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几天，我都忙着跟政府的官员交涉建学校的事。我去见了当地的副县长、地方理事会的领导，还去找了卡农古地区的教育官员。最后，还跟非政府组织协调委员会的官员谈了谈。回美国之前，有关建学校的一切事都准备就绪了。
由于我不能一直待在那卡叶兹村，也没法监督施工情况，父亲就替我做起了监工。思前想后，他其实是最适合不过的。他会时刻关注施工的每个环节，确保没人偷工减料。有些时候，我甚至都同情那些工人。
从电话里，我了解到了施工中父亲遇到的种种阻碍。奠基用的石头太大，他就得找人弄碎。砖的质量不合格，他就让供货商再运回去。当地有个人想在沙子上敲他一笔，报价要比约定的多2000先令，虽然只合1美元，但父亲绝不容忍这种欺诈行为的发生，这人后来就再也没跟我们合作了。
随着学校工程的推进，村民们也不再有那么多意见了。提比西卡·席尔瓦给我们捐了些砖，查尔斯则来帮我们建房，达佐罗维拉先生也运了些石头和砖来帮忙。不只是我们在努力，大家都各尽所能，这种感觉真的很棒。
2001年10月，施工开始不久后，我们得知贝兰达怀孕了。我满心欢喜地期待着，每天都祈祷着能有一个健康的孩子，并发誓一定要做个好父亲。
那卡叶兹村学校的两间教室完工的时候，我的儿子尼古拉斯在印第安纳的布卢明顿出生了。那一天是2002年7月25日，我没想到一天之内能有这么多的开心事，这真是从未有过的喜悦。我打电话告诉所有在美国的朋友，那一刻，我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身上肩负的责任更重了，几乎压得人喘不过气。
我想，也许正是如此，那一天我才会在教堂里公开谈起学校的事。刚搬到布卢明顿那会儿，我总觉得我们一来就提办学校的事或是让大家帮忙不是时候。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刚刚做了父亲，肩上的担子是越来越重。终于有一次在吃晚餐的时候，我鼓起勇气跟一位叫麦克·莱利的教会长老提起了办学校的事。他感到很震惊，因为我们用那么点钱就盖起了有两间教室的教学楼。他甚至没做布道，而是借这个机会邀我和贝兰达一起跟大家谈谈这事。起初我很紧张，因为那时的我还不习惯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
我们认真地回答了麦克的问题，给大家细致地讲了乌干达艾滋病泛滥的情况，还描述了卡农古地区孤儿的现状以及我们建学校的目的。大家听完这些之后都表示愿意为此做点事，有的人当即捐出一笔钱，有的人则说以后每月都会去捐一点。有位叫伊莫金的女士来捐款的时候说，“我刚拿到自己的社保支票，也想为你们学校的孩子尽份力。”特里和玛丽琳则在教会每月的时事通讯上及时发布最新情况。
看到这些，我发现自己原来的顾虑都是多余的，上帝一直在眷顾着我们的学校，它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2002年12月末，戴尔跟着我回到了那卡叶兹村，准备一起参加来年1月2日在学校举行的开幕仪式。我很高兴戴尔能跟我一起来，但我的家人知道这消息时却有点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如何招待这位美国来的白人朋友。
“有个白人要住我们家！”克莉丝汀刚说完这事父亲就大叫起来。
“我们给他吃什么？”母亲也问道，“天啊，特威西，你看看自己都干了什么，是不是有点过火了！”
不过，等他们见到戴尔之后，所有的顾虑都不见了。不久，父亲就开始到处跟别人讲这位白人朋友，母亲也渐渐习惯了和戴尔在一起生活。
星期五的晚上，我们斋戒和祷告，并为第二天的礼拜做了些准备。尽管我不喜欢在公众面前演说，但还是被选中，要在当地的集会上讲话。本来我是想拒绝的，但一想到祖父当年不怕囚禁和死亡的威胁，在阿明当政时期建起了这教堂，并坚持传授上帝的旨意，我似乎又充满了力量，也有勇气在集会上发言了。信念最终战胜了紧张，我和戴尔的双语演说一气呵成，大获成功。
开幕仪式要在星期天举行。一大早，阳光就透过木窗照进卧室，把我唤醒了。由于地处赤道，乌干达的白天黑夜基本是一样长。早上七点，太阳升起，晚上七点，太阳落山。我坐在床上开始祈祷，因为这是我们每天早起和晚上都要做的事，就算不是这个时间，我们也会经常做祷告。“早上好啊！”戴尔一边说，一边把搭在床上的蚊帐掀开。
“早上好，”我问道，“你准备好了吗？”
“早都等不及了，走吧，兄弟！”
母亲坚持要我们吃了早饭再去，父亲挤完奶后也走过来吃饭，他看起来有点紧张，我知道他一直在盼着今天的仪式。
“你准备好了吗？”他一边问，一边站起来把那宽边软帽戴在有点秃的头上，“我们还得再挖个地基呢！”在仪式开始之前，我们决定先挖地基准备建下一批教室。
“我们都准备好了！”我告诉父亲。随着教学楼慢慢建起来，父亲也因此受到尊重，好像这都是他的功劳。
“很好，”他说，“这回可是个大工程啊！”
“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先吃完早饭。”我回答道。
很明显父亲已经等不及了。我和戴尔吃完早饭走到学校的时候，父亲早早就坐在一旁的塑料椅子上了，他在等着我们开工。新教室只是用砖砌好了，木制的门窗刚安上，可墙上还没抹泥灰，地面也还只用砾石铺着。所以，这还不算全部完工，但已经算是很不错的开始了。以后建的教室要找个合适的位置，跟这两间排成L形。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看到校长芙蕾达女士穿着深蓝色的连衣裙和高跟鞋朝这里走来。她眉头紧紧皱着，可脚步却很坚定。
几个月前我曾问她能不能放弃自己退休后的清闲生活继续出来工作，她告诉我这得先征求她丈夫的意见。对此，她丈夫很高兴，表示支持她来做这个志愿校长。
“怎么啦？”我赶忙问道。
“恐怕我们还得再建所学校，”她说道，“教室都坐满了人，而且还不停有家长来给自己的孩子报名。”
“我早就料到会是这样。”我说。阿加纳先生是第二个自愿来支教的老师，他正和当地的管理委员会对这些报名的孤儿进行面试审核，因为每个班只能容纳30个学生。
“剩下的怎么办，拒收吗？”芙蕾达问道。
“我们只能量力而行了，”我这样跟她说，“上帝也知道我们帮不了每个人。”
“可还有那么多孩子呢！”她心里还牵挂着那些孩子。
“我知道，”我只能这样说，“大家都很为难啊！”我紧紧握了握她的手。我知道这对芙蕾达来说可不轻松。我明白，从此以后她不仅是这些孤儿的校长，更是他们的母亲。
1979年我父母分开的那段时间里，芙蕾达一直很照顾我。有一天她实在是很担心我的状况，就跟我说：“特威西，我知道这些天你很伤心，这不怪你。你很想母亲，她肯定每天也都在思念着你。家里出现这种情况，你就更不应该颓丧了，相反，你要振作起来好好学习，向你父亲证明他的狂暴是无理的。只有相互之间的关爱才能共筑美好的家。”
父亲生气的时候总爱说：“你就跟你妈一样笨。”差不多村里的每个人都听过他这样的呵斥声，这总是让我哭了又哭。
“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芙蕾达鼓励我说，“好好上完学，等有一天你长大了，你就能给母亲建所房子，然后跟她幸福地生活。”
正是芙蕾达那时的鼓励让我重拾了信心，我要证明父亲是错的，我不笨，他会看到我成功的。
有时芙蕾达还给我读《圣经》，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大卫勇斗哥利亚，撒母耳献身于上帝，还有约瑟被兄弟诱卖最后却勇敢地解救了整个部落的精彩故事，并不断地从中汲取力量。
难怪我会下决心奋发图强。有这样一位老师像母亲一样关爱着我，把我从死神那里解救回来，还不断鼓励我勇攀高峰，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念书呢？
后来，芙蕾达的那些话成了现实。我不仅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还回到家乡给母亲建了所新房子。而现在，我们将要在这里盖起一所学校。
我和戴尔忙着挖地基的时候，村民们都陆续赶来了，他们还在校园里立起了一顶帐篷，侧边敞开着。等这帐篷一弄好，他们就从教室里把桌椅板凳搬出来放到了一旁的树阴下。我们还为这些孩子准备了一个蛋糕。在乌干达过生日并没有吃蛋糕的传统，但这次它却是这些孩子的身份转变为学生的见证。
我们不仅邀请了当地的教堂主事、老师、领导，还请来了所有注册登记的那些孤儿的监护人。我还有幸从坎帕拉请来了一位贵宾——荣誉部长蒙多。
母亲在我小的时候就跟我讲过蒙多先生求学的故事。蒙多先生的家很穷，但他靠着自己努力，不仅赚钱交了学费，还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那卡叶兹，他就是我们的楷模，每个孩子都想成为他那样的人，但我们都难以想象他经历了多少的苦难才有今天的成就。
1971年至1979年伊迪·阿明****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官员、首席法官、马凯雷雷大学的副校长等众多公职人员都被谋害，就连阿明的妻子都不例外，蒙多先生历经万难才得以幸免。后来，他见证了阿明政权被推翻的历史，也看到了随之而来的社会剧变：恶意操纵的选举、奥伯特政权的回归还有社会经济混乱。在军营变成屠宰场、民众的生命财产几乎失去保障的动荡岁月，他坚强地活了下来。到了1986年，乌干达内战爆发，乌干达民族解放军被赶下了台，约韦里·穆塞韦尼接管国家政权，“全国抵抗运动”风起云涌，蒙多依然顽强地活着。
蒙多先生来之前，村里好多人都在猜测他到底会不会来。“政府部长才不会到这小村子里来呢！”人们说。在这学校建成之前，他们不也是有过怀疑吗？
当然，蒙多先生来了，他和自己的护卫坐着丰田越野车早早就到了。当时我跟戴尔正在挖地基，泥土和汗水混在一起脏得不得了。虽然他穿着干净的短袖衬衣和裤子，可他一点也没在意我们这脏兮兮的样子，照旧同我们热情地打着招呼。
“你们好！”蒙多先生说。
我赶紧从沟里爬上来，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
“您好，”我一边说，一边跟他握手，“真是让您见笑了，我们还没准备好，仪式还有好几个小时才开始呢！”
“没事，这我知道，”他说，“听到你所做的这些努力，我真是又激动又兴奋，等不及要来看看了。”
我给他介绍了戴尔，还跟他一起到教室去看了看。这两间教室只是简单地用砖砌起来，地面也是砾石铺的，教室里空空如也。我告诉他，现在我们还在筹钱，很快就会再多两间教室了。
“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这么多事，这让我很震惊，”蒙多说道，“在这儿付出了这么多，我不知道你回美国去该怎么生活？”
蒙多先生明白我生活的不易，他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上过学，当然这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不过，正是这段经历让他对乌干达有了更深的认识，还有我们这个国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我想，这就是他如此坚定不移地发展教育、努力遏制腐败的重要原因吧。
那天下午，有差不多五百人聚在一起共同见证了这一前所未有的重大时刻，一所免费提供教育、还发放书籍和校服的学校开学了。我们的学生穿着统一的紫白相间的校服，早早站到了人群的最前面等待仪式的开始。选择紫色，是因为它象征着幸福。
有几个学生我是认识的。奥利维亚的父亲在她九岁时就去世了，欧内梅斯和姑妈一起靠卖咖啡豆、西红柿和茄子维持生计。丹尼斯曾因为父母死于艾滋病整天被人欺负着，莫琳和希拉里的父母也都是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仪式开始了，孩子们唱起了歌，基督复临教会的唱诗班随后也跟着唱了起来。这些学生唱啊跳啊，高兴极了，他们还朗诵起了用自已经历写成的诗！地方官员也发表了演说，从那便携式的麦克风里我听到了现在的坎布加附近还有四千多个艾滋孤儿。
这番话让我对现实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那种喜悦感顿时消退了。几分钟前，能给六十个孤儿提供一个上学的机会就让我感到自己做了件了不起的事，但现在，我的心里五味杂陈，这些孩子仅仅是四千分之六十啊！
“按照之前的惯例，每年的这时候我都是最忙的，也不会出现在这里，”蒙多发言时说道，“但今天我来了，想到特威西所做的一切，我必须来当面谢谢他。这个世界上有太多自私的人，太多富人掏不出钱来办学校，可特威西就做到了。我们的社会迫切需要更多像他这样的人！今天，我只想对他说声谢谢，另外，也要对他的妻子说声谢谢，对他的父母说声谢谢，正是他们培养了一个如此有责任感的人！”
这番话让我的心情更加复杂了。事实上，就在他激情演说时，我的心也随之激昂起来。从我和贝兰达第一次开始商议建学校到现在已经两年半了，这期间我们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事，但最终我们还是做到了，给那些一无所有的孩子建起了这两间小小的教室，为他们带来点点希望。
我又想起了父亲，想起了他做监工时的种种遭遇，拒绝使用那些劣质的石材，跟那些卖沙的人一再讨价还价。我也想起了那些帮助过我的人，戴尔跑来乌干达给学校挖地基，蒙多从城里来做演说，麦克·莱利取消布道来做动员，伊莫金捐出她的社保支票，还有那么多捐赠者的付出。我想，正是有了这些点点滴滴的支持才有了今天的学校，这才是石头真正的价值。
2003年1月2日，我们一起剪开了那条紫带，人群里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这一切都标志着那卡艾滋孤儿学校正式开学了。在一块石头上，学校的宗旨被永远地铭刻下来：一切为了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