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请留意，最后那个100亿，比华尔街传统业务总和的几亿美元要多得多得多，这个100亿就是高盛的盈利魔术。自从去年金融危机以来，高盛从纳税人口袋里得到了以下的救助：
1. TARP ：100亿
2. 美联储：110亿；
3. FDIC ：300亿；
4. AIG ：130亿
总共近640亿。如果没有640亿美元的救助，高盛就将与其他很多银行一样，绝对无法活到今天。高盛在危机的最高点，获得了这些救助资金，并且再一次利用20到30倍的高杠杆，借到相当于2万亿的资金，一跃而成为当时最有钱的银行，而后利用这些钱在股票市场崩溃和各类资产最低价时，大量购进。随后在美联储、财政部以“营救金融体系和国民经济”的名义，投入了 23.7 万亿的资金，再将那些资产重新膨胀，从而获利于用纳税人的钱在最低价时购进的资产，创下盈利纪录。而纳税人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利益。这就是所谓“上帝的活儿”。随后再从所赚得的利润的一半——210多亿美元，脸不红心不跳的笑纳进自己的口袋。
高盛是华尔街投行的典范。为了平息大众愤怒的情绪，高盛最近表示，公司30位最高级别的管理者，将不接受2009年的现金奖励，改以股票代替现金。
这些年来，我国内的亲友时常要我回国买房子，他们真会帮我算，说我每年奖金一拿就是半个百万，十几年积累下来早该是千万级的富翁了，在国内花500万人民币买个房子，不就像买棵大白菜。害得我总要大费口舌解释一番：我可不是千万富翁，我那每年50 万美元的奖金是“被平均”出来的。很惭愧，国内的房子、特别是北京上海杭州的房子，我可真买不起呀！事实上，由于房价和生活费用高，在纽约曼哈顿生活，每年18万到20万美元的年收入也就只是个中产阶层而已。
17．后危机时代投行家
犹太人自己生活简朴，一分钱掰成两瓣儿花，却鼓励别人花钱，提前消费，而金钱就是这样从别人的手中进到了他们的腰包……
他们因贪婪而入场，也会因贪婪而出局吗？
2010年1月13日，华盛顿，国会大厅。
这个星球上，四名最有权势的金融家：高盛董事长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董事长詹姆斯·迪蒙（James Dimon）、摩根士丹利董事长麦晋桁（John Mack）、美国银行董事长莱恩·莫伊尼汉（Brian Moynihan），貌似真诚而庄严地举起他们的右手，在“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召开的首次听证会上，承诺所说的一切均是事实，没有欺骗和谎言。
距金融海啸最严重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一年半，现在才来调查和听证，美国政府的效率显然不高，但是，这种努力聊胜于无。这次听证，起码为公众打开了一扇窗户，在激烈的辩论中，将他们置于道德审判席上，可以管窥那些高高在上的金融家们的思维模式。面对金融危机始作俑者以及华尔街“嗜血高薪”的谴责，他们首次集体承认在金融危机中未能负起应有的责任，但显然对自己的行为并未流露应有的歉意。这些拥有人类最高智商和最佳口才的金融家们振振有词地辩称：金融危机更像是一场飓风，没有人能够预知它的破坏力；而自由经济的一个主要特色就是收入跟盈利能力高度挂钩，并且“金融界大部分员工在经济危机中没有错误，不应承受减薪惩罚”。
这些毫无诚意和悔意的言论，令人失望。
尽管，美国金融业在政府救援下，暂时摆脱了2008年的崩溃局面。但在经历了一百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失业率依然徘徊在26年来最高点附近，众多破产者依然处在无家可归的困境之中。华尔街又迅速燃起了，原本式微的血腥本性。如果不是因为越来越愤慨的舆论压力，华尔街高管们在粉饰2009年财报的同时，早就等不及地发放高额奖金了。据称，美国各大银行已经拨备了500亿美元，用于奖金派发。即使是受限后的奖金，********公司员工也将平均每人进账46.3万美元，而高盛员工口袋里的这个平均数字，将高达59.5万美元。在许多普通投资者一年前的创伤正渐渐平复的同时，华尔街高管的“高薪门”无疑又在大家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诚然，金融是现代社会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无可替代的杠杆，只有金融才能如此高速地聚集巨大的财富，也只有金融才能如此有效地支配资源。然而，金融也是一个环节众多的链圈，每个环节都承担着影响全局的风险，它的破坏力和创造力一样影响深远。掌握着巨大资源和能量的金融家们手中的权力和所负担的责任远不对称。
即使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等替罪羔羊们已经轰然倒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幸存下来的投行大亨们却更加变本加厉，少了许多竞争对手的当权派赚起钱来更加得心应手。他们更愿意沾沾自喜地谈论股价的强劲反弹，利润的快速回升，却鲜见从骨子里对金融危机进行反思，或者对金融监管及风险控制进行推动。
只要，这种将“人祸”看作是“天灾”的观点，在投行大亨心目中还是主流，就不可能避免下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盘根错节，剪不断、理还乱。政府所做的努力、舆论的监督、各阶层的反思，长远看来，还将有重要价值。摩根士丹利已经宣布开始改革薪酬制度，让奖金与利润和股价，而不是与交易额挂钩；与会高管也纷纷承认过度放贷的责任应该由政府监管者来承担，但监管者缺乏足够管理市场的权力，未来应该积极探讨这方面的可行性。这些积极的信号，正如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主席Phil Angelides所说的那样，制度和信誉的重建，非一朝一夕完成，但希望的火花，总是在一次次摧枯拉朽的博弈中迸现。
高盛CEO布兰克费恩 失色的金字招牌
恶劣经济环境下的出色业绩，并没有为高盛掌门人带来似乎应有的声誉。作为一名意志坚强、精于算计的投行大鳄，布兰克费恩赢得了政府援助和市场，但作为连续多年全球薪酬最高的职业经理人，他也赢得了无边的怒火。
听证会上，当另外三位银行家保持缄默或应有的谦和时，高盛董事长兼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却在慷慨陈词，与调查委员会主席菲尔安·吉利迪斯（Phil Angelides）针锋相对。
吉利迪斯：“去年高盛为何强迫AIG对低于票面价值的债券提供全额赔付？”
布兰克费恩：“我从未收到过监管机构有关降低掉期合同价格的要求。在我能够回想起的任何对话中，我都对此毫无印象。”
吉利迪斯：“高盛让AIG为次贷抵押证券买单，你不认为这无异于出售一辆刹车失灵的汽车，然后再给买家买一份保险？”
布兰克费恩：“我们很抱歉这种交易导致一些人亏钱了，但这是金融风险管理的实践，直到目前这种产品仍有需求。”
吉利迪斯：“投行可以说是金融危机始作俑者，你们为何还要向员工发放巨额奖金？”
布兰克费恩：“高盛还未公布今年的奖金计划。当然，股东赞成员共享利润成果，自由经济收入跟盈利能力挂钩天经地义，并且我们大部分员工在经济危机中没有错误，不应接受减薪惩罚。”
这些软硬兼施的钉子，令调查委员会两个小时的质询大打折扣。
无疑，布兰克费恩的同行在暗暗叫好，因为他说出了他们想说却又担心公众反感的心里话。
金融危机逐渐远离之后，这位秃顶，一脸滑稽相的小个子男人显然已经成为各大银行家的主心骨。
与此同时，鉴于高盛强劲的盈利能力，以及人们对它凭借与政府的密切关系而获得了不公平的优势的怀疑，高盛和布兰克费恩成了华尔街贪婪的象征。
《滚石》杂志作家马特·泰比，甚至将高盛描述成“一只缠绕在人性面孔上的巨大吸血乌贼”。
在这次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中，布兰克费恩反应镇定、长袖善舞，赢得了政府的支持、高盛合伙人的追捧，以及股神巴菲特的援手，并获得了高额利润。
作为6 790万美元的年薪纪录保持者，布兰克费恩也成为了众矢之的。基于所有这些积极和消极的理由，英国《金融时报》把他评选为2009年“年度人物”，他俨然已经是后危机时代投行家的代表。
不光彩的胜利者
与吸血乌贼相比，布兰克费恩更像是一只敏锐、锋利、善于趋利避害、抓住兔子绝不撒手的秃鹰。
多年来，布兰克费恩的行事逻辑里，一直是目标和业绩导向。出色的业绩，让他摆脱了纽约布鲁克林区穷小子的身份，也让他在信奉丛林法则的高盛集团步步高升。
2006年初，布兰克费恩从前任CEO即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手中，接过高盛权杖时，高盛集团正处于鼎盛时期。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公司的交易及投资战略。此前，作为高盛固定收益部主管的布兰克费恩，一直主张高盛应打破投资、顾问和交易业务之间的界限。这对高盛战略转型起到决定性作用。2007年高盛460亿美元的净收入中，有310亿美元来自交易和自有资本投资。
保尔森曾经这样评论高盛，这是一个“很难进去，进去了很难升迁，升迁后也很难待很久”的地方。
在高盛摸爬滚打28年后，几乎所有的业务部门都留下了布兰克费恩的足迹：从小业务员到金牌销售员再到公司掌门人，并屡次刷新华尔街的年终奖纪录。早在2002年，布兰克费恩就成为高盛合伙人中收入最高者之一，年薪高达2 000万美元。2006年，因为带领高盛继续乘风快速前进，他再获丰厚回报，年终奖高达5 340万美元，也创下了华尔街投资银行年终奖金的新纪录。
在美国这样一个崇尚自我奋斗的社会，布兰克费恩的经历就是一部好莱坞式的励志片。即便身居高位之后，他的勤奋也比急于想要升职的业务员更胜一筹。对于高盛很多员工而言，在凌晨两点，收到这位年逾半百的CEO的工作邮件是家常便饭。
也许因为在他自己的成功路径里，对财富的追求和渴望，成为了创新的最大动力，令他对政府限薪令极为反感，不断在各种公开场合呼吁，给予金融机构更为宽松的奖金激励方式。他十分清楚，限薪将令公司流失大批优秀的交易员，从而失去投行赖以生存的人才基础。
当年同样高薪的美林CEO奥尼尔、花旗CEO普林斯、雷曼兄弟CEO福尔德等人在金融危机中纷纷下台之时，布兰克费恩为何却能安然度过危机，稳坐高位？
这是因为布兰克费恩不仅懂得冒险，也知道如何规避风险。哈佛大学法学博士的素养，使得他一直在寻求交易损失的最小化，以确保能够拥有大量的现金流。
布兰克费恩经常说自己是焦虑的乐观主义者。在巨大的成功面前，他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即使是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前，当高盛利润巨大的时候，他似乎也还是忧虑，而不是沾沾自喜。他有一句名言：“I am a worrier， not a warrior.”(我是一个焦虑者，并非一个斗士。)
2007年，次贷危机开始时，高盛的交易商们就针对抵押债券采取对冲措施。他们一面向客户推销相关证券，另一面又卖空这些证券。通过这些交易，高盛不仅抵消了这些损失，而且还获得了巨额盈利。当美林、花旗等竞争对手纷纷被卷入次贷危机而苦不堪言时，高盛集团2007年第三季度的交易收入增长了70%，达到82亿美元。正如百仕通CEO斯蒂芬·施瓦茨曼评论的那样：“布兰克费恩学习能力极强，适应能力非凡。基本上，他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愿望去看待世界。”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高盛股价也应声下跌的当口，布兰克费恩，一方面争取到了股神巴菲特的支持和50亿美元的注资；一方面紧跟美联储号召，宣布从投资银行转型为普通银行控股公司，争取到政府首批100亿美元的援助，让高盛在风高浪急的海啸眼中活了下来。实际上，高盛不但保留了实力，坦然地利用低利率和危机过后的竞争减少，获得了巨额的交易利润。它在短短的9个月后，率先归还了政府的贷款。2009年第三季度，它还获得了50亿美元净利润。
要在平时，现在应是回味布兰克费恩长期快速升迁的一年。不过，人们更倾向于将高盛视为人民公敌，保尔森决定，结清高盛以及其它机构，与保险商美国国际集团(AIG)之间持有的巨额信贷违约互换合约，而没有令高盛承受任何亏损。此后，公众的敌对情绪更甚。包括保尔森和鲁宾在内的许多高盛合伙人，在离开高盛后出任公职，让人们更对该公司与政界人士过于密切的关系表示怀疑。
2009年10月，高盛提留150亿美元，用于薪酬和福利拨备的决定，更令公众的疑虑升级为愤慨。11月，布兰克费恩终于在公众压力下，表达了对过去的悔悟：“我们参与了明显错误的事情，有理由感到后悔。我们为此道歉。”他对公众对薪酬的愤怒做出了回应，改变高盛高级管理人员的奖金结构，用股票来奖励他们，这些股票在5年内不能出售。
批判归批判，布兰克费恩短期一定不会下台。
一方面，布兰克费恩为股东赚取了源源不绝的利润，另一方面，他所承受的这些批判，更多因为他在为他的团队—高盛400名合伙人、3.7万名分析师、交易员们争取薪酬福利，在他们心目中，敢于面对政府压力而直言不讳的布兰克费恩，不啻于一个英雄。
“人们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人们不知道未来将发生什么事情。就好比飓风，金融危机就好比一场飓风。”听证会的最后，布兰克费恩还是试图轻描淡写地将危机根源引向不可抗力。这种滴水不漏的谎言，显然也是高盛愿意支付他年薪6 950万美元的原因之一，但是，他心知肚明，这场飓风不是大自然酿成的天灾，而是他和他的同行们共同制造的人祸。
物极必反，尽管后危机时代的投行家们依然充满傲慢与偏见，依然追名逐利，但更多的华尔街人士开始意识到，没有舆论的支持，金融家们的金字招牌将逐渐黯淡无光。在越来越多的公众看清楚，高杠杆冒险衍生品和高额奖金制度带来的恶果时，华尔街也必然不能再像繁荣时期那样为所欲为。这里不会永远是冒险者的乐园。
摩根士丹利董事长麦晋桁 冒险家落幕
金融危机彻底改变了这位投行老兵的价值观。从危机前过分追求杠杆利润的冒险王，到危机后过度强调风险控制的保守派。麦晋桁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