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留学，天生我才已有用。用在何处却有一番讲究。在大陆留学潮中，笔者算是较先行者，而且穿过不同大学不同洲。经常有新到的文科学友来访，问及选科一事。专业选择，或者说，是否要改行，是我们经常讨论的问题。
回望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留学生，选择之难，看来更是个大问题：他们选择的标准主要是兴趣，而兴趣又太多。不少人频频换科目，很多人读了好几门专业，甚至博士拿到后弃之不顾再换专业的亦大有人在。诚然，宣统元年与二年全国考试庚款生，只取几十人。天下英雄尽在此中，现在每年几十万留学生西来，才气当然无法比。但是当年留学生可以选择的科目，也比今日少多了。问题只在于：我们心中还有没有“兴趣”这两个字？
当年的中国留学生，多才多艺者太多。赵元任一直对走哪条路举棋不定，今日听来几乎是传奇。1910年赵元任留美时，想学物理，考虑到实业救国，决定学电机。到康奈尔报到后，却主修数学，1914年毕业，到哈佛却做哲学研究生，1918年获博士，得到博士后奖学金竟然拒绝，因为对以哲学为毕生事业依然犹豫。1919年回到康奈尔教物理，1920年回中国为罗素做翻译，此后读到高本汉《中国音韵学》，才对语言学感兴趣。“文字改革”当时正热火朝天，现代汉语的建设几乎要从头做起，这个报国目的才真正保持了他的语言学学术兴趣，先前的专业，在我们今日看来早已有大成，赵元任丢开无所谓。
金岳霖是另一个传奇性换专业人物。1914年到费城学商业，得学士；1917年去哥大研究院学政治学，得到博士学位；与徐志摩、张奚若听伦敦经济学院拉斯基教授演讲，大感兴趣，一起转到英国学政治思想史。后来又去牛津学哲学。1925年回国，此时赵元任刚辞去清华逻辑学教职，请金代替，金教着教着，发现逻辑“好玩”，也就最终发现自己真正兴趣所在。1931年，重新到哈佛学习逻辑，从此以逻辑学为毕生事业。他的选择几乎用了20年。
闻一多在清华学校时，单名闻多，一字后加。的确当时他兴趣特别多，书法绘画见优，又喜写剧本好文学，1921年到美国芝加哥读美术学院，可能是中国留学习美术之第一人。但是闻一多受美国“新诗运动”影响，转向文学创作，回国后又从文学创作转向文学史研究。连艺术家也可以不断改专业。
兴趣多到难以控制，无法找到专业方向，时间长了，就会变成无专业可言。罗家伦和段锡朋留学五年，换了美英德法四个国家，五个大学，如此频繁换国家，不用说专业，光把语言学通就够忙的。傅斯年也是一个例子。傅原是北大五四那一代最有潜力的学生，到英国伦敦大学学语言学、文学；又转到柏林大学，藏学、蒙学、地质学，什么都学，说不出自己学的是什么专业，直到连好脾气的胡适都不能容忍。
这对傅斯年来说，损失不多，浪费几年而已。那时公费留学生自主权很大，无人能找傅算账。国内学术界，也不需要博士头衔，傅斯年归国后，依靠留学前的国学根底和天资颖慧，依然能一边做学问，一边当学术领袖。
赵元任、金岳霖、闻一多，虽然专业方向几经辗转，至少使他们最终找到毕生事业所在。对于留学变成游学者，出国也可以说增了阅历，长了见识。对那时的留学精英来说，整个西方现代文化如一本书在面前打开，可以整个取来；而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也似乎是一本待写的书，他们认为自己什么都写得。气概之恢宏，志向之开阔，我们今日西来的学生只能叹而观之：无论财力、才干、时间，都不允许今天的留学生，如此优哉地“选择”。
但是问题还不在此：我们今天已经不能按兴趣选择。尤其是留学生，更无法放纵自己，跟着兴趣走。
我坦白承认，对来找我咨询的年轻文科朋友，我的劝告一直很实际：若要找“成功”，趁尚年轻，赶快放弃文史哲之类，转到电脑学或国际经贸等“准文科”上去。我的劝告，从文科学生垄断的洗盘业中，“拯救”了不少朋友。
现在的留学生，选择问题已经很不相同。他们不再找自己的兴趣所在，而是找稳固的收入，中产职业者的地位。年少气盛的已经很少见，选科多半是实际又实际，以至于许多人初中就已经决定（被决定）一生的专业方向。兴趣或许依然有，但不与专业相混。
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时，最实用的“民用工程”(civil engineering)等系，教室里几乎全部是黄面孔，使校方不知如何对付“族际关系”问题。到英国，发现报名文科的比理工科人数多，因为文科“有意思”。但是看一下黄面孔，又是绝大部分在工科。
这绝对不是说学电脑容易，恰恰相反，完全放弃已经熟悉并且喜爱的文艺学，进入完全陌生的一个行当，而且从头学起，需要极大的勇气，几年悬梁椎骨的刚毅，还要相当高的智商。但是，当他们成功地进入大公司，我由衷地为他们高兴。
我的劝告，似乎是为朋友留在西方考虑，实际并非如此：《人民日报》海外版经常大幅刊登的招聘海外博士广告，要的大多只是理工及经贸电脑等“准文科”人才。我知道好几个文学朋友，改行后，学有所成，荣归故里。
如此族际分工，几十年下来，就形成自然的专业分界：白人任经理，作公关；黄人做技术，做实验；黑人耍歌舞，弄体育。例外当然是很多，但统计会证明这个观察正确。刚看到报道，微软公司面临一个新官司：黑人到法院告微软种族歧视，说该公司两万多职工，黑人仅占2.6％；微软反驳，说该公司“少数民族”有22.7%。如此说来，“非黑人少数民族”，占微软员工达五分之一。他们是谁？微软不愿意公布族种分析统计，我也希望他们不要公布。
难道今天的学生，就不想当思想者，当诗人艺术家？须知，真正的思想者和诗人有福了，终其一生，兴趣与专业结合，工作与闲暇难分，甚至不怕那个人人害怕的词——退休。人海茫茫，能有如此人生境界者，从来是极少数。在今日西方，学人和诗人，大多在大学“执教”。不仅粥少僧多，升迁的实虑，行规的束缚，稻粱之谋扼杀了学问与艺术之乐。思想或艺术，都要靠生活的潇洒来浇灌。要潇洒，就绝对不能留学：一旦专业弄对了，思想或艺术只成了业余爱好；万一专业没有弄对，很可能留也不成，归也无计。两种例子，我都见多了。这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欠中国人民的又一重债，很值得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们仔细研究。
对比五四那一辈，今天的留学生真是不幸：这是教育“全球化”把选择强加给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自动放弃选择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