等地；南诏则偏居云贵。周边势力的崛起和壮大，使唐朝的边缘缩小，直至被吞噬，王朝的版图重新改写；至公元907年，其核心区亦被节度使势力分割，王朝的法体不复存在，王朝国家的建构最终被分散的诸国所取代。
从这样的事实可以看到，隋、唐王朝的核心区与边缘区处于不停的变动状态之中。当核心区强盛之时，边缘区域就呈向外拓展的态势；而当内部削弱之时，边缘地区随之收缩，其他势力乘机崛起。当王朝的中心腹地被侵占、掠夺之时，王朝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这种状态不独隋、唐之前有，隋、唐以后也同样存在。这就是本文所谓的王朝国家体系的基本特征。这种特征受制于王朝国家的观念，由这样的观念演化出国土疆域的模糊，边缘区域的拓展与收缩在古代社会是处在游移状态之下的。游移的方向，首先取决于中原王朝的统治集团，而统治集团背后的各种力量则支配这个集团的行动；其次也取决于外围各种势力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但在古代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外围势力的因素是第二位的。直到近代西方的东侵，现代主权国家观念随之进入，开始影响中国和外围势力，他们中的部分势力在外界（这里主要指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涉影响下开始脱离（古代的）宗藩关系而走向现代主权国家的行列，中国本身也在艰难地步入同一行列。
六
本文的意图是从现代国家政权的角度探索传统王朝国家的理念和行为，以隋、唐二朝为例，解释二朝在传统王朝国家构建中的作用。我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观点是：传统王朝国家是以中原（广义的中原即农耕地区）为国家政权建设的根基与核心，周边外围则环绕核心，共同组成国家疆域体系；国家的经营还需要建设一套制度体系和思想伦理，以确立国家政权的合法地位。这就是王朝国家的基本特质。但是，周边外围地区始终处在变动的状态之中，决定变动的因素有二：一是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二是周边力量的实力，前者是决定因素，后者随前者变化而变化。这种情况贯穿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始终，直到近代西方势力的东侵，他们以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冲击王朝体制，使中国王朝国家外围的部分地区（这里所谓的周边外围地区还应有所区分，大致上靠近中原的地区为第一层次的周边，这以外的地区属于第二层次）脱离传统的宗藩关系而进入到现代国家的独立状态。中国王朝国家的观念受到强烈的冲击，在曲折的路径下被迫接受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观念。但直到今天，国人在国家、主权的理解和阐释中仍然继承了传统王朝国家观念的诸多成分，并试图将这两个方面的观念和内容进行协调与整合，所以我们今天在讨论国家政权的问题时，始终将二者的因素混合同一，挥之不去，我认为这是今天中国人对国家主权观念解读的内在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