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当然是调侃，笑话我自己：我任教的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先后有许多中国文化人执教。老舍是第一个，此后有英语散文家蒋彝，藏学家于道泉，作家萧乾，文艺理论家刘若愚，台湾戏剧家马森等等，都是中国文化界耳熟能详的名人。甚至钱锺书在英国读书时，也差一点成了东方学院教师。
而在此校执教的历代英国教师，名声就很难超出“汉学”的小范围。可能只有两个例外：一是译笔极受文学界赞赏的韦利，另一个就是庄士敦了。
庄士敦名声原先在中国更响亮，原本应当归到老舍萧乾那一批去。自从电影《末代皇帝》1987年横扫奥斯卡之后，英国名演员奥图尔(Peter OToole)扮得韵味十足神采飞扬的这位“帝师”，在西方名声大振。至今已经有多种论文传记出版，最近一本由苏格兰“民族图书馆”推出，似乎已成为苏格兰民族英雄。从1931年到1937年，他在东方学院任汉学教授（英制大学，每个学科只有一名教授，此人应为该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兼系主任或教研室主任）。庄士敦去世时，遗命销毁他家中的全部书信文件，现在的研究者只能靠英国外交部档案，苏格兰图书馆档案部，他在东方学院执教时期留下的大量文书报告之类，也已经被仔细翻查研究。
庄士敦在中国，已经是传说中人物，就不得不做“箭垛”。许多有关他的故事，说来有趣，却少根据。宁承恩回忆老舍在英国教书生活的长文，现在是老舍研究的重要材料，其中说庄士敦不学无术又好摆架子，老舍几次无法忍受起而争论。这当然不可能：老舍离英后三年，庄士敦才回国到东方学院上任。
看来箭垛人物，不仅故事多，而且常被捆绑在一道。但是无论中国读者还是西方读者，都不太知道庄士敦的“后传”。庄士敦担任溥仪的英语教师，是1919年4月，1924年11月溥仪被冯军逐出皇宫，******解散，从合同上说，庄士敦已经被中国政府解职，但是他继续参与溥仪周围那些密议。当时下台军阀政客经常出国“考察”以准备东山再起。溥仪才19岁，可以名正言顺出国留学。20年代，世纪初的日本留学潮已经转向，包围溥仪的罗振玉郑孝胥主张留学日本，溥仪本人看来对留英颇感兴趣。庄士敦多少年来竭力撺掇溥仪到英国留学，老是谈他的母校牛津大学马格达林学院。溥仪实际上比谁都急切地想逃出牢笼，到海外去。此时留日派与留英派争执，庄士敦再次把胡适拉来，给溥仪说留英诸般好处，胡适自己又加上留美的好处。
但是皇帝身份不由人，他首先必须逃出北京。
1924年底，溥仪装病，由庄士敦陪同躲进德国医院，庄士敦立即到不远的东交民巷英国公使馆接洽，竟然久久不归。赶到德国医院的罗振玉径自到日本兵营接洽，对方同意“保护”溥仪。等到庄士敦赶回医院，溥仪早就躲入日本人的羽翼之下。就溥仪生平而言，这是关键的一着错棋。原来英国公使麻克类（Sir Robert Macleay)与庄士敦争吵起来，他对庄士敦卷入阴谋迭出的中国政治，十分愤怒。庄士敦见到溥仪，只说英国使馆“地方太小，不便招待”。从现在能看到的英国外交文件，对驻华使馆的指示相当明确：“英王陛下政府对溥仪朝廷没有任何兴趣。”
此后庄士敦与英国外交部关系糟到极点，在溥仪的圈子里，也不再有参与决策的权力。次年他改任英国庚款委员会代表，1927年任威海卫英国殖民地长官，直到1930年威海卫租借地归还中国。与小皇帝虽然还不断联系（庄士敦雇佣了一个旧日宫中人，作为他与溥仪之间“邮局不宜”时的联络人），却已经无法“指导”溥仪的政治动向了。
1931年庄士敦应聘到东方学院任教，回到英国。此时庄士敦已经57岁，自1898年24岁时到香港“实习”，已经离开英国33年。
庄士敦不是学院出身，没有受过“汉学”训练。他年轻时在剑桥学习英国文学。按现在的学院规则，不可能让他担任中国学教授。但是英国早期的汉学家，几乎全是前传教士，前外交官，殖民地官员。例如著名的第一本《中国文学史》（1901年）作者翟理斯（Herbert Giles)，就是前驻中国领事。直到二次大战时，远东问题才刺激了中国学的正规训练，这门学科也开始学院化。庄士敦可能是最后一批此种“归国中国通”汉学家。
当时东方学院看中庄士敦，并非“帝师”名声，而是看中庄士敦与中国知识界，尤其是胡适、丁文江等知识界中坚分子的长期关系。实际上庄士敦20年代与北京知识分子组织“文友会”，是有他本人扶植溥仪的政治意图。等到溥仪投靠日本军方，引起中国人的普遍反感，庄士敦对中国知识分子就轻视有加。他声称胡适只是“浪得虚名”，是他“见到过的最虚荣的人”。在联络中国知识界方面，他没有给学院做任何贡献。
另外一件东方学院没有想到的事，是庄士敦对教学与行政工作无法提起兴致。东方学院只是他的一个“歇脚地”，自己当教授，却把这些事务工作尽可能推给与他竞争失败的前女传教士爱德华兹女士，甚至愿意自己掏钱请人（例如蒋彝）代课。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生动地描写庄士敦是如何耐心的一个好老师，此人对教没有多少政治前途的英国学生没有什么耐心，除了一有机会就大谈与“中国皇帝”的交往。1934年，他买下苏格兰西部荒凉的克雷格尼希湖（Loch Craignish)中间的三个小岛，岛上的几栋房子存下了他的许多中国古玩陈设和书籍，他在门口升起满洲国国旗，宣称此三小岛为“小中国”。庄士敦对他的新居如此满意，据说有一次他在学期中突然消失，久久不出现。校方担心他的安全，只能在《泰晤士报》刊登寻人广告，才把他找回来。
英国的教授，是终身长俸。但是1935年6月，对庄士敦意见太大的同事，竟然举行政变，要褫夺他的教授称号。当时庄士敦刚出版他的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虽然后来中国历史学家在书中发现许多错误，但当时此书颇有影响。褫夺称号一事，最后由聘职委员会投票，庄士敦险胜。他坐稳教授座位后，立即请假半年，说是“皇上”已经邀请有二年之久，他不能继续让皇上失望。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远东之游。他说学校有事还是可以找他，地址写“满洲国新京皇宫”即可。
庄士敦与英国外交部关系不好，也不可能好。英国外交界的习惯，是不信任属员中的“喜爱外国者”（xenophile)。大英帝国正处处危机，担心事件临头时，这些人不好好照看帝国利益。庄士敦来东方学院前，曾活动想担任香港总督未果，想担任香港大学校长，也未果。这次去满洲，他预先问英国外交部，有什么可以代为效劳的事，外交部一干二脆请他少管闲事。据说对他声色俱厉，是为他的安全着想，因为1935年英日利益冲突已极明显，日本人一起疑，立即会把他当作英国间谍抓起来，外交部麻烦就大了。
在庄士敦心里，真是祖国不爱我，我何必爱祖国？本来庄士敦爱英国远远不如爱他的皇上。他到长春后，对溥仪重新当“皇帝”相当高兴，因此与其日本主子也相处融洽。他是5月到的，4月溥仪刚去过日本，“国家元首”规格的接待，使他飘飘然，这是溥仪与日本主子短暂的蜜月期。因此庄士敦也接受日本政府邀请，到东京访问，得到日本副外长宴请。而他也告诉日本驻英大使，《紫禁城的黄昏》中有那些段落，对日本颇有宣传价值。果然此书日文本在1935年出版。
他没有料到的是，就是他得意地给日本人看的那几段，成为溥仪定战犯罪的重要根据。1930年11月，中国外长宋子文急召庄士敦，说有情报证明日本将劫持溥仪到东北，他请庄士敦立即到天津去劝说溥仪不要与日本人合作。不料庄士敦傲慢地回答说他与溥仪一直有“直接联系”，如果溥仪需要他，“说一个字就会赶过去”，不是溥仪说话，他就不便干预云云。对溥仪出逃，庄士敦在书中几乎用诗一般的语言，说他终于回到他的老家，祖先起家的广袤土地（庄士敦自己回到苏格兰高原，似乎是仿效溥仪），说溥仪如何雄才大略，洞察先机，读来是他利用日本人实现自己的政治宏图。在东京法庭上，起诉官狠追这几段，急得溥仪乱喊“这个人胡写书急着卖几个钱！”庄士敦的效忠，差一点把他的皇上送上绞刑架。
庄士敦这次满洲行，使得向来不管教师学生政治倾向的英国学院，也十分头疼。一年多后，1937年6月，庄士敦向东方学院请辞得准。九个月后，庄士敦因病在爱丁堡去世，得年64。
回过头来说，1919年初，当初怎么会选中庄士敦去做溥仪的老师？当时庄士敦职务是威海卫政府秘书，但虔信佛教，常到庙中听经，作为外交人员，得到的考核是“头脑不清醒”。1911年，他用一个中国笔名“林绍阳”(Lin Shaoyang)，在伦敦出版一本奇书《一个中国人关于基督教传教活动向基督教世界的呼吁》，其中对传教士所用的种种恫吓言辞（不信上帝要下地狱，异教神是魔鬼等等）指责极其尖锐，简直像90年代后殖民主义学派的著作。须知，当时义和团事件刚过去不久！作为对比，庄士敦1913年出版的《佛教中国》，对佛教赞扬备至。他与在华传教士激烈辩论基督教与佛教之优劣，给他赢得不少敌人。后来他卷入中国政治，又弃佛从儒，1934年出版《儒家与现代中国》，也算现代新儒家的先声。
正由于此，逊清朝廷通过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要一名英文教师，英国殖民事务部就干脆让他去教ABC。也许英方认为这样一个人，容易与东方人搞好关系。此时庄士敦已经45岁，来中国20多年，除了赢得“好作怪”名声，仕途处处受阻。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失位的小皇帝，后来还会有许多名堂，而且让庄士敦这个怪人，也成为中西文化接触史上一个带传奇色彩的人物。
奇怪的是，所有关于溥仪宫廷的中国文献，都把庄士敦写成西方文化的代表：或是说他做了一点好事，给深宫少年打开面向世界的窗子；或是说他执行了“把溥仪教养成英国绅士”的秘密任务，是文化侵略的急先锋；甚至有文献说庄士敦教英文是假，实际上是******与英国使馆的联络人，也就是说，英国特务。
而在英国人眼中，从几种传记引用的当时文献来看，庄士敦却是一个过于热心拥抱异国文化的怪人，甚至是一个一心效忠外国主子的“英奸”。
其实庄士敦这个人并不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命运让他变成传说人物，做惯“大事”，在学院这样循规蹈矩之地，一个好拿无用头衔来摆架子的“甩手教授”，的确格格不入。
最后说几句或许不是无所谓的小事：溥仪虽然妻妾众多，明显对女人不感兴趣。现在有人猜测溥仪的性倾向，是因为庄士敦“错误的性启蒙”。看来庄士敦对女人的兴趣也不是很大，几乎打了一辈子光棍。他对溥仪，倒也真是很动感情。贾英华新作《末代皇帝最后一次婚姻解密》尚未出版，但是国内报上已经透露作者的声明：“庄士敦是个同性恋者，作者访英时已找到佐证。”
庄士敦一生有过几次恋爱，1931年回伦敦，是想与多年的女友在伦敦安家。他们订了婚，却又宣布解约。1937年他退休到荒岛上，是与斯巴晓特女士（Elizabeth Sparshott)同居。但是五个月后即去世。有传记资料说他死于肾衰竭。但是也有说法说他“失恋”后跳进苏格兰冰凉的湖水里，被救后染上肺炎，不治身死。后一种说法虽然太浪漫，却是东方学院野史上的通用稿。
所以，关于庄士敦的性倾向，我找不到什么证明：这个人在中国的“西方人圈子”里太出名，他的敌人也太多。他早年在威海卫去佛庙烧香，在华西方人就说他准备辞职到普陀山出家做和尚，甚至说他已经受过戒。如果庄士敦是同性恋——当时西方人对同性恋禁忌敌视比今天的中国人还要严重——早就会有一大堆真真假假的故事。关于庄士敦的性倾向，除了他最后凄惨的“殉情”，一件传说也没有，也是奇事。我们只好耐心等今后的史料发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