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圣谕》16条颁布于1670年(康熙九年)，这位道德君主刚完成军事统一，似乎想用普及儒家伦理，向老百姓宣布他才是儒家正统的代表。这16条圣谕用来训导百姓良民，也用来宣布他的治世方式。半世纪后，继其位的雍正，登基第二年(1724年)，又重颁《圣谕》，并附上他的讲解，称为“圣谕广训”，而且怕老百姓读不懂他的浅显文言，命陕西盐道王又朴写成白话讲稿，并由各地官府印制以广为散发。
传教士发现康熙圣谕对理解中国人习俗相当重要，因此福勒(Hone Fowler)于1892年根据湖北官书处版本译出王又朴的“直解”，而把康熙与雍正的文字作为附录，以中英对照方式由上海美国长老会传教团印书馆出版。
我们已经知道庞德对中英对照本最感兴趣。在他看来，《圣谕》就成为儒家理想复活的可能样式。我们不能埋怨庞德选中这种陈腐的训诫，他实际上无别的中英对照本。诗章第98与99主要讲康熙圣谕，但一读就知道庞德并没有让自己成为三家村迂夫子，他一下手就抓住了他所需要的道德主题“本业”：“务本业，以定民志。”这样，社会中就没有“非本业”的地位。谁是不务正业者呢？是高利贷者，是银行业。他们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道、佛相当：
何人见过道士白日飞升？
他们灭绝五伦
至于佛徒
他们没有任何智力
管理帝国，道士也没能力
继续讲康熙圣谕的“诗章第99”，集中到“法”字，这当然是沿用康熙“讲法律，以儆愚顽”而来，但是庞德拆解“法”字，认为此字组成是水、土，人(肱——二头肌)因此法由自然：
天、人、地写下的法律
并不在它们的自然颜色之外
庞德这个字拆得有意思。
“诗章第101及102”，是庞德第一次注意到非汉族的中国文明，即广西漓江流域的纳西族文明。他的材料来源似为人类学家约瑟夫·罗克所著《中国西南古代纳西族王国》一书。
庞德的思想包容能力，使他很快能把任何他感兴趣的文化材料纳入他自己的思想之中。纳西族宗教似乎源自古西藏，为一种自然神教，而漓江风景，为这两章提供了柔美的背景。
从1960年开始，庞德试图为《诗章》正式作结。本书已说过，从《比萨诗章》起，庞德每次都试图为这部庞杂的史诗作结，每次都似乎找到了一个足够坚实的道德、经济、历史立足点，可以立起大坝，截断《诗章》宏富的诗学和哲理之流。但每次都被他自己冲垮了。
1969年出版的最后一本《诗章》，简单地被称为“草稿”(即110章到117章)，显然没有完成。《诗章》在1970年终于合成一本出版时，这一部分就作为全部《诗章》的收结。1972年庞德逝世之后出版的《诗章》合集，又加上了若干“片段”。因此，《诗章》最后部分，称作《草稿与片段》。
这个结尾，如冲破大坝的洪水，化为无数瀑布和急流，每个支流规模都变小了，但可能此时方才显出诗歌的自在状态。毫不讳言的片段性，与此相比《诗章》先前各部，着力过多的沉重：庞德一直坚持包揽中西古今的努力，可能是把世界和历史看得太简单或太认真了一些。《草稿与片段》证明不仅片段成诗，而且片段成史。在与意大利《时代》杂志记者谈话时，庞德已承认“我无法用言词企及我自己思想的核心”。说这话时，他已经离开儒家诗学，离开包治人世弊病的“宏大叙事”。片段，即是濒临沉默的史诗。
《诗章》的不结之结，不可避免涉及庞德对自己一生的评价。在奥涩的诗歌语言中，他也做了一个明白无误的悲剧式结论：“我本想写出天堂，结果写出末日启示录”——他一再希望在儒家哲学基础上建立西方文化的复兴，结果看到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威胁；他本想写出儒家理想的诗意，结果《诗章》中最令人心悸的是比萨监狱里的人努力追求自我毁灭的哀叹。
总是应该有人对世界的灾祸负责的。“诗章第111”写道：
落下的是蜘蛛和蝎子
给点光抵挡落下的毒虫吧！
黑暗的风猛扑向森林
蜡烛闪闪烁烁
高低明灭
光自身Lux enim——
对抗暴风雨
“毒虫”来自道家所说的“五毒”。“光”在这样的毒虫攻势前，在暴风雨前，明显无力抵挡。
庞德在精神病院度过12年(1946-1958)。50年代末，伊丽莎白医院接见室已成为新兴起的反学院派诗的圣地。黑山派的查尔斯·奥尔森、垮掉派的艾伦·金斯堡，以及其他当时还很年轻的诗人们，一个个赶去。庞德一生从来没有被当作精神病患者时那样名满全国，而且成为后现代先锋诗坛的教父。有讥评者认为这是一种浅薄的叛逆崇拜，美国政府与庞德过不去，或者说庞德始终与美国政府对立，所以以反文化自居的垮掉派——嬉皮士一代心仪庞德。其实，原因恐怕不在于此：庞德对全世界，尤其是中国文化的热情，是对欧洲中心式文化保守主义的抨击；他的求新不息的异端诗学和创作实践，也为美国诗歌突破新批评——艾略特——学院派的束缚进入后现代的开放式姿态，提供了经典式的前导。
庞德自己却明白他并不适合做青年的导师、精神领袖。年少气盛的金斯堡面见庞德，表达钦佩之余，也当面指出庞德的两大错误：一是反犹，二是反佛。新生代诗人都弃儒而转向禅宗佛教或其他东方“异端”思想，在他们看来，儒家就是一切主流文化的象征。
这一点应当辩明，庞德崇儒，是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主要精神支柱基督教。“诗章第99”戏称耶稣为“耶子”(Je Tzu)，他一向尊称孔子为Kung，而不喜欢的人称为Lao Tzu(老子)，Foe Tzu(佛子)，Taozer(道士)等。庞德对基督教文明的大胆贬抑，弃耶从孔，是庞德自30年代以来一个主要的思想叛逆姿态。
看到《诗章》中的满篇汉字，我们马上会想到庞德的炫学是否浅薄了一些。但仔细读可以发现，庞德除了表示他崇拜中国文化之外，还用汉字来取得一定的诗学和美学效果。
首先，以字代义，用汉字作为儒家思想的表征，这样的做法，并非只是有意吓唬西方读者。查一下《诗章》，我们可以看到，早期诗章中几乎无汉字，甚至《中国史诗章》中也很少有汉字。从《比萨诗章》起的晚期诗章中，汉字才成为不可缺的要素。令西方读者视为天书的汉字，成为凝聚诗意的光辉节点，成为乐园主题的贯穿性象征。
而且，庞德的拆字法，拆解汉字，自然是基于费诺罗萨的理论，但在《诗章》这样并不需要严格遵循原文原意的创作中，拆字法有时会产生意外的诗意或哲理深义。
检查整部《诗章》，我们可以看到庞德嵌入的无数汉字中用了五次以上的汉字有14字：
正，14次，（包括“正名”5次）人，8次
明，10次仁，7次
本，10次（包括“本业”6次）端，7次
止，9次日，7次（即“日日新”）
新，8次（包括“日日新”7次）中，7次
灵，8次显，6次
旦，8次周，5次
“一字儒”貌似简单，但庞德对汉字的关注使他紧紧抓住了儒家思想的某些精髓。而且，从以上统计中可以看出他对某几个主题特别关心。
一是中庸。“中”与”正名”等字，在《美国史诗章》(即《亚当斯诗章》)中再三出现，看来是庞德认为成功的政治家所必须具有的素质。与此相关的是“止”，显然来自《论语·子罕》：“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庞德自己说：“在儒家哲学中，没有比‘止’更重要的术语，止就是扎营地，位置，立足点，出发地。”在“诗章第79”中，他引了“黄鸟止”，这是朱熹注《大学》时，所引《诗经》：“交交黄鸟，止于棘。”
庞德关注的核心是乐园天堂或盛世概念，这分散在一系列字中，即“明”、“显”、“旦”和“周”。因此，庞德的乐园不再是犹太——基督教所说的伊甸园，而是儒家道德教化下的盛世乐园。与基督教乐园概念相比，庞德式(不一定是孔子式)的盛世是可以重建于现世的，并非只能在不可企及的远古。这就是为什么他强调以周代商，是乐园重建的范例：“周”出现的次数比尧舜禹为多。而且，他对“显”字的特殊理解，说明他的乐园概念还常常归结到每个人独自的努力。
第三个关切点，庞德学者一般很少注意，是他对儒家哲学的人本主义式的理解。“人”、“仁”等自然是强调人在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诗章第82”一再回向孔子的“仁”概念，庞德将此字翻译成拉丁文humanitas，即人性，人本。在另一处，他解“仁”为“人及其全部内容”。“诗章第85”一开头就大书一个“灵”字，接着的诗句是：
我们皇朝的兴起是由于高度的感觉性。
以感觉性(sensibility)译“灵”是出人意表的人本主义的解释：人之为万物之灵，在于他的本心之仁。例如“诗章第86”回顾欧战之酷烈时，以“恤”字引导全诗。应当说，越到后期，庞德越接近儒家思想中的人本精神。因此在利用康熙圣谕这样的道德训诫时，他也一再注意五端、五伦，甚至如上文所说，在法中找到人性的基础。
当人的本性成了乐园重建的主要支柱时，庞德开始接近(可能是不自觉地)唯心理学的精神，儒家思想就不再显得严酷可畏，相反，出现了一种融合光大的综合。
庞德一生对中国文化和中国诗学锲而不舍地努力理解并全力推介，是中西文化关系史上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诗章》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迫使我们不得不理解它的成就。
“诗章第13”即“孔子诗章”最后三行加了引号，但明显不是孔子语录：
杏花
从东方吹到西方
我一直努力不让花凋落。
读来像庞德的誓言，虽然这誓言，有个内在悖论：杏花吹得那么远，如何不至于“凋落”(falling)。庞德只不过是立志使中国古代文明之花重新开放而已，但这努力必将是很艰苦的，因为这意味着不只是保持，而是再创造。在他一生最后之时，他回想到他之努力：
我曾试图写出天堂
别动
让风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