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不一定非要把它一是一、二是二地搞清楚，对其进行模糊处理也是一种高明的手段。模糊规则并不是教人糊里糊涂，浑浑噩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让人探索大智若愚的学问。
人太正直易倒霉
也许是现今的世道变得实在太快了。因此对正直、坦率这类本是代表一个人必须具有的品质的评价标准似乎也在变(而且变得似乎有些莫名其妙)，因而使那些禀性耿直、坚持正义、坚持实事求是态度的人感到处处受阻，很不好受，甚至有难以生存之感。
安徽亳州有个王清礼，是个农民业余通讯员。他工作认真，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敢说一般不愿说的得罪人的话，敢做一般人不愿做的得罪人的事，敢写一般人不愿写的得罪人的文章。譬如说，他“吃饱了饭没事做”，写了一封题为《27万元教育现金不翼而飞，专案组何时才能查清去向》的上诉信，硬是惊动了安徽********，并作了批示，结果是着实地为当地的民办教师办了一件大好事。
他这个人“傻极”了。甚至也没有想到有个回报，就去做了那些“损人(有权势)不利己”的事。譬如说，上述那封上诉信，就是他“自费”六去古城、四上杨村、五下立德、两赴亳州，费时一个多月，倒贴人民币250元才完成的。由于********的过问，解决了拖欠已久的民办教师的工资问题。三个乡的民办教师出于感激之情，决定每人兑现两元现金，给王清礼作为补偿和奖励。从理论上来说，王清礼接受了也不是不可以。然而他呢，硬是严辞谢绝了。他究竟图什么?对—些“精明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按道理来说，他工作这样认真，为人这样耿直，为普通人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应该是有好报的。
然而，王清礼却没有得到好报。不仅没有得到好报，他的敢于直言的禀性却为他生存的“小环境”所不容：对他的讽刺、挖苦、刁难接踵而来，他的业余通讯员的工作明明做得很好，所写的几篇稿件也是很有影响。可是，和他同时聘用的两个人，王清礼的工资不增反减，而另一位的工资却时有增加；而且，没有多久，另一位兼任了广播站副站长，他的通讯员职务却被无缘无故地撤掉了，甚至还被无缘无故地扣发了几个月的工资。
现实就是这样无情：面对着一个接着一个的打击，他受不了这个“窝囊气”，气病交加，最后，他扔下了86岁的老母亲，扔下了善良贤惠的妻子，扔下了三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服毒自尽了。
当然，对王清礼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志”，来表达他对社会如此不公正的态度，是不值得提倡的，因为用自杀的方式去抗争太不值得，他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然而，引起我们思考的是：如果王清礼没有遭受到种种打击、还有其他路可走的话，他何故走此路？
更需要引起我们深思的是：王清礼何罪之有？为什么一个敢于直言、一身正气的人竟会有如此的下场?
于是，我就联想到现在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慨：做一个正直的人实在是太难了！
难在何处?难就难在：当一个人立志要做一个正直、无私、秉公办事的人时，他会很快地发现，在他的周围会不时地亮出“红牌”，告诉他：“这样做是行不通的!”相反，如果一个人善于见风使舵，惯于溜须拍马，阿谀奉承，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待人不正、不诚，时不时地还暗算他人几下，他反倒会“吃得开”，反倒会“一路发”，反倒会“爬得快”。
其实，如果留心观察，我们会发现，发生在王清礼身上的这类事，并不是个别现象，很有一定的“代表性”。那么，为什么一些地区或单位的“小文化环境”如此容不得这类敢于直言、敢于与歪风邪气斗争的人?为什么要迫使人们不去做一个正直、诚实、坦诚的人，而去做一个非常世故的、圆滑的、“老到”的、玩世不恭的人?
这种“小文化氛围”的确是够厉害的!它会给那些敢于直言的人安上许多说不清楚的“罪名”。
“罪名”之一：“碍你什么事啦？要你来插一手?”
像王清礼这样敢于直言的人经常被指责为“多管闲事”。为了不让这些人“多管闲事”，有些人就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地不让其插手应该插手的工作，不让其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事情。这些人的逻辑是：既然你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你就无法“管闲事”了。王清礼就是在这样的逻辑下被解职，成了“闲人”的。
“罪名”之二：“就数你能?就数你对?就数你一贯正确?要你出什么‘风头’?”
有些人就是以这样的小人之心去猜度、评价像王清礼这样敢于直言的人的所作所为。因而这类人经常被戴上“别有用心”“狂妄”“有野心”等帽子。譬如说，王清礼卖掉了一头黄牛，在永生金笔厂定做了500支612型铱金笔。打算赠予有关领导和三个乡镇的优秀学生。然而其领导也不知出于何种心态，硬是将笔锁起来，坚决不让王清礼搞他们讥笑的所谓“穷奉献”，对王清礼的一切行动都实行“封杀”政策，让其得不到社会的承认。这类“招法”的确是够厉害的!
“罪名”之三：“牛脾气，不会拐弯，老得罪人，‘群众关系’很差。”
像王清礼这样敢于直言的人还经常被指责为“群众关系不好”，“不会处理人际关系”。
实际又是什么呢?群众倒是非常喜欢王清礼这样的人，因为他们有很多不敢说、不敢做的，都被王清礼这类人做了。王清礼这样的人得罪的并不是群众，而是—些心术不正的领导。所谓“群众有意见”实际上就是“领导有意见”，说到底，不过是这些领导为他们采取所有打击报复措施提供一个合理的借口而已。
“罪名”之四：“他的‘毛病’就在于思想方法简单，喜欢钻‘牛角尖’，看问题片面性太大……”
这又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厉害一招。像王清礼这样的人居然被他的领导指责为“精神病人”。既然人都已经不属于“正常”的了，那么，这类人的一切行动当然都属于“有问题”的了，于是，“不能重用”当然就在这些领导的“情理之中”。
的确，只要你认真地观察一下我们的社会，一些人就是因为太坦诚了，太正直了，太直言不讳了，因此，受到他们所在的“小环境”巨大的压力，受到了一股看不见、说不清的势力的讽刺和嘲笑，受到的是一种很不公正的评价，甚至受到心眼极小的领导的“作弄”和打击报复，他们的处境也就变得异常之艰难，往往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进也不得，退也不得，有的连基本的“生存权”都发生了困难，也就很难谈得上发展不发展的了。
对这类人来说，谁都敢于欺负他，谁都可以从他万万千千的行为、语言中挑出一两句有毛病的话和事，来进行所谓的分析、批判，使原本同情、理解他的人亦改变了态度，也慢慢地、不知不觉地感觉到这个人似乎是有问题的，如果这类人对同情他的人说几句事实真相的话，不小心地发几句牢骚，人家甚至还认为这个人太顽固了，大偏激了，人格问题还真的不小呢!
所以，从上述的意义上来谈，现代社会中似乎已经没有了正直人的立足之地。
说了不做，做了不说
在现今社会中，有的事往往“做得说不得”，比如有些请客送礼，大家心知肚明，这绝不是为了联络感情、增进友谊，而是有事相求。但这话却绝不会说明白。
特别是在你投人之所好时，就更是如此。因为，他也知道自己的喜好是为人所不齿的，所以在投其所好时，都不会张扬，天知、地知，你知、他知，双方心领神会即可。换句话说，与这样的人相处时，当你靠某种见不得人的手段达到了目的，你只要安心地享受成功的果实即可，至少你的法宝，就像钱财不可露白一样，千万不可张扬。
光绪六年，慈禧太后染上奇病，御医日日进诊，屡服良药，竟不见好转。此时，朝中尤为焦急，遂下诏各省督抚保荐良医。两江总督刘坤一荐江南名医马培之进京御诊。马培之，字文植，在江南被人誉为“神医”。于是一道圣旨从北京下到江苏，征召马培之进京御诊。马培之家乡孟河镇的人无不为马氏奉旨上京而感到自豪。可是年逾花甲的马培之却是欢喜不起来。他自忖：京华名医如云，慈禧太后所患之病恐非常病，否则断不会下诏征医，可见西太后之病乃非同小可。此去要是弄不顺，只怕毁了悬壶多年所得的盛誉不算，还可能会赔上老命。
七月底，马培之千里跋涉抵达京都，即打探西太后之病况。其时，关于慈禧之病传说纷纭，有人传是“月经不调”，有人说是“失血症”，还有一些离奇的传说。马氏拜会了太医院的御医，先作打探，却不得要领，心中不由十分焦急。后又连日访问同乡亲友，最后还是一位经商的同乡认识宫中一位太监，请这位太监向西太后的近侍打听慈禧患病的真实起因以及有关宫闱之秘。果然，从这条皇门捷径传出了消息，使马培之大吃一惊：慈禧太后之病乃是小产的后遗症。慈禧早已寡居多年，何能小产，马氏吃惊之余，心中已明白了大半，也自觉心安了许多。
第二步，就是要善做“面子”工作，既要照顾到对方“面子”，还要考虑到自己的面子。最关键的是这种“涂脂抹粉”一定要自然，不流痕迹。
马培之在太监的带引下，不知拐了多少宫巷，跨过多少条门槛，终于来到了金碧辉煌、侍卫森严的体元殿。只见40多岁的慈禧太后，脸上虽然涂着很厚的脂粉，却难掩那血亏的面色。西太后先询问马氏的籍贯、年庚以及行医经历的一些细节。然后由太医介绍圣体病况。当时在场的还有京外名医薛福辰和汪守正等人，于是由薛、汪、马三医依次为西太后跪诊切脉。诊毕，三位名医又各自开方立案，再呈慈禧太后。只见老佛爷看着薛的方案沉吟不语，再阅江的方案面色凝重，此时三大名医莫不紧张，无不沁出冷汗。但当太后看了马的方案后，神情渐转祥和，金口出言：“马文植所拟方案甚佳，抄送军机及亲王府诸大臣。”
众人听罢，心中的石头落地，而马氏更是欢喜。马培之对慈禧太后的病因本来已心中有数，再切其脉，完全暗含产后失血症。马氏在其方案上只字未敢言及妇产的病因，只作心脾两虚论治。而在具体药方上却是暗渡陈仓，声东击西，用了不少调经活血之药，此正中慈禧下怀。西太后本来对医药就素有了解，见马培之方案，甚合己意，这是因为医生开的药方要抄送朝中大臣，所以必须既能治好病，又可遮掩私丑、塞住众口。马氏的药方正符合这两种要求。而薛、汪两位名医的方案虽然切中病因，脉案明了，在医术上无可挑剔，但免不了投鼠忌器而不中老佛爷的心意。后来，慈禧服用了马氏所开的药，“奇病”渐愈，一年后基本康复。马氏本人因此而深得慈禧太后的信任，留京良久，并且赏赐极丰。但是此后无论是在京还是返归故里，马培之对慈禧的病根儿始终守口如瓶，因而得以安享晚年。
可见，有些事情可以做，但万万不能说。
而有的事又往往“说得做不得”，例如对于一些可能会影响到自己安全的要求和问题，可以表面上说一说，至于做不做，那就是自己的事了。
冯某是某教育局的人事科长，经常处于矛盾的包围之中，上级的话他不得不听，违心的事也要办，下边的事不敢应，一应就是一大串，他的官做的苦不堪言。
在他极其苦恼时，一位智者提醒他，面对矛盾，你何不采取只说不做、回避锋芒的办法，这能使你得到解脱。这使冯科长茅塞顿开，连叹自己以前太笨，以致得罪了一些上级。
掌握了这一处理矛盾的秘诀，冯科长坦然多了。
一次，刘副局长让他想办法将其参加自学考试的侄子安插到某中学去当老师。这不符合政策，让冯科长很为难，因为一旦出现问题，承担责任的是他，而非刘副局长。这时他想起了只说不做，不直接对抗的退让之法，便小试牛刀。
冯科长对刘副局长说：“好，我会尽心为您办这件事的，你让你的侄子把他的毕业证、档案材料给我送过来。”
刘副局长的侄子来了，但只有档案材料，没有毕业证，因为他虽读完了两年学制，但学业不精，自学考试才通过了七门，哪来的毕业证，冯科长让他先回去等候通知。
过了几天，刘副局长又过问这件事情，冯科长先说了说他侄子的情况，随后说道：“刘局长，我说话算数，你给那所学校的校长谈谈，只要他们接收，我这就把关系给开过去。”
刘副局长从冯科长的话里显然已听出了弦外之音，只好说：“那就先放放再说吧！”
冯某对刘副局长没有采取直接对抗的方法，而是只说不做，回避锋芒，达到了保护自身的目的。
糊涂的人最聪明
过去，糊涂是一个贬义词，人人都想当一个聪明人。但是在现今社会，大家都喜欢把自己装的“糊涂”一点儿、“傻”一点儿。其实，他们才是最聪明的人。“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说得是看似聪明的人有时也会办蠢事；“大智若愚”“难得糊涂”，说得是真正的聪明人往往表面上愚拙，这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
这里给大家讲一个当代作家沈从文的故事。沈从文一生温柔敦厚，却厌憎向邪恶屈膝的行为。他在“****”时受到迫害，有人出于“好意”，向他建议说：“江青是你在青岛教书时的学生，只要写封信给她，就可以避免受害了。”他坚决不干。沈从文返回北京，是在****事件发生之后。此时，江青不知出于何种动机，突然想起沈从文来了。她在与一位西方记者谈话——后来根据此写成的那本《红都女皇》中，竟不止一次提到沈从文。说她年轻时最喜欢的教授就是沈从文。那时，沈从文每每对她说，应该每周写一篇文章云云。
从一些相关的人的暗示中，沈从文隐隐约约感到江青正试图借当年的师生关系与自己套近乎——这自然不是江青大发怀旧之情。若从这期间江青正醉心于拉一批著名知识分子为自己捧场叫好的做法来看，似乎她正试图将沈从文作为一个筹码，纳入她精心设计的政治圈套。这在有些人看来，正是求之不得的进身阶梯，而在沈从文，却有了栗栗危惧之感。
一天，一份通知送到沈从文家中，要他去出席一个国际诗歌朗诵会。起始，沈从文将此当作一次寻常的观看演出活动。可是，当他刚走进大厅，就迎面来了一位服务员。仿佛等候已久似的，在确知他就是沈从文后，就领着他朝前面走去。沈从文心里突然有了某种预感，起了一种警觉。抬头望望大厅，所有的座位几乎都已坐满。只有最前面的两三排座位空着。沈从文心里明白，按惯例，这空着的座位是为何人所留，带自己到前面去实在事出蹊跷。他放慢步伐，眼睛却左右搜寻。他终于在靠后找到了一个空座，便一声不响地坐下了。那位服务员见状，急忙劝他坐到前面去。他连忙装糊涂地说：“就这里好，看戏需要保持一点距离。”服务员再三劝说无效，只好无可奈何地离去了。
果然，不一会儿，以江青为首的一行人鱼贯而入，各自在前面相应的座位上落座了——这件略带戏剧性的事在沈从文身上发生，是不是按江青的指示做的一次有意安排？既要提供她与沈从文接触的机会，又要让人将这种接触看成一次十分自然的重逢？现在自然是无从确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