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火刚刚熄灭，列强迫不及待地进一步实施他们的套路，向中国输出资本，提出向清政府贷款，争做中国的债主。清政府为偿还对日赔款和“赎辽”费用2亿3千万两白银，大借外债。其中，数额最大的是向俄法、英德的三次借款，每次数额高达白银1亿两左右。
早在李鸿章赴日本谈判《马关条约》之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根据以往清朝由他经手借外债的经验，就让英国金融界作好充当中国债主的淮备。他还得意地说：
“对日赔款如交我筹措，恐怕除了海关之外，还有许多别的职权交到我手中”。
果然，在《马关条约》签订时，清政府先通过赫德向英国银行交涉贷款的事。俄、德、法听到中国向英国借款的消息，三国公使聚在一起说：
“这个蛋糕不能让英国人一个吃，是我们迫使日本归还中国的辽东半岛的，中国不够朋友，我们得要个说法。”
俄、德、法三国以辽的功臣自居，找到李鸿章，出来拦阻中国单独向英国贷款。俄国要清政府向它的银行借款白银1亿两，俄国并没有那么多的钱可以出借，就同法国联合充当债主。被俄法撇下的德国，也不甘心失去这次机会。于是，英德联合向清政府交涉贷款。清政府谁也不敢得罪，只好答应向这几个国家都贷款。
列强贷款给清政府具有很强的政治奴役性，主要表现在:
首先，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英、德借款给清政府时，英国迫使清朝声明，长江沿岸地方“中国断不让与或租给他国”；
其次，通过借款控制中国的海关与财政。最大的三次借款，均以中国的海关收入和其他税收作抵押；
第三，以借款作为长期控制中国主权的重要手段。合同上规定的还款期限特别长，以达到列强长期控制中国主权的目的。
帝国主义列强贷款给清朝，大发横财。
光绪皇帝说：
“它们先扣下利息，中国实际没有拿到那么多本金，比如，1896年英德银行贷款，说是贷1600万英镑，中国实际拿到手的本金是1504万英镑，英德先扣除了利息96万英镑，没有本哪来的息？列强就是先扣息，实属欺人太甚。”
“那是没有办法的事，谁让我们打不过人家，比人家穷，比人家落后。”李鸿章奏说。
光绪皇帝痛苦的闭上眼睛，半天不语。心里暗骂李鸿章是个老不死的。
列强们获得的利息超过本金一倍半左右。这些贷款，回扣盘剥之重，也是国际债务史上罕见的。
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向列强借债情况表：
时间债主贷款额年息折扣年限共计偿还本息
1895年俄、法银行团4亿法郎4厘94．12536白银3亿两白银7亿两
1896年英、德银行团1600万英镑5厘9436
1898年英德银行团1600万英镑4．5厘8345
清政府没有自己的企事业，财政收入主要靠海关税收，海关税收每年约2000万两，在大借款之后，每年要偿还的本息合计也在2000万两以上，偌大个国家，清政府全靠借钱过日子，海关税收又作了抵押给帝国主义，这样，清政府每年的海关收入就全部落入帝国主义手，清朝的海关“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的外国债权人的收款机关”。列强控制了中国海关，就基本上控制了中国财政。
中国老百姓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到处是讨饭的，妻离子散，卖儿卖女的凄惨境地。
帝国主义列强在给中国放贷的同时，又疯狂地抢夺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和建立工厂的权利，向中国输出资本，谋取暴利：法国先在中国西南抢得铁路修筑权，接着，俄国在中国东北强筑铁路：即中东铁路，由哈尔滨西到满洲里，连通俄国西伯利亚铁路，东到绥芬河、海参崴，南到大连。
帝国主义列强争夺路权最激烈的是穿越中国心脏地带的几条铁路修筑权：即卢汉铁路——卢沟桥到汉口，后通到北京，改称京汉铁路；津镇铁路——天津到镇江；粤汉铁路——广州到汉口。清政府打算自己筑路，英、法、俄、德你争我抢，清政府因借他们的钱太多，束手无策，只得拱手让与外国。列强利用修筑铁路，直接控制中国铁路交通大动脉，便于从军事上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从经济上掠夺中国的财富，还控制了铁路沿线的地方，他们办工厂，设仓储，建码头，雇用廉价的中国劳工、童工，殖民中国人民，它们的势力深入中国内地。
列强在中国争得的铁路投资权(截至1898年11月)：
英国：2800英里；俄国：1530英里；德国：720英里；
比利时：650英里；法国：300英里；美国：300英里。
一共6420英里，折成公里数是10338。16公里
英国看到法俄在中国得到了修路权，立即向清政府要5条铁路的修筑权：天津到镇江；山西、河南到长江口岸；九龙互香港；浦口到信阳；苏州经杭州到宁波。
英国女王通知驻华公使说：
“你在和舰队司令磋商之后，可以发出限定中国答复的日子的通牒，态度可强硬一些”。
中国政府接到英国公使和舰队司令署名的强硬限期答复通牒，63岁的慈禧太后、75岁的军机大臣李鸿章等无可奈何，66岁的奕，早前在同治八年，支持杀掉慈禧太后亲信安德海，为慈禧太后所恨。同治十二年，奕?劝谏同治帝不要修治圆明园，触怒了慈禧太后。光绪七年三月，慈安太后去世，奕?更为孤立。在强硬的慈禧皇太后面前，当不什么家，反复浮沉磨平了奕?往日的棱角，挫折了他的锐气，遇到大事他提不出应对的策略。中法战争中，奕?为首的军机处对于战与和拿不定主意，军队节节败退。光绪十年（1884），三月十三日，慈禧太后借口奕?“委靡因循”免去他的一切职务，奕?集团全班人马（武英殿大学士宝鋆、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龢）被逐出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自光绪二十年（1894年），又起用为总理衙门大臣，并总理海军，会办军务，内廷行走，但毫无作为，且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政府无可奈何，光绪皇帝说：
“除津镇路外，其他4条路可以答应英国，反正是他们先掏钱先修路，路，他们是搬不走的”。
津镇路要通过山东，那里是德国的势力范围，所以清政府不敢答应。后来，英、德撇开清政府，两国私下商议好了共同投资修筑津镇路。
英国公使给英国女王写信描述说：
各帝国列强纷纷涌入中国做生意，谋暴利，人来人往。各海口江岸码头，外国船只，千帆竟过。中国土地广阔，谁都可以占有一席之地，但，任何一个国家又独吞不下他，到中国来的国家众多，这里成了大集市，这里人口众多，劳动力便宜，物质资源丰富，政府好欺负，在整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好地方了。
帝国列强纷纷在中国建立厂矿企业，这些企业的特点是资金充足，规模大，技术新，管理先进，产量高，成本低；拥有种种特权；利润率特别高。中国资金短缺，没有基础，缺乏技术人才，政策环境落后，帝国列强厂矿企业居于垄断地位。各国列强正在进行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当然，我们也决不会坐失良机，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大刀阔斧’，我们也要‘大刀阔斧’的前进。
在中国近代厂矿企业中，外国列强在中国开办的企业，大量掠夺中国资源，占领中国市场，严重阻碍了中国自己的民族工业的发展。
1895-1913年一些国家在中国开办的企业(投资在10万元以上的)
投资量的顺序（国名）行业名称行业数量（家）
英国矿业32
日本水电19
德国纺织16
俄国食品39
英、法、德、美、俄、日机器造船7
共计资金总量1．3亿元113家
甲午战争以后，德国远东舰队到中国沿海勘察，认为在胶州湾建立海军基地最理想，并上报德皇。德国政府决定制造事端，伺机占领胶州湾。为了得到俄国的支持，37岁德皇威廉二世在访问俄国时，亲自试探沙皇尼古拉二世，笑着对29岁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说：
“皇帝陛下，我们德国军舰如在胶州湾停泊是否合适?”
尼古拉二世听了，笑了笑，说：“听说胶州湾的气候不错。”
尼古拉二世答非所问。
37岁德皇威廉二世会意，微笑说：“谢谢！”并举起了酒杯。
德国由此下决心占领胶州湾，1897年冬，德国2个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唆使教民欺压农民，激起公愤被杀。时刻盯着中国的德皇威廉二世得知，欣喜地说:
“终究给我们提供了期待已久的理由与事件，立刻动手！”
他马上令德因远东舰队占领胶州湾。列强掠夺中国的高峰，是掀起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胶州湾开始，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中国沿海不少重要港湾插上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旗帜，几乎全部神圣国土都被肢解为列强的“势力范围”。这些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实际是走向殖民地的过渡形式。中国面临着从半殖民地沦为殖民地的严重危机。
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的“势力范围”简表
国名强占、强租借地区势力范围
德国强租借：胶州湾山东
俄国强租借：旅顺、大连湾长城以北和新疆
法国强租借：广州湾广东、广西、云南
英国强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长江流域、云南、广东
以南地区及附近岛屿（今新界），威海卫
日本强占：台湾、澎湖列岛福建
国家越来越穷，清庭也越来越举步维艰，清政府为了扩大税大税源，解决财政危机，放宽了民间办厂的限制，中国兴起了一个办工业的浪潮，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开始了初步发展， 1895年到1898年间，国内新创建的商办厂矿企业，资本在万元以上的有60多家，其中80%属于轻工业，总投资额为1200多万元，平均每年设厂15家以上。原来基础较好的上海、广州、汉口、天津等城市的工业，有所发展，其他一些地方也出现了近代工业。在这期间，中国近代工矿企业中，棉纺织业的发展尤其突出， 1899年，中国自办纱厂的纱锭总数，比1895年增加将近一倍。甲午战争以后，民族资本主义虽有初步发展，但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束缚和压迫，仍然步履维艰。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救亡图存的维法变*法*运*动。
康有为、梁启超率先掀起维新思想，早在1891年，康有为从北京回到广东，开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新学伪经考》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古文经是秦朝以前用蝌蚪文写的，由汉代学者加以注释的儒家经典，康有为认为是西汉人刘歆为帮助王莽篡权而伪造的，不是孔夫子删定的“真经”，它是新莽一朝之学，所以叫“新学”，实际上，古文不一定是伪造的东西，康有为的考证，主要是为他的维新变法的政治目的服务；《孔子改制考》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尽可能思想、平等观念的人。宣称孔夫子是托古改制、主张变革的先师，六经都是孔夫子所作，六经记载了有关尧、舜、禹的“盛德大业”，都是孔夫子假托圣先王的言论来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主张的，康有为的目的，是利用孔子的权威来论证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理论的合理性，为维新变法思想制造历史根据。康有为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被称为“思想界之大飓风”，“火山大喷火”，对封建顽固守旧分子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而这两部书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1894年，康有为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这本书经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大同书》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
中国年轻的光绪皇帝（1871年生），是一个很努力的皇帝，自小勤学苦练，博学多才，志向远大，见各国列强并起，自1840年1894年，强盗式的瓜分中国，心有不甘，也想奋起图强，根据德国人汉纳根的建议，1894年下定决心，训练新式陆军(即精锐部队)，1895年3月，派广西督察使胡燏棻开始编练10个建制营的新军，约5000人，驻天津马厂，不久移驻天津小站训练，军名为“定武军”，以西方军事训练方法训练。《马关条约》签订后，光绪皇帝决定加大力度：当时，1894年甲午战争清军海军、陆军皆战败，袁世凯随军撤退天津。因袁世凯在朝鲜时期表现突出，有“知兵”之名，清庭军务处大臣荣禄、军机大臣李鸿章等保荐袁世凯负责督练新军。
1895年12月，慈禧太后改派自己的亲信袁世凯、荣禄等人，接替胡燏棻督练新军，抓过新军军权，制定聘请洋教员合同和新建陆军管制、饷章，增聘德国教员10多人，由巴森斯参赞营务和兼管教练，伯罗恩、祁开芳、曼德分任德操、炮队、马队教习，慕兴礼、魏贝尔任德文学堂教习，又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100多名名学生任各级军官，由4750人的“定武军”扩充到7300人，改称新建陆军，成立“新建陆军督练处”，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等。徐世昌任参谋，冯国璋任步兵总办兼督练营务总办，段祺瑞任炮兵学堂总办和炮兵统带，王士珍任工程学堂总办兼工程兵统带，这年袁世凯36岁，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从小习武，精武艺，体格魁梧，臂力过人，为人狡黠，无信多变；荣禄时年59岁，满族，满洲正白旗人，瓜尔佳氏，曾任内务府大臣兼步兵统领，工部尚书，因纳贿被免职，1891年起用为西安将军，此临时来小站，很快被任为兵部尚书；徐世昌40岁，直隶天津人，光绪年间进士；冯国璋38岁，直隶河间人﹙今河北﹚，天津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段祺瑞30岁，安微合肥人，1889年天津武备学堂毕业，随即留学德国学习军事，身材瘦小，学习用功，此人又胆小又心狠。
同时，两江总督张之洞在江苏编练“自强军”(即精锐部队)，2600多人，后来，张之洞调回湖广总督任职，该军由湘军名将刘坤一接管，后来，调到山东，归袁世凯节制。
袁世凯小站练兵，练的是精锐，铸就“新建陆军”，这支军队渐为清廷所倚重。这股军队后来发展成为北洋6个镇(北洋新军，镇，即师，6个镇即6个师，每个镇12500人)，为清末陆军主力，民国初年的北洋系军阀亦多源自清末新军。
徐世昌1854年生，字卜五，号菊人，又号涛斋（号水竹邨人）晚号水竹村人、石门山人、东海居士等。博学多才，为人柔弱寡断，智多勇寡。生于河南卫辉城内曹营街四号寓室，乳名卫生，两岁时随家迁往开封，后又随母迁回卫辉贡院街居住，７岁丧父，家道败落，成年后在沁阳、太康、淮宁等县署做文书和家馆教师。直隶（今河北）天津人，祖籍浙江鄞县。1879年，25岁的徐世昌与20岁的袁世凯结为盟兄弟，得袁资助北上应试。徐世昌本人先中举人，后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86年（光绪十二年），32岁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1897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兼任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总办，是袁世凯的幕僚之一，此後累获擢升。
段祺瑞，原名启瑞，字芝泉，晚号正道老人，汉族，安徽合肥人生于1865年3月6日（同治四年二月初九日）。段祺瑞尚武好战，一生廉洁，不爱钱财，不好色，不好吃，平时身上不爱带钱，所有的钱皆用于打仗，段祺瑞的父亲段从文，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生种田。1872年，8岁的段祺瑞被祖父段佩带往江苏宿迁任所（段佩时统“铭军”直属马队三营驻防于此），少年段祺瑞逐渐习惯并喜欢上了军营生活。1881年，17岁的段祺瑞在祖父病故后只身徒步前往山东，投奔在威海驻军中任管带的族叔段从德，被安排在营中当司书。1885年，21岁的段祺瑞考入天津武备学堂，为一期预备生，后分入炮兵科。在天津武备学堂，段祺瑞先后学习了兵法、地利、军器、炮台、算法、测绘等新式课程。1887年，他以“最优等”成绩从天津武备学堂毕业。1889年春，段祺瑞等5人到德国，以官费入柏林军校。在用一年半时间系统学习理论课程后，段祺瑞又单独奉派入克虏伯炮厂学习半年（其他4人先期回国）。克虏伯炮厂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兵工厂，他在这里耳濡目染，有了实践的机会，获益匪浅。1890年底，段祺瑞学成归国，任职北洋军械局。1891年，调往威海，任随营学堂教习。1895年底，光绪令由袁世凯主持在天津小站练兵。段祺瑞在袁世凯编练新军过程中，一直充任重要角色。1905年和1906年，清廷接连在直隶河间（今河北省河间县）和河南彰德（今河南安阳）举行两次大规模秋操，段祺瑞皆任演习中“北军”的总统官。两次秋操使段祺瑞的知名度和权力迅速上升。秋操前后，段祺瑞先后就任第3、第4、第6镇（师）的统制（师长），并曾兼任保定陆军学堂总办。
冯国璋，字华甫，河北河间人，身材修长，能吃苦耐劳，大脑反映敏捷，为人有正义感，喜欢助人为乐，冯国璋于1859年1月7日(清咸丰八年十二月初四)出生在直隶(今河北)河间县西诗经村，冯家原是村中大户，其祖父冯丕振，家境富裕，有地300亩，为该村四大户之一。其父冯春棠，因科举落榜，精神失常，又因遭天灾，家道逐渐中落。冯国璋有胞兄弟4个，他排行老4。老大冯佩璋，常年经营戏班，奔波外乡；老2冯蕴璋，自幼读书，被选为拔贡；老3冯琥璋，文庠生。但到其父时，家道开始中落，他 7岁入本村私塾读书，5年后入其外公家所在地30里铺毛公书院读书，1876年结业，考试名列前茅。在堂叔冯甘棠的资助下，冯国璋1881年到保定莲池书院进修2年，因家境艰难，1883年辍学回家。为了找寻出路，冯国璋于1884年底，告别父母妻子，只身到天津投军当兵，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1885年冯国璋入李鸿章淮军直字营当兵。因冯国璋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经常帮助士兵书写家信或帮伙房记账，人缘不错，亦取得了该营统领刘祺的信赖。第二年，经刘保荐，冯国璋进入天津武备学堂，习步兵科。该学堂是淮军首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培养淮军中下级军事人才于1885年创办的。聘有德国军事教官，所设课程有兵法、地利、军器、炮台、算法、测绘，并操习炮队，步队、马队、工队及分合阵法，另外还兼学经史。6月，冯国璋成为武备学堂第一期步兵学员。在学习期间，他曾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当时特设数学附生额，因他擅长算术，考中秀才，真是秀才当兵，文武双全。后返回天津武备学堂继续学习军事。冯国璋学习刻苦，精通枪炮阵式，熟习营垒作业，各科成绩优秀，曾得到该学堂总办荫昌和德国教官的赏识。1889年7月，冯国璋从该校以优异成绩毕业，被留校任教。1893春，冯国璋入淮军聂士成军作幕僚，当时冯国璋已届而立之年，他不安于现状，想大立军功，出人头地，于是在1893年进聂士成军中效力。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冯曾随聂士成赴东北和朝鲜等地考察和测绘地形，为时半年，跋涉数千里，餐风宿露，历尽艰险。所达之处，对山川要塞均用新法绘图说明，地形地物，了如指掌。所搜集的资料以聂士成的名义编成《东游纪程》一书，由冯国璋任注说编辑，聂士成见书写的好，又是著作成聂士成自己的名字，大喜，到了第二年聂士成率部在朝鲜和东北等地抗击日军时，这部著作发挥了极大的指导作用。聂士成对冯国璋特别高看，被任命为该军军械局督办。在甲午战争期间，他随聂士成赴朝鲜及东北前线作战，战后他得到了候补知县并加五品顶戴的虚衔。甲午战争后，冯国璋得聂士成保荐，以清朝驻日公使裕庚随员身份赴日本。冯国璋在日本期间，为考察日本军事，结交了日本军界人士福岛安正、青木宣纯等人，并博览大批近代军事著作，取得了大量有关军事教练的资料，不舍昼夜，抄录和整理了几大本有关军事训练和近代军事科学发展的“兵书”，冯国璋也因此大长才干。 1896年冯国璋回国后，将精心整理好的笔记资料呈送聂士成，聂又转呈袁世凯。当时，袁世凯正在积极筹办小站练兵事宜，急需军事教学人才，见到冯国璋所整理的军事资料如获“鸿宝”，于是招冯国璋到小站辅佐编练新军。与冯国璋同时进小站的还有他在武备学堂时的同学王士珍和段祺瑞等人。冯国璋在教学中结合实际，深入浅出，深受学兵的拥护和爱戴。未几，冯国璋即被任命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不久，又升为督操营务处总办。冯国璋鉴于新建陆军初创，在训练工作上应有所遵循，经过精心筹划，与王士珍、段祺瑞等人合力编成《训练操法详晰图说》22册，成为随营学堂的标准教科书，也是清朝末年我国军事学校和编练新军的主要教材。由于冯国璋等人对袁世凯的赤心辅佐，使小站练兵的声誉大振，冯国璋与袁世凯也日久生情，关系密切，得到聂士成的器重。1899年，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改称武卫右军，成为一个真正的军建制。
王士珍，1861生，字聘卿，号冠儒，河北省正定县牛家庄人，身材瘦高，对军事有独到的见解，是军事奇才，王士珍父亲早逝，他与寡母相依为命，寄居在正定城内东门里伯母娘家，靠母亲替人做针线活艰难度日。9岁时入私塾攻读诗书，由于聪明好学，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他15岁时，被正定镇台叶志超看中，收在属下当勤务兵。17岁时考入正定镇总兵学兵队，旋即随叶志超调驻山海关。光绪十一年（1885年），入天津武备学堂，在炮兵科学习3年，毕业后回山海关任炮队教习。他采用西法教学，学以致用，博得上司的称赞。6月，叶志超奉命赴朝助战，王士珍带领炮队官兵学员驻守在牙山。不料日本也出兵朝鲜，兵力不断增加，远远超过驻朝清军。7月25日，日本海军不宣而战，爆发了丰岛海战，清军损失惨重。丰岛海战后，王士珍随叶志超撤到平壤，叶志超被任命为平壤清军总指挥。9月12日，日军兵临城下，王士珍所在牙山军，防守大西门至七星门阵地。他观察地形后，极力建议，说：
“大人，日军武器装备优于我们，火力大于我们，我军最好在城外的山上，设奇布防，敌人来了，我们依据地理优势，以逸待劳，方能应战”。
“日军技击逊于我军，正是发挥我军长于巷战好时机，倭寇再强大的确火力也无用，进入巷战，一切都无用，还是咱的长矛、大刀片好使。”叶志超认为王士珍年轻无实战经验，不予采纳。
9月15日，侵朝日军分四路猛攻平壤的中国驻军。中国官兵和朝鲜军民奋勇抗击。左宝贵，在平壤玄武门，亲自登城战斗，为防叶志超逃跑影响军队，派亲兵对叶志超监视，王士珍也是极力配合左宝贵。王士珍率领炮队学兵坚守在城上顽强鏖战，给日军以重大杀伤。王士珍左手无名指被炸掉，额头左上部被弹片击伤，留下一寸多长的伤口。敌军四面合围，王士珍拼死再战，炮队学兵，见敌重兵到了，再战也无益，挟持王士珍突围杀出。左宝贵战死，平壤失守后，清军溃退。
清军本可后退一步，整队再战，叶志超胆小如鼠，不是立即组织反击，而是立马逃跑。
清军兵败如山倒。
大江东去，受伤的王士珍，也只得跟着叶志超连夜奔驰，回国的路上，到处是溃兵。黑夜昏暗，南北不分，不知所向。幸好王士珍携一地图，遂按图指导残军星夜疾行，安全抵达义州后回国。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从惨败中看到必须用新法训练军队才能维持其统治，于是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王士珍作为军事教官被任命为讲武堂总教习，王士珍也想振兴中国军队，用心倍至，他完全按照近代德国陆军的营制、操典训练士兵，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官和督操官，全部使用外国制造的最新式武器。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奉诏到小站检阅新建陆军，王士珍将工程营设制的水雷、旱雷、踩雷及各种武器一一演习，再加上新建陆军比旧军军容整齐，荣禄大加赞赏。第二年二月，荣禄再次检阅，路过海河，河面不宽，尚有冰冻。王士珍用特制的帆布做桥，搭于冰上。荣禄的步兵、骑兵、炮兵从桥上通过，行如坦途。这种帆布桥稍加整理后即为小舟，可供游渡，若拆卸折叠，极易收藏携带，荣禄看后更为高兴。等到检阅完毕回去再过海河时，王士珍仍为他架设帆布桥，荣禄担心天已渐暖，冰河解冻，存有危险。王士珍很干脆地禀告说：
“大人，不用担心，三天后才解冻。”
果然三天后才解冻。
荣禄深服王士珍的才能，料事精确，对王士珍刮目相看。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袁世凯听说清政府将派他任山东巡抚，赶紧让王士珍率两名亲信去山东巡视。不到一个月，即将山东沿海各要隘、军营情况全部勘察清楚，连驻兵计划也作了周密安排。返回后，袁世凯又惊又喜地说：“怎么如此之快！”当即委派王士珍为小站留守司令官，指挥各军依次从小站开赴山东。得到袁世凯的赏识与重用，为王士珍以后的仕途铺平了道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冬，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王士珍任军事参谋。当时济南、泰安、东昌、曹州等数十州郡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王士珍为袁世凯提出了一整套镇压义和团的策略：先行劝解，然后以武力相威。如果仍然不从，再惩办其首领，安慰解散其众人。袁采纳王的建议，并让王士珍参谋山东全省军务，致使各路团民死伤惨重。
袁、王对义和团的血腥镇压，惹得清朝贵族端郡王载漪、庄王载勋不满，他们利用义和团的势力，要使光绪皇帝重新执政。1900年6月，端、庄二王派了一个义和团的首领，拿着清政府的令箭去找袁世凯，说端王命令袁世凯安抚义和团，允许设坛继续操练。袁世凯非常吃惊，立即召集僚属开会商议。群僚认为：如答应设坛，义和团将兴盛起来，造官府的反；如不答应，难免受到端、庄二王的严厉谴责。相顾失色，想不出解决办法。
王士珍站起来说：“请交给我来审问吧！”
王士珍立即将义和团首领以盗窃端、庄二王令箭之罪推出斩首。此时袁召集的会议还没有散，袁世凯问王士珍：“审问的怎么样？”
王士珍答：“盗贼已经处决了，可以把令箭封起来送还端、庄二王。”
袁世凯顿时醒悟，十分佩服王士珍处事“明决”，王士珍是将义和团首领，作为偷令箭的盗贼处理。
从此，清朝贵族端郡王载漪、庄王载勋对袁世凯心狠手辣，怀恨在心。
这期间，袁世凯邀请德国驻胶州总督到济南阅操。德国总督看到袁世凯所练新军确比旧军操练精娴，赞扬主持操练的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为“北洋三杰”。
平时王士珍不喜形于色，韬略权谋藏于腹中；段祺瑞，不爱钱财，爱穷兵黩武，坦直，常行凶残于外形；冯国璋私心重，相比较贪婪一些，这所谓的“三杰”，又被人指为袁世凯的“龙、虎、豹”。自此，王士珍被推为“三杰之冠”，始称北洋“三杰之龙。”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二月，清政府根据袁世凯的奏谏在北京成立练兵处，王士珍被任命为练兵处军学司正使。在此期间王士珍极受袁世凯信赖，凡是重要军牒袁世凯必问：
“士珍看过吗？”
上奏或下发的文稿，袁世凯也一定让王士珍圈阅修改，临发前还要让王审阅。因此当时不少人称王为“龙目”，即袁的“眼睛”。
袁世凯向慈禧太后保奏说：
“王士珍多年随臣当差，此人颇有帅才，我知道的最详细，人也最熟悉，切实可靠。”
王士珍随后被任命为北洋陆军第6镇统制（师长）。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月，清政府抽调2万多名北洋陆军，在直隶河间府举行秋操，任命王士珍为总参议兼操练处军政司正使，整个操练几乎全是在王士珍指挥下进行的，自始至终井井有条，大得各方称颂。各国被邀往参观者，无不赞赏王士珍的调度才能。
曹锟，字仲珊，1862年（同治元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出生于天津大沽一个贫穷造船工曹本生家里。曹锟的父亲曹本生，在大沽的一个船行当排工，成年累月给人家造木船，以维持这个10口人之家的生活。尽管曹家经济拮据，但曹本生性子憨直，为人要强，他宁愿自己勒着腰带，也要供孩子们识几个字。因此，曹锟兄弟几个，多在幼年读过几年私塾。曹锟16岁时，父亲让他学造木船，曹锟不肯，叫他学做农活，他也不依，曹本生只好让他去卖布。因家中贫穷，买不起一辆手推车，曹锟便把布匹搭在肩上四处叫卖。曹锟性情豪爽，爱交朋友，喜欢武术，好酒贪杯，喝醉了便席地而卧，有时街上一些顽童就趁机把他钱袋里的钱偷走。当曹锟酒醒后发现钱没有了，只是一笑了之，从不追问。所以大沽一带的人们给他起了个“曹三傻子”的绰号。父母见曹锟不成器，便在他17岁那年托人说媒，将西大沽一家姓郑的姑娘娶过来，意思是想让老婆管着点曹锟。郑氏长于曹锟两岁，相貌平平，但为人通情达理，很贤惠，过门后上敬公婆，下疼小叔小姑，对曹锟更是十分体贴，小两口和和睦睦，从不发生口角。一日，曹锟贩布到保定城门，被两个守城的士兵拦住，不但没让进城，反而被他们谩骂嘲笑一番。曹锟无端受辱，窝了一肚子火儿。他想起自己寒来暑去，历尽艰辛，也未能改变自己吃苦受累的命运，于是他暗下决心，立志从戎。
1881年适逢袁世凯在小站招募新兵，19岁的曹锟，应募入伍。因有几年私塾的文化底子，不久即被选送天津武备学堂学习。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武备学堂，任毅军(1862年，安徽巡抚唐训方裁临淮军，以三营归记名总兵宋庆所统。因宋庆勇号毅勇巴图鲁，故称毅军，毅军即宋庆所带领的这支军队。)哨官。1894年随毅军赴朝鲜参加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曹锟被任为右翼步兵帮带，曹锟也不贪财，在钱财上，是一个马大哈，也爱在钱财上帮助别人，颇得人缘。
1907年升任新军第3镇（师）统制（师长），使北洋势力伸展到吉林、黑龙江。
小站练兵，是中国新式军队发展的转折点，也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同时，也奠定了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等人的仕途。袁世凯从此，声誉鹊起，扶摇直上。1897年，擢直隶（今河北）按察使，仍主持练兵。
当时，中国贫穷、落后、挨打、割地、赔款，无论是绝大多数的华侨，还是国内进*步*人*士，无论是将相王候，还是绝大多数的将军士兵，无论是有钱人，还是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无不希望中国强大起来：
第一雅片战争（1840年6月——1842年8月《南京条约》签订，战争结束）前后，龚自珍，黄爵滋、林则徐、姚莹、徐继畬、洪仁玕、邓廷桢等，无不是想“师夷长技以制夷”：
太平天国*运*动（1851年1月～1864年7月天京*陷、1868年8月捻军覆灭）、第二次雅片战争（1856年10月23日～1860年12月）前后，以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崇厚等为首的“师夷自强”的洋*务*运*动，王韬、郑观应等变*法*图*强；
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7月——1895年4月17日签订《马关条约》止），中国*战*败，赔日本人2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岛*给日本，在中国的北方亲政的光绪皇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呼吁变*法*图*强；在中国的南方，孙中山、黄兴、陆浩东等，正在进行*武*装*推*翻清政府，建立新的民*主*国家。
王韬，1828年11月10日生，初名王利宾，字兰瀛；1845年考秀才18岁县考第1名，改名为王瀚，字懒今，字紫诠、兰卿，号仲弢、天南遁叟、甫里逸民、淞北逸民、欧西富公、弢园老民、蘅华馆主、玉鲍生、尊闻阁王，外号“长毛状元”。江苏苏州府甫里村(今甪直镇）人，爱学习，博闻强记，过目不忘。1849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士之邀，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1862年因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被发现，清廷下令逮捕，在英国驻沪领事帮助下逃亡香港。应邀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将13经译为英文。1867冬－1868春年漫游法、英、苏格兰等国，对西方现代文明了解更深。1868-1870年，旅居苏格兰克拉克曼南郡的杜拉村，协助理雅各。1870年返香港。1874年在香港集资创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提倡维新变法，影响很大。1879年，王韬应日本文人邀请，前往日本进行为期4个月的考察。王韬考察了东京、大阪、神户、横滨等城市，写成《扶桑记游》。王韬在1884年回到阔别20多年的上海。1885年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直至去世。1894年为孙中山修改《上李鸿章书》，并把修书介绍给李鸿章的幕友罗丰禄、徐秋畦等。王韬一生在哲学、教育、新闻、史学、文学等许多领域都作出杰出成就，著有《韬元文录外编》，《韬元尺牍》、《西学原始考》、《淞滨琐话》、《漫游随录图记》、《淞隐漫录》等40多种。
郑观应，是实用型人材代表，1842生，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署罗浮偫鹤山人等，祖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1858年（咸丰八年），应童子试未中，即奉父命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在任上海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供走奔之劳”。次年，由亲友介绍进入上海一流的英商宝顺洋行任职。同年冬，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务。1860年返回上海后掌管洋行的丝楼，并兼管轮船揽载事项。同时进入英国人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并对西方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1868年，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转任生祥茶栈的通事，并出资合伙经营公正轮船公司。1873年，参与创办太古轮船公司。1874年，受聘为该公司总理之职并兼管帐房、栈房等事，郑观应着手在长江各主要口岸开设了商务机构和金融机构，太古船运生意颇为红火。郑观应同时还投资于实业，先后参股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并纳资捐得郎中、道员衔，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也交纳日深。1880年，编定刊行反映他改良主义思想的《易言》一书，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主张向西方学习，组织人员将西方国富强兵的书籍翻译过来，广泛在中国传播，使人人得而学之。并主张采用机器生产，加快工商业发展，鼓励商民投资实业，鼓励民办开矿、造船、铁路。对华洋商税赋不平等的关税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主张“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的保护性关税*政*策。郑观应在《易言》中还大力宣扬了西方议会*制*度，力主中国应实行政*治*制*度的变*革，实行君*主*立*宪*制。
1878年，直隶总督李鸿章下任命书，委托郑观应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1880年，正式委派郑观应为织布局总办，旋又委郑观应为上海电报局总办。1882年，郑观应与太古洋行聘期届满以后，正式脱离太古，接收李鸿章之聘，出任当时几至不能维持的轮船招商局帮办。上任伊始，即拟“救弊大纲”16条上呈李鸿章，从得人用人、职责相符、赏罚分明、增加盈利、降低消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付诸实施。对外为制止太古、怡和洋行的削价竞争，郑观应亲与二洋行交涉签订了齐价合同。由于他的内外治理，轮船招商局的营业额和股票市值大幅提高。1883年农历10月，李鸿章擢升郑观应为轮船招商局总办。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热爱祖国的郑观应，自告奋勇，又经王之春推荐，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调郑观应前往广东，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彭玉麟与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袭击法军粮草储存地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派郑观应潜往越南西贡、柬埔寨金边等地侦察敌情，郑观应不负众望，潜行到多地侦察敌情，并谋联络南洋各地人士袭击法军。回到广州后不久，法国舰队进攻台湾，郑观应建议与法军决战，并条陈作战建议7条。李鸿章见郑观应颇有办法，立即被委任办理援台事宜，郑观应随即去香港租船，向台湾运送军队和粮草弹药。
在这个时候，郑观应被织布局案和太古轮船公司追赔案所缠绕。前一案是由于中法战争期间上海市面银根抽紧，股票大跌，使织布局外放之款收不回而出现亏损，经元善等受清政府委派来清理局务，发现总办龚寿图有挪用公款的行为，而龚寿图却攀诬郑观应经营不善，郑观应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诚信至上，只得垫出2万金了结此案。后一案由于郑观应离开太古时所推荐的继任者杨桂轩经营不善，挪用公司款项，致使太古公司损失10多万元，太古援引保人亏欠有偿还义务的法律，将郑观应扣留于香港追索赔款。经过这两件案子，郑观应已是心力交瘁。1884年农历10月13日，他在给盛宣怀的信中感慨道：
“年来命运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责于外，父兄妻子怨于内，进退维谷，申诉无门。惟今身败名裂，不足取信于人，虽到处乞怜，终难应手。”
于是退隐澳门，寄情山水，将全幅精力用于修订重写《易言》，直到1894年，一部体现他成熟而完整*维*新*体*系的《盛世危言》终于完稿。
《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洋务派干将、才子张之洞，读了《盛世危言》评说：
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
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郑观应竭力主张速行君主立宪，针对清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顽固和强硬态度，以及英国、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后的成效，郑观应愤愤说：
犹谓议院不可行哉？而犹谓中国尚不亟行哉？噫！傎奕！
主张赋予议会以“揽庶政之纲领”之权。为了君主立宪能顺利推行，郑观应还提出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内政改革，主张广办报纸，以使下隐可以上达，并对大小官员起舆论监督作用，以劝善惩恶，兴利除弊。主张改革官员选拔制度，官吏应由民选产生，淘汰冗员和年老让贤。“延聘名师，广开艺院（专业技术学校）”。认为要国强必须重视西学，发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学的新式人才的培养，古今中外各国建立教育培养的习惯，要想发挥富国强兵，首先要重视办学校，“艺院日多，书物日备，制造日广，国势日强”。主张大力翻译西方书籍，改革科举考试，增设格致、电子、医学等新科目，录用精通西学的人才。
在经济方面，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理论。他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遂采用“兵战”和“商战”的手段来对付中国，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法更为隐密，危害更大，所谓：
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捭可敝国无形，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我之商一日不兴，由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
中国只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该书一出，朝野震动，各界人士纷纷争阅，求书者络绎不绝，以致一印再印仍不敷需求，甚至科场考试也常以书中所谈时务为题目。礼部尚书孙家鼐将该书推荐给光绪皇帝，聪明能干的光绪，读毕嘉叹不已，立即向前推动，诏命分发大臣阅读，掀起一场思*想*新潮。《盛世危言》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而且惠及后世，康有为、孙中山即颇受该书影*响，******年轻时也经常阅读《盛世危言》。
1891年农历三月，郑观应蛰久思动，自请盛宣怀举荐，由李鸿章委任为开平煤矿粤局总办，负责购地建厂，填筑码头。1892年李鸿章再度委任其为招商局帮办，整顿经营不景气的招商局，入局伊始，郑观应即与最大竞争对手太古、怡和洋行再签齐价合同。并拟出《整顿招商局10条》，很快又作出了《上北洋大臣李傅相禀陈招商局情形并整顿条陈》14条，内容涉及到开源节流及具体经营方略。1893年，郑观应微服寻视长江各口，了解各分局利弊情形，调查怡和、太古在各地的经营情况，后又巡视汕头、厦门、福州、浙江、天津各分局。
中日甲午战争前夕，睿智的郑观应，上书清廷说日本人将偷袭清军，开战后，又多次上书提请防备日本奸细，采取不准日本人使用电报密码等措施，多方侦探、报告日军运送军械的情况，决定将招商局部分船只拨作军用以运送人员军械。日军攻占东北后，郑观应等将招商局轮船20艘“明卖暗托”于德、英等国洋行，挂外国旗照常行驶，并上《条陈中日战事》，反对向日本乞和。战争结束后，郑观应将轮船全部收回，并坚决反对《马关条约》。
广州的早晨，到处是朗朗读书声，广州是岭南两粤的人文首区，当时城内外的书院、学馆林林总总。
广州作为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从秦汉开始就形成，从地域上来说，岭南文化大体分为珠江系文化、桂系文化和海南文化三大块，主要以属于珠江系文化的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为主，这是岭南文化的主体。其中尤以广州话方言区即粤文言区的广府文化，特别是近代前后以来的广府文化为岭南文化的典型代表。广州作为广府文化和岭南文化的中心，具有悠久的历史，距今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时期开始，有建城前的百越文化、建城后的汉越文化融合和中西文化交融．一直绵延不断形成了自己独特风格和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从考古文物到文献记载，从历史遗址文化、建筑文化、民俗文化、园林文化、商业文化、宗教文化到各种文化艺术，都贯穿着一种开放的人文意识，特别是变改意识、商业意识、务实意识和平民意识，反映出广州人的开放观念、兼容观念和改革观念。传统的文化艺术，从粤语、粤剧、广东音乐、广东曲艺、岭南书法、岭南画派、岭南诗歌、岭南建筑、岭南盆景、岭南工艺到岭南民俗和岭南饮食文化，都反映出岭南文化丰富内涵和独具一格、绚丽多姿的岭南地方特色。从岭南文明史开始，几千年来，广州一直是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岭南文化的代表。
此时著名的书院有“学海堂”、“菊坡精舍”、“礼山草堂”、“广雅书院”等，基本上仍囿限於传统文化范围，还能不习八股，而以经、史、性理、词章、训诂等学为内容，并增设舆地、历算等实学科目，提倡经世致用。
广州林林总总书院中，又增添了一个“万木草堂”，又多了一个激扬文字的人，他就是康有为。
早在1888年，康有为首次伏阙上书未达。既返岭南，决意以教授、著书，继续推进维新变法运动，1890年春，康有为迁居到广州城内的祖宅“云衢书屋”，开始收徒教学。1891年，在长兴裏邱氏书室，正式设立学馆，初称“长兴学舍”。次年移置於卫边街邝氏祠。1893年冬，再迁至府学宫文昌殿後的仰高祠，租赁十年，作为讲学之所，定名为“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观念的人。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都不科学，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而对封建顽固守旧分子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而这两部书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1894年，康有为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这本书经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大同书》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
清政府腐败无能，对内不能解决人民的饥寒交迫，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对外，不能保住主权，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绊脚石，全国人民对清政府深恶痛绝，纷纷起来要求打倒清朝帝制王朝。清朝有志官员纷纷辞职不干了：
1894年的状元郎张謇，见帝后两党，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乘父丧循例回籍守制，去办实业去了，张謇与陆润庠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纱厂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闸陶朱坝破土动工，次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经过数年的惨淡经营，大生纱厂逐渐壮大，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该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光绪三十三年（1907）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市）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万枚。到宣统三年（1911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0多万两。1901年起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 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同时，为了便于器材，机器和货物的运输，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港口──天生港，以后，天生港又兴建了发电厂，在城镇之间，镇镇之间开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为当时南通的主要长江港口。19世纪末近代经纺工业的出现，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换为主转为生产为主，南通成为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
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并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张謇应两江总督刘坤一电报邀请，到江宁讨论兴学之事，对于兴办学堂，刘坤一赞成，而藩司吴、巡道徐、盐道胡阻挠。张謇叹息不已，乃与罗叔韫、汤寿潜等同人筹划在通州自立师范，计以张謇从任办通州纱厂五年以来应得未支的公费连本带息2万元，另加劝集资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师范择定南通城东南千佛寺为校址开工建设，翌年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1所师范学校，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
张謇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痛心疾首，曾主持发动了3次国会请愿运动，成为晚清时期立宪运动的领袖。
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康有为连夜起草了1份14000多字的上皇帝书，书曰：中国不变法，外国的侵略将会变本加利，势不可挡。人民的反抗也会更加猛烈，势不可挡；形势已经到了“瓜分豆剖”，“揭竿斩木”的地步，此上书，激情四射，条理清晰，道理充分，不断指出问题，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一份很不错的上书文章。各省举人1300多人集会，通过了这个万言书。5月2日，这份万言书送交都察院。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
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
在这次会试中，康有为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以后，康有为又连续给皇帝上了几次书。对康有为提出的问题，自觉要求上进的光绪皇帝很受感动。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变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他指出：
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
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这几个方面构成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基本纲领。为了组织和发展维新派力量，由于，保守派奕等人扣押，光绪皇帝并没有见着这万言上书。
此时，更有先行者，那就是28岁的孙中山成立兴中会。清廷的腐败无能，向帝国列强割地赔款，借款举债，使整个中华民族更加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整个民族愤怒了，惹恼了最有名的几个仁人志士，孙中山先生的得到20几个华侨支持，首先发起成立兴中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