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第安纳安顿下来后，我就立马赶回了乌干达，从一个叫卢库姆的人那里买了两英亩地，还取得了建学校的许可证。在鲁巴加，老朋友波利和他太太爱玛邀请我到他家吃饭。我们聊了聊各自的近况，话题最后转到了建学校这件事上。
“学校？”爱玛很惊讶。
“特威西建了一所孤儿学校。”波利跟爱玛解释道。
“就在村里，”我补充说，“我们打算叫它‘那卡艾滋孤儿学校’。”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爱玛前不久在荷兰获得了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要说到财务上的事，她比我清楚多了。
我已经习惯了这种质疑，所以爱玛的话我一点也觉得不生气。“我们筹了些钱，先给学校建两间教室还是够的。”
听了这话，她使劲拍了拍桌子，弄得盘子直响。“真是不敢相信啊！”
我有点心虚了，等着她说我这是纯属浪费精力。
谁知她笑着说：“我的学位要求有一部分就是关于规划学校建设的，我还做了详细调查呢，建筑规划、材料成本还有雇用当地工人的费用，这些都有！”
“规划？”听到了太多的反对意见甚至不理解，爱玛的话让我难以置信。
“应有尽有，”她接着说，“这是我跟两个同学一起完成的，一个美国人，一个瑞典人，他们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把这个规划付诸实际，如果能跟你合作就太好了！”
主啊，谢谢你！我又一次在心里默默念道。就在我要规划如何建造学校的时候，贵人就来帮忙了，真是太好了！
“我真心地祝福你！”我说。原来上帝总是秘密地出现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啊。
吃过午饭，我就从他们家的电脑上往软盘里下载了一份项目复件。
弄完之后，我就立马踏上了回那卡叶兹村的公共汽车，虽然车上很拥挤，可我心里却是很高兴。
这种喜悦感一直延续着，直到那天我回到家里，走到父母的门前，看到屋里昏暗的烛光下，父亲独坐在那里，眉头紧缩。他没跟我打招呼，也没喊母亲出来迎接我回家。
“你买的地不好，”他说，“一点都不方便，学生们还得走那么远才能到。”
我都六个月没见他了，这就是他要跟我说的话吗？我默默告诉自己要忍住。
“妈妈呢？”我没回答他的话，只是这样问道。
“那里只适合放牧，盖房子不好。”
我从他旁边经过，往后门那边看了看，只有羊儿和小鸡在院子里乱转。厨房里的火都要灭了。
“你听见了吗？”他又说，“那块地不好。”
“嗯，听见了！”我有点急了，“我们就只能买到这些地了，也只能这样做了。”
“还是我们这儿的地好些，”他说，“平整点盖房也容易些。”
“可你不是没把地给我们建学校吗！”
“那都过去了，”他用眼睛往我这儿扫了扫，“你买的地在悬崖边上，怎么能建学校呢？”
“我们只能建在那里了，”我不明白父亲准备干什么，总之我不能让步。经验告诉我我能耗得过他。
还记得1982年，那时我只有12岁。那时候，村里十几岁的孩子想要脱离家人的约束稍稍独立是比较常见的事。当时，我们家只有两间泥糊的卧室，父母住一间，我跟姐姐们住一间，还没有窗子。随着我们渐渐长大，这间房子就不够我们三个大孩子住了。克莉丝汀和费达想有自己的隐私，我也早就烦了，天天晚上被踢不说，一大早起来心情也是糟糟的。母亲后来提议说我可以睡在靠近后门的客厅里。
起初，这确实有用。不过，我只能等所有人都回来了才能躺在门边的垫子上睡觉。有段时间，父亲总是半夜才从外面回来，他会跟村里的人在酒馆里喝酒聊天。有的晚上，他踉踉跄跄进来的时候，我刚好盖着母亲的长袍在睡觉。这时，他还总让灯亮着，要吃东西，要用热水洗脚。如果碰巧他有什么烦心事，他就会乱骂一通，非把每个人弄醒不可。
“出去，”他喊道，“都给我出去！”
等他把我们都赶了出来，一个个都瑟瑟发抖的时候，我们就只好沿着黑魆魆的路找能收留我们过夜的人家，有时是在亲戚家，有时是邻居那里。即使父亲这样把我们赶出来，母亲还是会回去。第二天，父亲总会为此向我们道歉。可随着自己渐渐长大，我发觉这种道歉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
终于，我无法忍受这种例行公事了，逼不得已，一个建房子的计划在我脑中浮现。首先，我需要找些木杆当框架。这对我来说并不难，因为每天下午我的任务就是把牛羊赶到牧场去吃新鲜的草，趁着这个时间我会用弯刀去砍些灌木，所以找些木材不是问题。于是，每天这个时候我就会挑选一些小树，截成合适的尺寸，然后一根一根地拖回家。就这样一天一次，大概花了我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弄齐足够建房的木材。
“你弄的这都是什么呀？”终于，父亲发现了我的“储备”，他问道。他不知道我还有其他东西呢，承重用的木杆，墙里起侧面支撑作用的苇秆，我把这些都藏在农场里，用香蕉叶和土盖得严严实实的。
“我在给自己盖房子呢！”我告诉他。
“我们家没房子吗？你如果没事儿干，我再给你找点！”
“我都在门口睡烦了！”
“烦了就去睡厨房！”
要蜷在灶台边的脏地上睡觉，我更不会答应了。我还是想有自己的房间，有个自己睡觉的地方。再这样跟父亲争下去也是白费口舌，他总是有自己的道理。
又过了段时间，我的小屋还没开始动工。虽然准备好了材料，可总是抽不出时间。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我都要上学，而且早上五点起来就要做家务，放学之后更多，一直要忙到天黑。星期六是安息日，我又不能做事。星期天的话，父亲又总是给我找各种各样的事去做，根本没有时间。
我只能尝试第二号计划。
因为父亲晚上不怎么在家，我就决定趁这个时间来做。每天晚上挤完奶后，姐姐们会帮着母亲做晚饭，我就在这所房子北边的不远处挖了些浅浅的坑。因为这块地有点儿起伏不平，要想在这里建房子可不容易。不过，我还是用锄头尽力把它整平，有时还要用脚弄。头几天晚上父亲没觉察到什么，我干完之后也会把它盖好，以防别人发现，可有天早上父亲还是怒气冲冲地进了屋。
“你知道你在干吗吗？”说这话的时候，他手里紧紧握着锄头，原来是我不小心留在了那里，结果被他发现了。
“没干什么！”我说道。
“你如果真的敢建那房子，就试试，”他生气地说，“我看见了就把它弄倒。”
“可其他孩子都有自己的房子呀！”难道他不明白我已经长大了吗？我就要长成男子汉了，他不能永远把我困在这儿吧。
“你跟他们不一样！”他紧紧皱着眉说道，还用眼睛紧紧盯着我，我明白这回他真生我的气了。这里有这么多现成的树枝，都是我收集来盖房子用的，他随便拿一个就能用。
我低下头没再说话，他是怕我自己住了之后就会趁他睡觉出去乱跑，比如偷偷去跳舞。但愿这些事不会很有趣，放学后不能去踢足球已经够让我窝火了，所以我常常把羊拴住，偷偷跑去玩。
就这样，我的建房计划被迫中止。不过很快我就又有了第三号计划，要快点把房建好就得有人帮忙，而好朋友伊曼纽尔是最佳的人选。
我们两家的情况很不一样。我家的生活并不是很艰难，可父亲还是很辛苦地供我们上学，一家人只能挤在小房子里。而伊曼纽尔的父亲是英国国教教堂的教士，他们家有很多地，还有好几个农场，屋子也有六间。平日里，我都得跟费达一人一半分一根铅笔，就连橡皮擦都得抢半天，而伊曼纽尔自己就有很多的学习用品。每天晚上，我只能看着星星、听听蛐蛐儿叫打发时间，而伊曼纽尔却听着收音机里的音乐入眠。即便如此，我们俩还是成了好朋友，有什么事儿我也总是找他帮忙。
“我们必须在一个晚上就把它建好。”我跟他说。
“一个晚上！”他瞥了我一眼，似乎不信，他肯定以为我是在跟他开玩笑。
“对，一个晚上，”我告诉他，“不然我爸爸会把它拆了的。我们得弄好放在墙角的承重的柱子，还得用泥把墙垒起来，这样第二天墙就会变干，还会很结实。”
他的眼睛亮了一下。“我们真能弄完？”
我肯定地点点头。“我会再找些人来的。”
两天以后的夜里，我们就要开始动工了。柱子和芦苇都已准备齐全，我还另找了两个人帮我们抬水、和泥。
父亲似乎察觉了什么，那天下午他还回家看了看，问我羊群怎么样，在学校的表现好不好。而且，他还给我派了更多的活，甚至让我弄些芦苇当柴烧。
眼见着太阳渐渐落下，他们几个就要过来帮忙了，父亲还没有想走的意思。我尽量显得不那么着急，可还是控制不住。后来，外面终于漆黑成了一片，我只好在厕所里待着。
“在里面吗？”伊曼纽尔敲着墙问道。
“我爸走了吗？”我又问他。
“早走了。”
“我感觉他好像知道什么了。”我从厕所的缝里往外看。
“快点吧，汉森和杰弗里都来了。”
父亲不喜欢别人看到他的隐私，在家宅的四周都密密麻麻地安上了带钩的栅栏，还在大门上装了带刺的铁丝，连房子也都是朝里建的。况且，父亲几天前就有些警觉了，好像知道我要干什么似的。他那样子好像是在说：“我才不会蠢得让你那房子建起来呢，就算是有人要盖房子，门也得朝里。”
长这么大，父亲总是想把我困在里面。这一次，我就让门朝外，他再也管不了我了。
想到这儿，我就赶紧把挖好的洞找出来，还和了点泥，就是为了牢牢地固定住四个角的柱子。我们把横梁绑在一起做支柱，还在墙体上垂直放了几根柱子。接着，我们又在横梁周围编了些苇草填进去，这样墙体结构基本上就弄好了。只要把泥糊进这苇草里，墙体就会更结实了。
乌干达的夜里比白天凉多了，可我们几个还是大汗淋漓。就在大家都忙得起劲儿的时候，父亲唱着歌晃悠悠地回来了，可离完工还差得远呢！
“快停下来，”我赶紧小声对他们喊道，“我爸回来了，赶紧藏起来！”
说完，我们几个就赶紧往农场里窜，还找了些落在地上的大叶子盖住自己。透过这些叶子的缝儿，我看到厕所里的灯在闪着。接着，就传来了父亲粗鲁的声音，他还在抱怨什么。母亲赶紧从后门出来，往四周看了看。她知道我们在盖房子，可没告诉父亲，然后什么也没说就回到厨房给父亲热饭去了。
我紧张得一直不敢大声喘气，想着父亲千万别出来，否则我们今晚的事儿他就都知道了。感觉过了好久，屋里才渐渐静了下来，终于灯也灭了。不过我们还是在等着，直到听见父亲那熟悉的鼾声才敢从那里爬出来。
那一夜，我们一直干得很起劲儿，还往房屋的四个角里糊上了泥，让它更结实一点。现在，父亲要想把这房弄倒可不那么容易了。等第二天早上这些泥都干了，就得用大锤子才能敲得动了。
“终于完工了！”伊曼纽尔兴奋地说。
“看看明天父亲能让谁把这么结实的房弄倒！”我也高兴极了。说完，我们几个人还像篮球员动员夺冠之后那样击了击掌。那一刻，我感到很自豪，好像什么都不怕似的。明天父亲要干什么就让他干吧！
第二天早上太阳渐渐升起，阳光也透过来照在我的垫子上，我在等着父亲走过来对我大发脾气。可谁知道，他根本就不在家。
“上帝一直在眷顾着你和你的小屋呢，”母亲告诉我，“你爸爸去参加葬礼了，离这儿差不多四十英里，还要在那儿停一晚上。”
听到这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一天，我就没去上学。我们几个忙着把墙壁盖好，还用木材搭了个屋顶，这些都是前几天的夜里我们从三家当地的林场里偷来的。有一个林场还是伊曼纽尔家的呢！
如果上帝真的在眷顾着我，他就知道我们偷木材是迫不得已的，也就会原谅我们吧。不过我隐隐觉得，这惩罚迟早会来，父亲会亲自“主持正义”的。
两天后父亲回来了，他看到完工的房子时的心情已经不能用“气愤”来形容了。他在前门那儿不停地走来走去，还摇摇头咕哝着：
“我这是在养儿子还是在养羊？”他似乎愤怒到了极点，一把从头上摘下帽子使劲摔到地上，“我绝不能容忍这种事再发生了！”
母亲和费达只能在房间的角落里看着，这回谁也帮不了我了。
“你在我的院子里盖这么个东西也就够了，还敢让门口朝着外面！”父亲扫了一眼屋顶说。我知道这房子我们建得很好，房子盖得很结实，估计能用好多年呢。
“你让我这脸往哪里放？”他大声吼道。
“我错了。”我只好小声地跟父亲道歉，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想这么说，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时，父亲看着我的眼睛，“没别的办法了，我必须把它烧了！”
听了这话，我这一天都难过得没胃口吃东西。等我们都干完活，父亲还是执意要去烧房子。他让我去放羊，我很不情愿可也没办法，只好把羊群赶到远一点的牧场上，心里担心这火随时都会烧起来。
等我回去之后，没想到的是房子还完好无损地立在那里。父亲又去酒馆里了，我长长地舒了口气。
后来，父亲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烧了我的房子。我用木材和苇秆给自己做了个床，还把香蕉叶做的垫子铺在了上面。奶奶给了我一点钱让我去安个门，窗户我就用编织的芦苇挡上了。一切都弄好之后我还得寸进尺地想要办个聚会，但这次母亲没同意。
“你都做了这么多了，”她劝我说，“别给你自己再找麻烦了，如果你父亲回家看见我们在聚会，谁都逃不了一顿打。”
母亲总是想着让家里和平点，我就顺从了她。没办成聚会，我就只好干点别的事来庆祝一下。等父母都睡下之后，我就跑到伊曼纽尔那里跟他一起听收音机里的音乐，一直到很晚。
母亲进屋之后，我跟父亲就都没再提办学校的事，父亲甚至生气地出去了。第二天，父亲找到我说要跟我做个交易，他要我拿买的那块地跟他房后的那块换，他的那块地可真不错，就在路边。我本来不想换，但那块地确实更适合建学校，考虑到这会给那些孤儿带来更多方便，最后我还是答应了。为了这些孤儿，我只能忍气吞声，况且这又不是第一次。看来，即使是最倔强的羊儿也要学会低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