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
秋天。
香港西医书院的亭子，木质雕梁画栋，别有韵致。
杨鹤龄、孙中山（字逸仙）、陈少白、尤列四个年青人聚在一起，激扬宣讲。他们四个常常形影不离，时称“四大寇”。
1894年的春天，广东香山县翠亨村一个青砖瓦房院落，房前房后树荫环绕，正房厢房枇邻连接，错落有致，院子里，四个年青人围在一起说话，有时激扬，有时低沉，他们就是孙中山、孙眉、陆皓东、郑士良，此时，26岁的杨鹤龄在香港自家商店里做买卖，25岁的陈少白在新会县海镇南华里村，25岁的尤列，忙于4月5日成立“中和堂”的帮会组织。28岁的孙中山说：
“清廷的腐败无能，向帝国列强割地赔款，借款举债，使整个中华民族更加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男儿当自强，我们一定要推翻清妖政府。”
“说干就干！”26岁的陆浩东铿锵有力地说。
“怎么干？打天下可是天大的事，岂是这么简单的？”40岁的孙眉说。孙眉是孙中山的哥哥。
“一，我们首先要有个纲领，有个口号，名不正言不顺，当年太平天国也是打旗号的；二是要有组织，有一大帮人原行。”孙中山说。
“那咱们就是这个组织的元老呗，说干就干，逸仙可有好的纲领口号？”31岁的郑士良说。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孙中山说。
“必须要建国，建立新政府，这个也要加进口号里。”郑士良说。
“在国内发展组织，不行，必须在国外成立组织，再渗透回国，这样才安全。”孙眉年长一些，徐徐地说。
“那我就去香港、南洋，去加拿大，去美国。”孙中山信誓旦旦地说。
清政府的无能，这一下，惹恼了最有名的几个仁人志士。
1894年11月24日成立于美国檀香山。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刘祥、何宽为首任正副主席，然不久，刘祥便退出兴中会。
孙中山先生的得到20几个华侨支持，首先发起成立兴中会。
兴中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由孙中山领导。1894年11月24日成立于美国檀香山。孙中山、容星桥、孙眉、邓荫南、何宽、杨密云（刘祥）、杨衢云、谢缵泰、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等为主要成员，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刘祥、何宽为首任正副主席，然不久，刘祥便退出兴中会。1895年2月21日，与杨衢云的香港辅仁文社合并，并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会。3月16日，孙中山召集会员讨论发动广州起义的计划。
陆皓东在会上说：“为了团结同志，号召天下起而响应，一定要打出革命派自己的旗帜，以示与清朝决裂。”
“对！你这个建议很好，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旗帜！”孙中山说。
其他革命志士也热烈支持。陆皓东受孙中山委托设计革命军旗图案。他通宵达旦地思考，终于设计出了青天白日旗（即后来的国民党党旗）。这面军旗，成为发动广州起义的标志。会上通过了陆浩东提出和精心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作为革命军的军旗。不久，他和孙中山、郑士良等到广州，成立兴中会组织，在双门底王氏书舍设“农学会”作为掩护起义的总机关，由陆浩东主持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先后建立秘密机关数十处，联络防营、水师及附城一带会党、绿林、游勇等。
8月底，起义的准备工作大体就绪，遂决定于10月26日起事。陆浩东奉命与郑士良、陈少白协助孙中山在广州指挥调度。10月26日，起义因故未能如期举行。次日，消息泄漏，两广总督谭钟麟派大批军警到处搜捕革命党人。陆浩东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安排机关的人员转移，他自己最后离开机关。走到半路，忽然想起党员名册不知是否已由经管同志带走，决定返回察看处理。同行的同志以形势危险极力劝阻。他坚决地说：
“党员名册最重要，如果被搜去，清吏按名册株连，我党岂尚有余类。我个人冒生命危险去保全多数同志，实分内事。”
言毕，毅然返回。到机关后，军警接踵而至，将机关严密包围。他迅速紧闭大门，取出党员名册烧毁，待军警破门而入时，名册已成灰烬。陆浩东从容被捕，被押往海南县署审讯。
陆皓东与孙中山是同乡、幼年的同学。两家相距不远，两人年龄相近，性情相似，都好对世俗表示反抗，从小便成为挚友。孙中山拟北上要求清廷改革，陆皓东一同前往，并带同孙中山找到曾与父亲一起经营生意的洋务派实业家郑观应，经郑引荐，赴天津上书洋务大员李鸿章，要求学习西方，改革政治、经济、教育制度，以求国家富强。经多方奔走，未得李鸿章接见，其上书也未被理睬。两人旋即从天津到北京。这时，正值日本侵略朝鲜，中日战争一触即发，清政府却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热衷于筹备慈禧太后的60大寿。他们深受震动，从此放弃依赖清政府改良的幻想，坚定了推翻清王朝统治、创建民主共和国的决心。上书失败归来，孙中山转赴檀香山，陆皓东则留在国内，从事革命联络工作，并利用往来于上海、汉口、广州之间的机会，考察各地形势，鼓吹革命，结纳有志之士。他提取父亲的遗产作为活动经费，还积极资助在海外活动的孙中山。
此次陆浩东被捕，清吏对陆浩东严刑逼供，拷打了整整10天，用了老虎凳，烧得火红火红的烙铁烫，妄图从他口中获悉同党名单。陆浩东宁死不招，审讯官叱令陆浩东下跪，陆浩东宁死不屈膝。县令强逼供词，他愤慨激昂，当庭直书，痛斥“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贪官污吏，劣绅腐儒，腼颜鲜耻，甘心事仇”，直认杀满兴汉不讳。复慷慨陈辞：
“今事虽不成，我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公羊既没，九世含冤异人归楚，吾说自验。吾言尽矣，请速行刑！”
清吏气急败坏，穷凶极恶，用钉子插他的手指，用铁凿截他的牙齿，砰砰声，震耳欲聋，极尽严刑酷法之能事，10个手指均钉进了钉子，牙齿打掉了10颗，他多次死而复苏，他有无比的信念，坚强的意志，始终不屈，并严厉痛斥清吏：
“你们虽以严刑加我，但我肉痛而心不痛，其奈我何！”
陆浩东好样的！连审讯他的清吏也不得不承认，陆浩东是铁打的好汉！
11月7日，英勇就义，时年27岁。
后人将仅能找到的他的两枚遗齿及衣冠，葬于他的故乡翠享村。他是孙中山早期革命同志和忠实助手。
孙中山称陆浩东为“吾党健将”，“沉勇元良，命世英才”，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其“死节之烈，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
1895年8月，北京还异常热，那些穿着长袍马褂的书生、达官，纷纷奔波串巷。
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强学会成立之后，张之洞等人加入了强学会，康有为坚决拒绝了李鸿章加入强学会，强学会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相互讨论“中国自强之学”，批判顽固派的投降卖国，就惹怒了李鸿章等人，他们下令封闭了这个学会。在这个学会被封闭之前，康有为已感到形势紧张，于同年11月离京南下在上海组织了强学分会，不久也被封闭。
1896年，28岁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礼，中国清政府派73岁的李鸿章作为特使赴俄，沙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财政大臣维特同李鸿章谈判，并向李鸿章行贿300万卢布，李鸿章代表中国政府与俄国政府，在6月3日在莫斯科签订《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也叫《中俄密约》，沙俄利用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的困境，藉口“共同防御”日本，诱迫清政府派遣特使李鸿章与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财政大臣维特在莫斯科签订《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又称《防御同盟条约》。一般称为《中俄密约》。全约共六条，主要内容是：
一、日本如侵占俄国远东或中国以及朝鲜土地，中俄两国应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
二、非两国共商，缔约国一方不得单独与敌方议和；
三、开战时，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
四、为使俄国便於运输部队，中国允于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该事交由华俄道胜银行承办经理；
五、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都可通过该路运送军队军需品；
六、此约自铁路合同批准日起，有效期15年。
根据《密约》第四条，同年9月8日由中国驻德﹑俄公使许景澄与华俄道胜银行代表在柏林签订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合同规定成立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其章程照俄国铁路公司成规办理。至此，俄国获得了使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过中国领土直达海参崴的特权。《密约》的签订和筑路权的攫取，为沙俄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和控制中国东北三省提供了各种方便，大大加强了沙俄在远东争夺霸权的地位。
早在1891年，俄国开始修筑横贯欧亚两大洲即西起莫斯科、东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西伯利亚五大铁路。1894年，铁路修到了外贝加尔地区。俄国竭力想取道我国东北筑路，这对扩张俄国势力将大有好处，此时签订《中俄密约》，中国正好落入俄国人的圈套里。
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创办。旬刊。连史纸、石印。梁启超主笔，汪康年总(经)理。中国人办的第一个杂志。以变法图存为宗旨，分设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连载梁启超著《变法通议》，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保守。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在上海担任《时务报》主笔期间发表了《变法通议》等论文，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守旧，阐述变法图存的道理。他提出：
变法之根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于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其大成，在变官制。
法者天下之公器，变者天下之公理。
由于议论新颖，文字通俗，数月之内，销行万余份。对推动维新运动起了很大作用。翌年，梁启超去湖南，仍遥领该刊。由于张之洞横加干预，汪康年总理管起主笔，汪梁之间矛盾激化，梁启超愤而辞职，自第55期后再无梁文，排式也与前不同。光绪下谕“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终于1898年8月8日停刊。共出69期。
《时务报》发行一年后，发行量从创刊时的3000多份增加到1.2万份，最高达1.7万份，成为维新派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机关报。
顽固势力反对封建专制的任何变革，说变革就是祸乱国家，“宁可亡国，不可变法”，维新派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指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且愈变愈进步：
祖宗之法，无百年不变之法。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能变则强，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
顽固势力极力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反对兴民权、设议院，反对君主立宪。他们说：
“民有权，上无权矣！”
顽固势力叫嚣，兴民权就会“大乱四起”，导致外国干涉而亡国。维新派指出，君主专制制度不是“天经地义”，人类社会最初并没有君主，君主是人氏推举出来的，人民也可以把它废除，实行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改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顽固势力坚持科举取士制度，反对提倡西学，维新派痛切抨击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者“牢笼天下”的愚民政策，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维新派揭露八股取士制度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等三大罪状，指出“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他们主张在中国普及文化教育，设立新式学堂，造就维新人才，以挽救民族危亡。
正在中国人争吵是否变法之际，中国的胶州湾被德国人占领了。
1897年11月，德国利用巨野教案（巨野县时属曹州府管辖，故又称曹州教案）事件，出兵占胶州湾。1897年11月1日，在鲁西南巨野县的磨盘张庄，发生了一起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的事件，等待已久的德皇尼古拉二世，闻知大喜，说：
“机会终于来了！”
德国图谋在中国获得一个根据地已久了。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7次旅行中国，就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1869年他第三次来华旅行，通过考察认为，“胶州湾乃中国最重要之门户”；“欲图远东势力之发达，非占胶州湾不可”。 1870年，北德同盟首相俾斯麦亦曾给驻华公使李福斯下达了“关于获得一个海军根据地的命令” 1894年11月23日，驻华德使绅珂建议德国政府，“假使中日冲突，引起各国要在中国取得领土”，德国“亦可利用机会为它的重要商业利益取得一个基地”。此后两三年间，德国又屡次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途径向清政府提出同样要求，先后遭到婉言拒绝。于是，德国积极准备采取军事行动。德国认为，胶州湾最适合德国建筑海军基地。 1896年8月，德国远东舰队司令蒂尔皮茨，奉命详细调查了胶州湾沿岸及山东半岛的经济状况和军事形势，认为胶州湾有种种优点：安全的停泊处，易设防，省费用，附近有煤矿地层，气候凉爽。11月间，曾任天津领事的德璀琳与海军司令克诺尔谈话时亦指出，胶州湾港口优越：
一、足以控制山东以至整个华北的进出口货物；
二、有利于船坞与码头的设置；
三、腹地资源丰富并有消纳力量，煤、铁等矿产足资开采；
四、易于筑路，胶州堪为一条抵京铁路的良好终点；
五、体质与智力方面，当地居民是中国最优秀的；
六、气候完全适宜于欧洲人居住；
七、港内宜于挖泥，无需顾虑新泥沙的淤积。
11月29日，德国召开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占领胶州湾。
12月15日，占领计划亦送到德皇手中。其间，驻华德使海靖又奉命向清政府明确提出租借胶州湾50年的要求，仍被拒绝。德国便加紧了侵略活动。1897年2月17日，海军大臣何尔门正式通知外交大臣马沙尔，德皇已决定占领胶洲湾，“俾一俟时期到来，计划可立即执行”，为保证计划的实施，德国又派海军部著名河海专家、水利工程师福兰西斯“来东详密调查，于胶澳之形势、面积、气候、潮流、水土性质、人民风俗、工、商、渔、牧、农林、路矿、经济状况以及日后开商埠、通铁路、筑码头、设船坞各项计划甚详”。其结论是：
山东半岛南部的胶洲湾在军事上与经济上乃最适宜的地点。
1897年11月6日，刚刚得到巨野教案消息的德皇，电谕蒂尔皮茨立即“率领全部舰队驶往胶州，占领那边适宜的地点与村镇”，“合适的方法勒取完全赎罪”。德皇还再次电询俄国的态度。
7日，德皇又谕外交大臣布洛夫说：
我昨日接到了关于山东兖（曹）州府德国教会突被袭击、教士突被杀掠的官方报告，华人终究给我们提供了……期待好久的理由与事件。我决定立即动手，我们的行动，上千的德国教民将扬眉吐气，几百个德国商人将欢欣鼓舞，成千成万的华人将发抖，而全德国人民将欢迎他们的政府已做了一个英雄的勾当”。
7日，沙皇回电说：
（我）既不能赞成，也不能不赞成你派遣德国舰队到胶州去，因为我近来才知道，这个海港仅在1895、1896年间暂时地属于我们。
于是，德国的侵略中国行动，更加有恃无恐了。
蒂尔皮茨经过悉心准备后，于11月10日率舰队离开上海开往胶州，13日上午德国舰队到达胶州湾，并将所有的大炮对准胶州湾的清军军事设施。
清军守将章高元无能，不进行战斗准备，却派员去询问，蒂尔皮茨谎称是“来此游历”。14日早，德军陆战队720多人以操练为名登陆，“立即分据要隘”；然后送来照会，限清军于下午3点钟以前全行退出，以48小时为限，“过此即当敌军办理”。章高元软蛋一个，于当日下午退至四方村，中国官兵气愤难当。德军占领营房、仓库，并宣布占领胶州湾及附近一切海岛与属地。15日，200多名德军又至四方，威逼清军再退。中国士兵背后骂章高元“软蛋一个”。章高元无意听到，羞愧难当，决定一有命令，马上开打。16日，清廷电谕中即表示：
德国图占海口，蓄谋日久。此时将借巨野一案而起。度其情势，万无遽行开仗之理，惟有镇静严扎，不为所动。断不可先行开炮，致衅自我开。
17日的电谕又说：
敌情虽迫，总不可轻启兵端……著该督（王文韶）电饬章高元等，于现扎处所，稳慎防守，不准妄动。敌情虽迫，朝廷决不动兵……若轻言决战，立启兵端，必致震动海疆，贻误全局。
章高元只得约束队伍，不发一枪，并于16日再度退至沧口。19日，德军又派队威逼清军再退。章高元不允，竟被德军押去囚禁半月之久。在德国压力下，清政府于30日谕令章高元率部移扎烟台。次日清军拔营时，德军突然来犯，清军被迫仓皇逃离。至12月17日，清军完全撤离胶州湾。
在对胶州湾进行军事占领的同时，德国又使用外交手段给清政府施加压力。11月20日，德使海靖照会总理衙门，向清政府提出6项要求，“请中国迅速照办”。其内容是：
一、山东巡抚李秉衡应革职，永不叙用；
二、安治泰正在济宁修造教堂，中国应许赔银盖造，并赐立匾额，须有保护教堂教士之意；
三、在山东德国教士被戕劫之案，所有盗犯应拿获惩办，如有绅士官员等在此案内，应格外加重办理；教士所受之损失，应全行赔偿；
四、中国应许特保嗣后永无此等事件；
五、山东省如修造铁路，中国先准德国商人承办；如有铁路就近开矿之事，亦应先准德国商人承办；
六、德国国家办结此案所费之银，由中国国家赔偿。
清政府派奕訢、翁同龢、张荫桓等与驻华德使海靖进行谈判和晤商。翁同龢说：
“事情需要和平商办，哪能连商量也没有商量，就用兵来威胁的道理，总得先行退兵才好商议呀。”
德国驻华大使海靖表示：“先退兵，而后开议，恐办不了。”又说：“你们中国是先礼后兵，我们欧洲国家可不搞这一套，靠实力说话，兵临城下，你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这就是实力，这就是效率。”
海靖又照会中国总理衙门：
本国兵船及兵丁驻守胶澳，直抵再为可商之期。
会商过程中，德国又提出若干无理要求，其目的就是尽量提高条件，务使中国无法履行，为其继续占领胶州湾制造借口。而清政府急于将教案了结，以促使德国撤兵，所以尽管德国的要求是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和借端勒索，但清政府还是基本接受了。
12月7日，双方商定一个结案条款，拟由总理衙门以照会形式送交德方，再由德方照复。条款内容为：
一、“山东巡抚李秉衡应革职，永不叙用”一条，删去“永不叙用”，改为不可任大官之意，奏请准行；
二、中国允给正在建造中的济宁教堂工料银66000两，匾额用“敕建天主堂”5个字，“并将结案奏牍立碑教堂门外，以为保护之证”；
三、中国允许于曹州城内及巨野县各建教堂1所，一切工料照济宁教堂办法，每处各给银66000两，地基官为指拨，地约10亩。在巨野、菏泽、曹县、单县、成武、郓城、鱼台7县境内，各建教士住房1所，共给银24000两。教士所失之款，另给银3000两；
四、由中国皇帝明发谕旨，饬地方官照约尽力保护教堂教士；
五、山东省铺设铁路，中国先准德国商人承办；铁路附近开矿，亦先准德国商人承办，或华商、德商合办；
六、赔偿问题，应俟胶澳德兵撤退后另案商办。
清政府尽管做出如此屈辱的姿态，但到12月15日再次晤商时，海靖又节外生枝，提出：“接本国电，胶澳不能退，即敛兵入船亦难办到。”翁同龢等人只好同意：
将胶澳作为通商码头，多予德国租界为泊船屯煤之用，以报归辽之谊。
根据约定，12月29日双方正式互换照会，作为先结教案之据。但当清政府准备互换照会时，驻华德使海靖却送来“租地照会”5条，并根据济宁教堂捏造的情况，于28日至30日连续3次照会总理衙门，声称：曹州府滋扰甚为危险，曹州镇总兵万本华将教民驱逐，倡言洋人二名业已被杀，仍欲杀害洋人。要求清政府立将万本华革职。海靖还威胁说：如至30日晚9点钟“不将饬令该总兵革职之电报抄录与本大臣查阅，本大臣申请本国外部与中国绝交”。清廷在海靖恫吓下，惟恐已议6条教案复翻，即于30日电饬山东巡抚张汝梅：“巨野教案正在将了，岂容再起波澜，著张汝梅一面查明确情，一面实力保护，出示晓谕兵民，如有滋闹者，即照土匪办理”。其实，驻华德使海靖完全是有意利用这些捏造的情况，借题发挥，达到其逼迫清政府就范的目的。在此期间，德国进行了频繁的外交活动，取得了帝国主义列强对其占领胶州湾的支持或谅解，遂加紧逼迫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
1898年1月1日，驻华德使海靖，要求中国将胶州湾南北两岸直至阴岛地方全部租与德国。开始，翁同龢等人不同意，提出过折衷妥协的办法。海靖坚决不同意，大叫：
“奉到外部训条，断不能改。”
翁同龢等要求先将教案议结，海靖则坚持：“先把胶澳界定了，才肯互换”。
4日，海靖强盗式地进一步威胁说：
“此时不过暂行租用，这是顾两国交情，不然的话，兵船就直接去占领这些地方”。
海靖还说：
“现奉本国严论谕：
一、如不允租，不但不退胶、墨之兵，且应尽兵力所至任意侵占；
二、愿租之后，可以不要中国赔费，否则，尽德兵力，索赔数百万；
三、此事未定，中国不能借用洋款，各银行知此事未妥，亦不敢借”。
在驻华德使海靖威逼下，清廷基本接受了德国的要求。
在中德胶澳租借谈判基本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双方于1月15日互换议结巨野教案的照会。是日，清廷还明发上谕，宣布将开缺四川总督前山东巡抚李秉衡、兖沂道锡良、曹州镇总兵万本华、曹州府知府邵承照等，“交部议处”；巨野知县许廷瑞革职，寿张知县庄洪烈查参，济宁、菏泽、单县、成武等州县官分别撤调；并“著地方官严行禁戢实力保护”。
2月1日，清廷又发布上谕：李秉衡著降二级调用；调任道员锡良，撤任总兵万本华、知府邵承照均著革职留任；并仍著山东巡抚张汝梅实力保护教会。
1898年3月6日，《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正式签订，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一、胶澳租界：中国允许离胶澳海面潮平周边100华里内，准德国官兵无论何时均可过调；中国饬令设法等事，先应与德国商定；中国允将胶澳之口南北两面租与德国，租期99年；租期未至，租界均归德国管辖，中国无权治理；
二、铁路矿务：中国允许德国在山东修筑两条铁路，一是由胶澳经潍县、青州、博山、淄川、邹平等处往济南及山东界，二是由胶澳往沂州及由此处经莱芜至济南；修筑以上各铁路，设立德商、华商公司，德商、华商各自集股，各派妥员领办；中国允许德国开采铁道沿线30里内矿产；
三、山东全省办事之法：山东省内如开办各项事务，商定向外国招集帮助办理，或用外国人，或用外国资本，或用外国料物，均应由德国商人优先承办。
通过《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条约，山东省遂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德国立即投入大量的资金，从德国本土运来钢筋水泥，建永久式的地下堡垒工事及军港。
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也纷纷仿效，刮起瓜分中国的狂潮，美国一边忙于同西班牙争夺殖民地，一看到各国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千方百计插足中国，发外交文件给英、俄、德、日、意、法六国政府，要求把中国门户开放，美国承认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它们已夺取的特权及利益；同时要求在各国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内，享有均等的贸易机会；要求中国内地全部开放，使各帝国都享有投资获利的权利。英、俄、德、日、意、法6个国先后表示同意美国把中国“门户开放”的政策。这即是历史上所谓美国的“门户开放”的照会，中国，可悲矣！“门户开放”竟是由别的国家任意敲定，从此美国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一天天把野心膨胀起来。
1897年12月14日，沙俄利用德国侵占胶州湾，俄出兵旅顺、大连，俄国驻旅大提督为霸占中国辽东辽东矿产，到处发布张贴用中文告示，曰：
辽东一带地方均属大俄国租界之内所有开办矿务之事，暂行停止。
并在附近设卡征粮，搜检行人。1898年1月俄派兵2000多人在金州﹙今金县﹚城东貔子窝、刘家店强行征粮，当地老百姓奋起反抗，遭俄军屠杀100多人，中俄3月《旅大租地条约》签订，4月，俄侵占金州，中国金州军民群塌，同仇敌忾，坚决打击，俄国被迫退出，11月，划“租界”界限时，俄官员强行把赞于河以东盐滩划入租界，滩民联合起来抗阻，清廷官员压制中国人，俄方更加气焰嚣张，竟将金州东西两岸附近岛屿全部划入租界。
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
1898年，翰林院编修蔡元培，时年31岁，当在朝廷上无法说服统治者革新图强之后，弃官从教，初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
像蔡元培、张謇等等有识之士，纷纷离开清政府，要么造反，要么去办实业，要么办学堂。
1898年3月，康有为在北京又组织了保国会。在成立大会上，康有为慷慨陈词，说：
“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
康有为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保国会员很快发展到数百人。
4月，康有为在北京发起组织救亡团体——保国会，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在北京、上海设立总会，各地设立分会。保国会具有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在保国会影响下。保浙会、保川会、保滇会相继成立，维新变法的浪潮激荡全国。
保国会的成立使顽国派与维新派的斗争更加激化。顽固派大骂康有为：“僭越妄为，非杀头不可”，攻击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名为保国，势必乱国”。
李鸿章等人上书弹劾，准备对康等进行查究。光绪皇帝对顽固派李鸿章等人说：
“会为保国，岂不是很好吗？！应当表扬才对呀！”
顽固派才算作罢。有光绪作保护伞支持，所以保国会虽然连遭劾奏，但未被查禁。
不过从此以后，保国会的活动也就很少了。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们通过组织学会，宣传了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动员了群众，扩大了变法维新的影响。
改良派还通过发行报刊进行舆论宣传。1898年强学会成立时，康有为就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开始印1000份，后来加印3000份。当时许多官员都能看到，一时在朝廷内外影响甚大。同年，康有为又在上海组织发行了《强学报》。改良派通过报纸，动员力量，扩大了自己的阵地。
康有为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实践，在社会上名声很大。光绪皇帝准备召见康有为。但是，由于反对变法的大臣从中设置障碍未能成功，光绪皇帝下令说，以后康有为如有奏折，即日呈递，不得阻拦。
中国，现在挨打、割地、赔款，只有实行变法，才是中国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
1898年5月29日，清未著名政治家、外交家、领班军机大臣、领班总理衙门大臣、洋务派领袖人物——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逝世。
由于1895年康有为率学子“公车上书”救亡运动，使维新思想发展为爱国救亡运动。1895年夏天，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由梁启超等编辑和撰稿，宣传西方知识学说技术，鼓吹变法，接着，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的政治团体组织强学会在北京成立。从1895 年到1897年间，国内设立的学会、学堂、报馆，共有50多所，维新变法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再说光绪帝自1887年亲政，中国也同德国、俄国、日本一样，盼来了一个年青有为的皇帝——光绪，然而，中国光绪皇帝亲政以后，不像德皇二世、俄皇、日本明治皇帝那么顺当，中国仍由强大而又顽固的慈禧太后集团掌握实权，政府主要部门、军队，仍是慈禧太后集团掌握实权，光绪皇帝想大干一番事业，时时受到慈禧太后的牵制，光绪皇帝一直想摆脱慈禧太后的束缚而不能，清廷形成两大派，一是慈禧太后派系，一是光绪皇帝派系。
康有为上书不成，与学生梁启起创办《万国公报》，介绍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情况，继续宣传维新变法，联合朝中大臣文廷式等，在北京组织强学会，继而在上海也组织了强学会，定期集中演讲，逐步掀起维新变法运动。1898年各地强学会报馆有300多家，康有为创办粤学会，林旭创办闽学会，杨锐创办蜀学会，杨深秀陕学会，谭嗣同创办南学会较有名，康有为虽不及孙中山先生伟大，乃是戊戍变法的领袖，那时《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知新报》、《时务报》等﹚，很畅销，颇受欢迎。梁启超1896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发表了《变法通议》等一系列文章，鼓吹变法维新，次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教习，与谭嗣同、唐才常共同主办时务学堂，筹办商矿新政，以万木草堂的教学原则为蓝本制定《湖南时务学堂学约》10章。
强学会定期举办讲演会，议论时政，购买译书供会员阅读。由于变法形势的发展，两江总督张之洞等相继入会，但康有为坚决拒绝李鸿章加入强学会，他们认为李鸿章是卖国的。强学会的影响日益扩大。在上海，梁启超发起不缠足会。又集资创办大同译书局，出版《孔子改制考》等书籍。一些维新志士还成立了女学堂、农学会等维新团体；在天津，严复等创办了《国闻报》。《国闻报》是当时北方最重要的报纸，与上海的《时务报》南北呼应，一唱一合；在长沙，湖南巡抚陈宝箴邀请谭嗣同主持新政，聘请梁启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培养维新人才。
陈宝箴，谱名陈观善，字相真，号右铭，晚年自号四觉老人，1831生，江西省义宁（今修水）县人。脑瓜子灵活，办事干练，效率极高。1852年乡试中举人，文才、韬略和办事能力深为两湖总督曾国藩所赏识。先后任浙江、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兵部侍郎，时与许仙屏号为“江西二雄”。1895年在湖南巡抚任内与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等办新政，开办时务学堂，设矿务、轮船、电报及制造公司，刊《湘学报》。受到湖南守旧派王先谦、叶德辉的攻讦。清末著名维新派骨干，地方督抚中惟一倾向维新变法的实权派风云人物。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后，为国家的危难痛心疾首，上疏时局利弊得失。同年升任湖南巡抚，慨然以开发湖南为己任，锐意整顿，刚到长沙任职就察劾县以下昏吏20余人，因得亢直美名。“变法开新”，推作新政。先后设矿务局、铸币局、官钱局，兴办电信、轮船及制造公司，创立南学会、算学堂、时务学堂，支持谭嗣同等刊行《湘学报》、《湘报》，使湖南维新风气大开，成为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
在经济上，认为凡有可以益于国计民生的，均应殚竭去办，尽其力所能及。主张大力开发湖南矿业，“以救国民”。推行新政功绩，首先打破了湖南自洋务运动时期以来被守旧势力控制的沉闷局面，开创了湖南近代工矿业的先河，对当时湖南特别是长沙的社会经济起了开风气的作用。在发展工矿业中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奏准开设湖南矿务总局。此举既有利于国计民生，也是自强之路。从湖南地理、经济等特殊情况出发，认为应优先发展矿业，奏称：
湖南山多田少，物产不丰，而山势层迭奥衍，多矿石之质类，不宜于树艺；唯五金之矿，多出其中，煤铁所在多有，小民之无田可耕者，每赖以此谋生。
奏请很快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1895年2月，湖南矿务总局在省城长沙正式成立。又拟奏了《湖南矿务简明章程》，对办矿的方法、经费、股份、矿质等问题作了若干具体规定。随后开始了大张旗鼓的招股建矿工作。
1896年先后建起了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新化锡矿山锑矿、益阳板溪锑矿、平江黄金洞金矿等大型官办企业，其中以水口山铅锌矿为第一，铅锌产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委任宁乡秀才廖树蘅督办水口山矿，独创“明坑法”，顺利排去积水，使采矿效率大大提高。新化、益阳锑矿的大量开采，使长沙省城的炼锑业开始产生。1896年起陆续有民族资本家在灵官渡开设大成公司、湘裕炼锑厂。灵官渡则成为湖南省最大的矿产品转运码头。矿务政策对后任的经济决策影响甚深。1902年创办了阜湘、沅丰两个矿务公司。1903年巡抚赵尔巽奏准，将两矿务公司合并为湖南全省矿务总公司，旨在垄断全省的采矿、炼矿之权，抵制外国侵略者攫取矿权的活动。还与长沙绅士王先谦、张祖同、杨巩、黄自元等商议，创办了和丰火柴公司和宝善成机器公司，倡议创办的这几个企业，实际上是长沙也是湖南最早的企业，是湖南近代电信业的开拓者。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商议，接设湘鄂两省间的电线，湖南一段自长沙省城起，沿湘阴、岳州、临湘一带驿路安设，至湖北蒲圻县境，计程225公里。全线竣工后，在长沙设立电报局，收发官、商电报，为湘省设立电报局之始。长沙及湖南近代工矿业的发轫，与外省民族工矿业的产生有很大区别。所以“湘省风气之开，较他省犹神且速，为中国一大转机”。确实“官导于先”，“上下一气”，是湖南维新运动期间工矿业得以蓬勃发展一大关键。
陈宝箴，是一代英才，湖南省走在其他省的前面。
湖南人的思想一开化，后辈人物层出不穷：谭嗣同、蔡锷、黄兴、宋教仁、谭延闿、何叔衡、***、蔡和森、李立三、程潜、***、任弼时、彭德怀、贺龙......
德军占领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
瓜分大祸，迫在眉睫，必须当机立断，迅速维新变法，否则，皇上与各大臣想长安布衣也当不了啦。
德国占胶州，光绪皇帝正懊恼不已，苦思要改变中国这挨打、割地、赔款的局面，对珍妃说：
“只要国家富强，要我去做苦工，我也愿意！”
中国终于出了一个年青想奋发图强的皇帝，象德国、日本一样的年青有为的皇帝了。
此时，光绪帝接到康有为的奏章，读后深受感动，令康有为提出变法的具体办法。 1898年初，康有为呈递了《应诏统等全局折》，请求光绪帝确定维新变法政策。这个奏折实际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施政纲领。
《应诏统筹全局折》是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他向光绪帝提出了“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的主张。他建议光绪帝仿效日本，设立法律、度支局（相当于财政预算局）、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矿务、游会（游历、学会、教会）、陆军、海军等12局，推动中央变法，实施新政。此外，康有为又进呈了他写的《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等著作，作为借鉴。
1898年5月，陈宝箴，奏请力行新政，并提出兴事、练兵、筹款三策以挽救危亡。7月，保荐杨锐、刘光第参预新政。9月，奏请调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总理新政。
陈宝箴，不仅仅是从实际行动积极推动和开展湖南省的变法、发展经济一项，最重要的是办报、办学校，影响到了湖南的后来人，后来，湖南出了多个伟人，也是沾了他的一定的光。
甲午之战失败后，举国上下掀起了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浪潮。
由于顽固派恭亲王奕的扣压，光绪帝没能及时看到康有为的上书，一位具有维新倾向的大臣徐致清，看到了康有为的上书，大为感动，奏请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光绪帝的老师65岁的翁同龢，这位江苏常熟人，咸丰帝年间的状元郎，也把康有为大力夸奖，光绪帝决定召见康有为，恭亲王说：“皇上，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的官员不能召见，康有为只是一个进士，无品无衔，今日召见，将不成体统。”阻挠光绪帝与康有为见面，光绪帝只好令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翁同龢、荣禄等向康有为问话。
1898年1月，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问话，62岁的荣禄一见40岁的康有为，就来个下马威，教训康有为说：
“你老是要变法变法的，你可知道祖宗的法是不能变的”。
康有为说：“请问荣大人，你们现在坐在什么地方？”
“总理衙门呀！”荣禄答到。
康有为问：“请问荣大人，祖宗之法有总理衙门么？”
荣禄为之搪舌。
康有为站起来说：“祖宗之法是用来治理祖宗领土的，今天祖宗的领土丢了那么多，赔了那么多的银子，祖宗那套法还有什么用？就说总理衙门，祖宗法里并没有，是为跟洋人打交道设立的，自咸丰十一年至今，不过三十六、七年，时代变了，祖宗之法也非变不可”。
荣禄哑口无言，脸上涨得通红。
翁同龢亲切地问康有为，变法的具体方案和所需银两如何筹措，康有为回答得一清二楚，头头是道。
第二天翁同龢将问话情况奏报光绪帝，光绪帝颇为振奋，说：
“此等强国之才，我当重用，我大清国必须强盛起来，老师呀，我常常夜不能寤，岂能甘作亡国之君。”
光绪帝下令要康有为等筹划变法，康有为接到光绪帝的命令后，精神大振，同梁启超商讨，1898年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组织保国会，制定章程，倡议在各省府县设立分会，呼吁救国，宣传变法，梁启超兴奋不已，连日奔波。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实行变法，1898年是中国历法戊戍年，故史称“戊戍变法”。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了康有为，询问变法事谊，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行走﹙临时委派办理文书的官员，称章京行走﹚，还让维新派人士谭嗣同、刘光弟、杨锐、林旭等参与变法，袁世凯也积极主动插足维新变法。光绪帝雷厉风行，从6月11日到9月21日，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其主要内容：
一、允许官民上书言事，改定律例，裁撤冗员，澄清吏治；
二、中央设立矿务铁路局、农工商总局，奖励农工商业发展；兴办商会、农会等民间团体；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的特权，令其自谋生计，；
三、普遍设立中小学堂，京师设立大学堂；设译书局，译刊外国书籍，准许创立报馆、学会，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文；
四、精练陆军，改习洋操，添置兵舰，扩建海军，裁减陶汰旧军。这次大变法受到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的地主拥护，得到爱国知识分子的支持，如曾国藩幕僚70岁的容闳等，遭到慈禧太后、李鸿章、张之洞等顽固派的反对，遭到满族人的反对，各省一片沉寂。
唯有湖南巡抚陈宝箴上书支持变法，并进行实施，与湖南按察使黄遵宪、督学江标、徐仁铸等，提倡“变法救亡”，创办时务学堂，聘梁启超为总教习，熊希龄、唐才常为分教习，陆续策办水陆交通，开矿，设武备学堂，练民团，设南学会，出版《湘星新报》，其子陈三立亦参与工作。
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属秘密会见，君臣相谈达两个小时，康有为请求光绪帝统筹全局：“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
光绪帝表示赞同，说：“好哇，其实，我早就想变法了。”
康有为问:“皇上之圣见既及此，何为久而不举，坐致割弱?”
光绪帝扭着瞄了一下门，注视一下窗外，然后叹息说:“有许多牵制，没有办法!”
康有为意识到这是暗示慈禧太后和守旧大臣大学士、兵部尚书、步兵统领荣禄、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等，但康有为仍鼓起勇气，激励光绪帝，就权力能够做到的先做，行可变之法，也可以救国。他建议不必尽撤守旧大臣，维持他们的高官厚禄;同时破格提拔有才识的维新志士，由他们办理新政。他认为这样就可以减少变法的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