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杰先生在1996年出版的《修辞学通论》中遵循科学的最简单原则，把自己的修辞学理论体系建立在三组概念术语和一个最高原则之上。这三组概念为：交际活动的四个世界（语言世界、物理世界、心理世界、文化世界），零度和偏离，显性和潜性。一个最高原则是：得体性原则。修辞学界许多同仁将王希杰先生的修辞理论称作“三一”修辞学理论，并把“三一”解释为“三组概念建立起来的一个修辞学体系”。不过，我认为把“三一”解释为“三组概念一个原则”更准确，因为王希杰先生的修辞理论核心正是三组基本概念和一个最高原则，也正是这三组基本概念和一个最高原则建构起了王先生不同于任何人的崭新的修辞学理论。
在《汉语修辞学》（修订本）中王希杰先生引进了这三组基本概念和一个最高原则。虽然本书修辞学理论体系并非上述“三一”体系，但无疑这三组概念和一个最高原则是本书最基本的修辞范畴。作者认为“为了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就应当明确语言世界和物理世界之间的关系”，“正确地把握语言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本书考察修辞现象，时时从四个世界的层面加以观察和阐释。比如在第六章第九节“插入语和反衔接”中作者有这样一段论述：“话语衔接是以物理世界中事物之间的秩序为基础的，是受文化世界和心理世界的规则制约的。反衔接的方法就是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和心理世界的秩序对着干，例如反时空，时空倒置等。”（p．248）在第三章“语言变体和同义手段”中专门论述了“显性意义”和“潜性意义”，“显性同义手段”和“潜性同义手段”。在第一章“修辞活动和修辞学”中讨论修辞学的研究方法时说：“修辞学中的观察法要求观察者首先确定一个零度的形式（或叫规范形式、常规形式），随时随地注意多种多样的偏离的形式。例如中央电视台有‘新闻30分’的节目，其零度形式应当是‘新闻30分钟’。南京商店招牌是：‘天津良乡糖炒栗子’、‘黄山野生糖炒栗子’，事实上天津良乡出产的、黄山野生的都不是‘糖炒栗子’，是南京的这些商店‘糖炒’的。其零度形式本来是‘糖炒天津良乡栗子’、‘糖炒黄山野生栗子’。但这些偏离并不是语病，可以叫做‘正偏离’。商店招牌叫做‘塔玛地旅店’、‘西门庆旅社’、‘潘金莲发廊’，菜肴名称叫‘二奶’、‘二房’、‘泡妞’，广告语‘玩美女人’、‘等着你来包’、‘你要二房吗？’等，都是负偏离现象。”（p．18）“四个世界”、“显性与潜性”、“零度与偏离”思想在《汉语修辞学》中随处可见，以之分析修辞现象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吕叔湘先生在给《汉语修辞学》初版写的序言中说：“我觉得稍微有点不足的是作者忘了说明有一个原则贯穿于一切风格之中，也可以说是凌驾于一切风格之上。这个原则可以叫做‘适度’，只有适度才能不让藻丽变成花哨，平实变成呆板，明快变成草率，含蓄变成晦涩，繁丰变成冗杂，简洁变成干枯。”修订版弥补了这个缺憾。作者增补了一个统领一切修辞原则的总原则，即得体性原则。《汉语修辞学》明确地说：“把握对象、保持自我、适应语境、明确前提、选择视点，可以认为是修辞的准则。在这些准则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得体性原则。“得体性原则是修辞活动中的最高最重要的原则。”（p．70）《汉语修辞学》认为修辞学的对象主要是各种同义手段的选择，修辞活动就是在语言的言语的同义手段之间做出选择的一种活动。而制约这种同义手段选择的修辞活动的原则就是得体性原则。作者认为得体性原则是同义手段选择的指导方针。修辞的选择活动中，同义手段本身的美丑好坏固然也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它同语境之间的关系，只有符合得体性原则才是美的，才能取得最佳表达效果。
《汉语修辞学》所提出的修辞范畴当然不少，如“前提、视点、语境、辞格、同义手段”等等，但作为最基本范畴的只有上述三组概念和一个最高原则。用这三组概念，一个最高原则作为最基本的范畴来研究纷纭复杂的修辞现象，可以以简驭繁，增强修辞理论的抽象概括性，还可以增加修辞理论的预测性，增大修辞理论的阐释力。
以间驭繁，用基本范畴统帅其他范畴，这是《汉语修辞学》在修辞理论上的第二个贡献。
3．修辞格
修辞格是修辞学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张弓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曾说：“修辞学假如忽略或舍弃了这部分内容，就是疏忽了或放弃了这门科学研究的重要责任的一个方面，可以说是旷职。”（p．24）然而在修辞格的理论探求上至今仍不能令人十分满意。比如，“什么是修辞格？”、“修辞格在修辞学研究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位置？”等基本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汉语修辞学》（修订本）对修辞格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论述有着很高的理论深度，在不少方面超越了前人与时贤。在第一章第五节“修辞格和修辞方式”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我们把修辞格定义为：“为了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而有意识地偏离语言和语用常规之后，逐步形成的固定格式、特定模式。”就是说，第一，修辞格具有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作用；第二，修辞格是对语言的和语用的常规的一种偏离；第三，修辞格是一种格式，有它自己的结构模式。
唐钺在《修辞格》中指出，修辞格只是修辞学的一部分，不是全部整个的修辞学，不能把修辞格同修辞学等同起来。当然，修辞格虽然不是整个修辞学，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的确是其中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可以看出修辞格在修辞学中的重要地位了。
修辞学家往往偏爱修辞格，20世纪汉语修辞学中长期存在着辞格中心论。时至今日，还有一些修辞学著作的全部内容就是修辞格。不讲修辞格的几乎不能叫做修辞学。与此相对的，是语法学家对修辞格的轻视……。其实修辞格是大有用处的。从表达方面来看，许多修辞格不仅是用词造句的技巧，也是一种表现手法。没有比喻、比拟等手法，也就没有寓言、童话这些文学体裁。没有顶针的手法，《水浒传》等作品就不能将若干个短篇串连起来构成完整的长篇小说。而递进等方法，正是杂文、小品、随笔构思的重要方法之一。
修辞格其实也是接受、阐释的重要表现工具。……
修辞格其实也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也是发明创造的方式。……修辞格还是文学、影视、绘画、建筑、雕塑、民俗、释梦等活动的重要方法。（P．12—14）
修订本在第六章单列一节讨论“辞格和衔接”，作者认为：“各种修辞格也是句子衔接的重要手段。比喻、对照、排比、反复、顶针、回环、映衬等辞格都是句子衔接的常用方法。”（P．241）第八章介绍析字格时认为析字还是文字游戏的重要手段，并进而上升到对辞格功能的另一侧面的揭示：“许多辞格都具有游戏功能。人是游戏的动物，游戏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因为某些辞格具有游戏功能就否定了它，应当积极地开发辞格的游戏功能。”（p．315）
《汉语修辞学》对辞格所下的定义较为科学、精当，尤其对辞格有意偏离语言和语用常规的特征的揭示超越了前人。而对辞格功能的发掘，新颖独到，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吴士文先生在《修辞格论析》一书中曾经立足于语言平面，从方法、技巧的角度比较好地揭示过修辞格的使用价值：“修辞格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熟练地掌握它，不只是有助于使信道畅通，增大语言的信息量，即加强说写的效果；也有助于增强说写的自信心，有助于提高语文的教学水平。”（p．13）但《汉语修辞学》从“四个世界”理论出发，多角度、全方位地揭示了辞格的功能、价值：
（1）修辞格是用词造句的技巧。语文学界很多学者（包括一些修辞学家）对修辞格（甚至整个修辞学）的功能、价值的认识往往只停留于此。一些人对修辞学的轻视很大程度上是由此而产生。但是修辞格并不仅仅是用词造句的技巧，它还有其他功能。
（2）许多修辞格不仅仅是用词造句的技巧，同时还是表现手法，构造篇章的手法。这方面的论述在辞格各章时有所见。
（3）修辞格是接受、阐释的重要表现工具。
（4）修辞格是认识世界的方式，也是发明创造的方式。
（5）修辞格是文学、影视、绘画、建筑、雕塑、民俗、释梦等活动中的重要方法。
（6）许多修辞格还是句子衔接的重要手段。
（7）许多修辞格具有游戏功能。
除了（1）（2）（3）这三个方面人们多有阐释之外，（4）（5）（6）（7）这四个方面人们没有或少有阐释。《汉语修辞学》的阐释是独到、深刻的。它不仅扩展了修辞格研究的范围，也深化了对修辞格的认识，具有方法论的价值。相对于修辞格研究而言也可以说有助于提升其学术价值与学术品位。
全面、科学地透视修辞格，多方面揭示修辞格的功能、价值，这是《汉语修辞学》在修辞理论上的第三个贡献。
4．风格论
修辞学应该研究语言风格一直受到少部分人的质疑，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少修辞学著作讨论语言风格时立足点有偏差，修辞学视点模糊，所述内容与修辞学其他内容难以融为一体，表现出较大的游离性或者说独立性。谭永祥先生曾经认为：“在现有的修辞学著作中，还没有哪一位专家学者对修辞学下的定义，能够无懈可击地概括语体、风格等方面的内容，更不要说从修辞学的角度把语体、风格讲得头头是道，使人信服语体，风格等确确实实是修辞学的有机组成部分。”（p．30）不过我们认为《汉语修辞学》修订本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对语言风格与修辞关系的认识、对语体风格和表现风格的具体论述与描写使人信服语体、风格确确实实是修辞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第十一章“语体风格”部分有如下论述：
语言风格是一种独特的现象，是语言风格学的研究对象。风格学不是研究语言风格的唯一的学科，修辞学不能、也不可以排除语言的风格问题，但修辞学并不研究语言风格的全部问题，修辞学只是站在表达者的立场上，研究风格同表达效果之间的关系问题，换句话说，就是风格对表达效果的制约作用问题。至于风格形成的原因、划分风格类型的标准、分析风格现象的方法论原则和具体方法等，并不是修辞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而是语言风格学所要解决的。也就是说，修辞学中的风格论，立足在风格学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风格学的结论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站在表达者的立场上，考察风格同表达效果之间的相互关系，目的是帮助人们提高表达的效果。因此，语言风格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不是修辞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反之，修辞学也不是语言风格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纯科学的风格学，是描写的，不是规范的。从纯科学的角度上看，区分好的风格和坏的风格并不重要。修辞学的风格论是规范性的。它必须区分好的风格和坏的风格，它努力向人们推荐好的风格，努力促使坏的风格的死亡。
修辞学的风格论，从表达效果的角度出发，区分出不同类型的风格：好的和坏的。帮助人们建立好的风格，消除和避免坏的风格。
修辞学的任务是，阐述风格选择的原则。例如。追悼会上的追悼辞不能运用诙谐的风格，应当用庄重的风格；法律文件要用庄重、典雅而明快的风格，不能采用含蓄的诡奇的风格；科学技术语体不能使用诡奇风格，而要用庄重而明快的风格，等等。只有选择合适的风格，才能取得好的表达效果。（p．421—422）
我们认为《汉语修辞学》对修辞学中的风格论定位准确、合理、科学，立足于表达者，考察风格对表达效果的制约，目的在于提高表达的效果，这就保证了“风格”与修辞学其他部分内容产生有机的联系，融洽相谐。而且它对修辞学的风格论的性质与任务的揭示也紧紧围绕修辞学的定义与总目标，这也保证了语言风格的研究是修辞学本身固有的而非外在的附加物。
风格论定位准确、合理、科学，这是《汉语修辞学》在修辞理论上的第四个贡献。
以上我们从四个方面讨论了《汉语修辞学》在修辞理论上的贡献，其实《汉语修辞学》的很多真知灼见不仅对汉语修辞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它还提供了与其他学科、学者对话的理论资源，为汉语修辞学和其他学科交流做出了贡献。
（原载《池州师专学报》2005年第4期；聂焱主编《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续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台湾《国文天地》200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