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这都是中西文学交流史上出人意料的一页，一个摧心荡腑的爱情，一桩卷进太多现代文化名人的悲剧。这样的事，当事人能几十年讳莫如深，知情人也一字不提，要到大半个世纪之后，才让我们惊心动魄地遥望，真是一桩奇事。
我想，这是中国文化人特有的私事忌讳在作怪，也或许中国人认为，婚外浪漫史，能弄到如此缠绵痴怨，不顾舆论的地步，太有违中国知识分子——尤其女知识分子——的“本性”，连提起的人都觉得很窘。五四那一代文化人，大声疾呼摧毁旧道德，在私人生活中，实际上相当传统，起码按今天的标准看，伪饰之处太多。正因如此，朱利安与凌叔华这桩公案，才异乎寻常。
虽然年代久远，这几年内，内情渐渐水落石出。
1996年，英国女画家范奈莎·贝尔的书信集由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出版。在范奈莎给长子朱利安·贝尔的许多信中，此事的情节又多了几层从母亲角度的叙述。长期研究凌叔华的木令耆女士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上（1996年第4期）著书评，讨论了此事。1999年5月，虹影的长篇小说《英国情人》（又名《K》），由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由于小说的艳丽笔触，惨情故事，以及大胆的情色描写，虽然小说隐姓改名，以留出想象余地，但此事一时成为话题。
布鲁姆斯伯里，是伦敦市中心一个小区。著名的大英博物馆，伦敦大学，以及一系列书店、出版社等，都集中在这个地区。
20世纪初，范奈莎与弗吉尼亚姐妹，搬到布鲁姆斯伯里地区的戈登花园广场46号，这里成为一批知识分子的集会地点，在1905年左右形成“布鲁姆斯伯里集团”。范奈莎结婚后，也住在此处，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朱利安·贝尔出生在这里。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大都持反战立场，范奈莎不得不搬到乡下“劳动”。因此二三十年代，布鲁姆斯伯里的集会地点移到范奈莎在乡下的居处“查尔斯顿农庄”。1937年朱利安死于西班牙内战，对范奈莎打击太大，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集会渐渐终止。
所谓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经常聚会的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画家、作家、美学家，也有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没有什么正式与非正式成员之分，但是有经常来的核心分子，和偶尔来的边缘分子。核心分子除了这两姐妹，有传记作家斯特拉契，小说家福斯特，经济学家凯恩斯，美学家弗赖，范奈莎的丈夫批评家克莱夫·贝尔，范奈莎的终身伴侣画家格朗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丈夫政治学家伦纳德·伍尔夫等等。至于“边缘分子”，名单就极长，究竟应当包括谁，是文化史争论的题目。读者可能熟悉的，有哲学家罗素，诗人艾略特，东方学家韦利，女画家卡琳顿等。
而这个集团永恒的核心，却是两位姐妹：画家范奈莎·贝尔，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姐姐范奈莎有两男一女。长子朱利安出生于1908年，正是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形成之时。朱利安可以说是第一个布鲁姆斯伯里的后代。弗吉尼亚自己没有孩子，因此视朱利安如己出。
20年代，朱利安沿着父辈的脚迹，入剑桥大学，成为辩论家、诗人、国王学院学生中的佼佼者。20岁时，出版诗集《冬之动》，甚获佳评，似乎注定要成为布鲁姆斯伯里新一代知识精英。
而这正是世界范围内政治****之时。朱利安和当时的年轻知识分子一样，激烈地讨论世界的前途。当时欧洲年轻人中有一句话：“不是和共产主义一起拯救这世界，就是和法西斯主义一起毁灭这世界。”20世纪被历史学家称为“极端世纪”，30年代是极端之极端。
英国知识界有深厚的自由主义传统，布鲁姆斯伯里集团自由主义色彩更重。一次大战时，布鲁姆斯伯里集团都登记为“良心反战者”，拒绝上战场，情愿下乡做农活——英国对拒绝打仗的男人，一向用“插队”方式解决。布鲁姆斯伯里的集会，由伦敦转往范奈莎的农场。
但是30年代新一代面临的问题，却复杂多了。朱利安血气方刚，以天下为己任，热衷于辩论世界大事。1935年剑桥大学为外国代聘教师，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她的政治学家丈夫伦纳德·伍尔夫，鼓励朱利安到中国，因为“那里将发生影响世界的大事”。朱利安受聘为武汉大学英语文学教授。远航之前，伦敦文学界朋友殷情送别，似乎朱利安将去天外世界。可能因为交通不便，也可能因为中国的特有色彩，既奇异又危险，那时期即将远航到中国的人，总得另眼看待。1938年奥登和伊舍伍德到中国采访，伦敦文艺界也是几乎全体出动送别。
一路航程，朱利安想的是如何参加中国革命，他甚至备好了******，因为关于中国反革命的残酷，报道颇多。马尔罗描写中国革命的《人的命运》，在西方影响很大。到武汉大学任教，对他来说，只是第一步，虽然薪水之高，待遇之舒适，令他这个西方“上层社会”子弟都吃一惊，觉得问心有愧。余钱太多，就给画家母亲寄去许多中国艺术文物。但是他还是一心一意在熟悉情况，寻找“革命关系”。不料，不久之后，这个浪漫的准革命者，就狂热地爱上文学院长陈源的妻子，《武汉日报》的副刊主编，小说家凌叔华。
凌叔华这位新月派的女才子，京派作家中唯一的北京人。她是徐志摩的密友，徐视凌为最可信托的人，曾把自己一生最机密的文件，包括日记，不放在妻子陆小曼处，却放在凌叔华处。以至于徐坠机身亡后，凌落到几方面向她索要文件的窘境。徐志摩留英，曾求学剑桥，布鲁姆斯伯里的人，几乎全是剑桥出身。美学家弗赖（徐志摩甚至给他一个中文名字“傅来义”）也曾执教于剑桥，朱利安视弗赖如同生父。这样前后交织的中英关系，使凌叔华与朱利安自然亲近起来。当时弗赖已经去世，朱利安出于好奇，从英国要来徐志摩给弗赖的英文信，读后说：“不过尔尔。”看来是对凌叔华老说起徐志摩颇有醋意。近来有论者甚至认为凌叔华应当是徐志摩“生平中的四个女人之一”（另三人是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
凌叔华小说典雅秀丽，被称为“闺阁派”。但是从她某些作品，例如使凌叔华成名的《酒后》，例如被胡适赞扬备至的那篇《上元夜》来看，她对人生的激情，尤其毁灭性的激情，很有体验。可能由于富家小姐出生，“教养”太严，她的个性一时被遮蔽而已。从这个角度看，这场恋情让她发现了自我，也不能说绝对是坏事。可惜30年代中期，凌叔华创作已经停笔，一心临摹宋元古画，陶冶性情。不然这个对她个人来说翻天覆地的大事，必然会在她的创作中留下痕迹，不用等到世纪末的女作家来呼应。
凌叔华当时的确有“珞伽山美人”的外号。她比朱利安长八岁，当时已经三十有五（木令耆文说“大十多岁”，误），而且已经有孩子。或许成熟的中国女人更吸引人，不过两情相悦，没有什么道理可说。
朱利安从离家上学起，就喜欢给母亲写长信，每个星期总有一封两封。信里坦陈生活中的一切。这些信件很有文学史价值，更有心理学价值。朱利安在信中提到女朋友时，一向用的是编号，凌叔华是K，即第十一。在中国文人看来，这个绰号就太骇人听闻。木令耆女士在《二十一世纪》的文章中，指责朱利安是“情场老手”，但是跳入情网，却总是双方共同的事。要追究谁诱惑了谁，谁上了谁的当，就俗套了。
朱利安虽然从小习惯了英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性开放态度，他自己的奇怪家庭，“家教”就更出格。这个奇怪的大家庭，人来人往，白天各自做“专业”，晚餐及餐后，世界大事人类前程，雄辩几个小时，而且不是空谈—— 一些推动世界的理论，就是如此辩论出来的。到夜里，谁跟谁睡，似乎临场决定。这样的“家庭”，在20世纪初英国知识界，也太惊世骇俗，“秽闻”不断。只有范奈莎这样的女中豪杰，才能“主持”这个奇怪的大家庭，而且还养大三个孩子。无怪乎较脆弱，最后以精神崩溃自杀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对姐姐钦佩之至。朱利安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就不仅是拜伦式的“情场老手”，恐怕他对性爱的根本态度，在中国人眼中荒乎其诞。
以尖牙利舌闻名的美国女作家朵罗西·帕克，当时就称“布鲁姆斯伯里集团”为：许多对儿，爱三角儿，住四边儿（指伦敦的“花园广场”式住宅）。克莱夫·贝尔，大部分时间住在这个那个情人处，有时回来看望妻子孩子，还把情妇带来“让家人品评”；范奈莎生养朱利安之后，就与弗赖是情人关系，但是终身组成家庭的伴侣，是画家格朗特；而格朗特本人，却是双性恋者，凯恩斯是他长期的同性恋伙伴，在范奈莎家里有自己的房间。斯特拉契是同性恋，但是与女画家卡琳顿的感情之深，以至于斯特拉契去世后，卡琳顿自杀。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同性恋，故事就更多。
奇怪的是，如此复杂的关系，没有败坏这些人物的友谊。也许正是因为友谊远远更为重要，所以与谁成了“床伴”，反而是很次要的，可以不断调整的小事。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这批人有意创造的“神话”，但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各种事各种人至今还令人惊叹，给文化史家写不尽的题目。如此的自由主义“家教”，朱利安自然会有一种性放任态度。
朱利安与凌叔华情事的过程，说起来就像小说家言。而且朱利安给母亲写信，说得之坦白，外人看了应脸红——这些信本来不是供发表的，不能怪他。应当说，这样坦诚的母子关系，难能可贵，令人感动。如此不同背景的两个人，堕入情网容易，理顺关系就极难。武大校园虽大，众目睽睽之下，不得不遮遮掩掩，对凌叔华这有家室的女子，想必是更大的折磨。他们关系的曲曲折折，不用小说，的确难以细说。而且，可以理解，对此事，凌叔华一个字没有留下，这段“历史”只剩下朱利安的“一面之词”。
朱利安在中国写的诗，很带浪漫色彩。但是他依然关心着文化政治问题，在这段时间写出了他的三篇论辩著作，关于弗赖的美学，与路易斯论“普罗诗歌”，与福斯特论“自由主义的歧途”。
朱利安也是一个热情介绍西方文学的教师，父亲克莱夫·贝尔，是普鲁斯特研究专家，因此他的英语文学课，竟然也教《追忆似水年华》的英译文。他的学生中有后来以翻译安徒生童话出名的叶君健，两人当时很友善，据说无话不谈。叶晚年散文中有几次提到朱利安，对这件情事却一字未提。
最后的结果是“东窗事发”，两人被“抓奸”，朱利安作为“丢尽面子的洋教授”，不得不从武大文学院辞职，1937年回到英国。朱利安现在喜欢一个人想心事。弗吉尼亚·伍尔夫觉得这个大孩子一般热情的青年，此时成熟多了。母亲范奈莎知其详情，暗暗担心。此时西班牙内战已经大火燃烧，欧洲知识界都感觉到这是反法西斯的前哨战。许多怀有理想主义的青年都志愿参加“国际纵队”投入战斗。朱利安不顾母亲阿姨的反对，赴西班牙参战。
朱利安原是到中国寻找死神，却投入一场亡命的爱情。似乎应验了他诗人之心的呼求，在马德里守卫战中，德国法西斯的飞机炸中了他开的救护车，弹片切入胸腔，朱利安重伤身亡。
30年代后期，布鲁姆斯伯里人物凋零。朱利安的狂热爱情和勇敢牺牲，成了这个知识分子集团辉煌历史尾声中的悲剧之音。从此后，那些高谈阔论的聚会，那些长辩哲理的豪情，都不再可能。数年之后，弗吉尼亚·伍尔夫自杀。范奈莎虽然活到高龄，爱子的死却是她生命中最大的打击。
朱利安的童年故居，即范奈莎的家，布鲁姆斯伯里友人20年代聚会的“查尔斯顿农庄”，位于伦敦南面几十里，伍尔夫也住在附近。我去时，看到至今有络绎不绝世界各地来的参观者，墙上的画，有好几张是范奈莎画的年龄不一的朱利安。很多人注意到客厅壁炉上中心地位，是一尊中国佛像，脸上有慈悲安详的微笑。向导小姐细说布鲁姆斯伯里人物逸事，如数家珍。但是她不知道这尊佛像的来历，我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