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元意识由来已久，尤其是在释道这两家非主流思想中，《道德经》强调区分君临于“可道”、“可名”世界之上的“常道”与“常名”；例如禅宗谕“至佛非佛”和论“迷”与“悟”(《传灯录》卷二十八“在迷为识，在悟为智；顺理为悟，顺事为迷”，清晰地指出层次控制关系)。
奇书《西游补》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本元小说。翻转《西游记》，固然已是戏仿，而书中论及层次观念，妙趣横生，发人深省。例如第四回孙行者入小月王万镜楼，镜中见故人刘伯钦，慌忙长揖，问：“为何同在这里？”伯钦道：“如何说个‘同’字？你在别人世界里，我在你的世界里，不同，不同。”
可以不无骄傲地说，中国先贤对元意识比西方古人敏感得多。然而西方现代元意识发源于希腊哲学与数学的推理逻辑之中。例如，欧几里得几何体系之严密，固然难逃导致千年机械论统治之咎，但一旦发现触动公理，即可创立整个新体系，它就直接引向了元数学。中国当代知识界的元意识是一种现代意识，无法借释道而生，虽然艺术家们常可求助于释道之敏悟。
80年代初开始的“方法论”热，与1985年起关于中国文化的热烈讨论，为先锋小说的元意识的产生提供了最基本的精神土壤。方法论即元方法。西方有些论者认为现代元意识的产生是信息爆炸的结果，是掌握过于庞杂的信息之需要。可以说，中国当代知识界的元意识，是掌握过于庞杂而模糊的中国文化和历史信息之需要。读余华和格非的作品，这种庞杂和模糊造成的焦虑感十分清楚。
然而，这种文化界的气氛要进入小说，还得靠小说自身的发展。80年代，中国小说对释读指导渐渐增长的不安最后导致了元意识的产生。
80年代上半期的伤痕文学与改革文学正是靠强力的注释性指导而适应社会需要的。80年代中期，对已有释读体系的不信任导致了信码的崩溃，新潮小说实际上是释读规范危机的产物。
这种危机首先表现在“失落者”文学中，刘索拉、徐星、陈建功、多多、吴滨、洪峰等作品生动地体现了当代城市青年一切价值的失落，甚至前几年知青文学中的个人主义和存在主义价值都被丢弃。可能到这时候中国文学才成功地越过《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水平。但是，虚无主义的自伤自悼、自暴自弃依然是一种价值的追求，虽然是负向的。王朔等人已证明这种自恋情结可以成功地作为大众消费商品行销市场。
新潮小说的另一价值取向是热闹了好一阵的寻根文学。但无论是寻根寻到少数民族；还是到山区穷乡；还是到朴实乡村；还是到“靠本能生活”的前辈；或者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非主流体系，都是信码规范体系危机中病笃乱投医式的寻找，而寻找当然是在追求价值，追求可行的信码规范体系。哪怕追溯的结果是对中国文化伤感而厌恶的否定(韩少功《爸爸爸》)，其救治之心殷切可见。
诚然，离心运动是20世纪全世界文学总的趋向，但是如果离心的方向依然是追求对世界的诠解方式，那么这是同水平的运动。欲超越当代文学传统，需要对更根本的东西——表现形式与释读方式——进行破坏和再建。先锋小说元意识的产生符合了这个需要。
元意识，是对叙述创造一个小说世界来反映现实世界的可能性的根本怀疑，是放弃叙述世界的真理价值；相反，它肯定叙述的人造性和假设性，从而把控制叙述的诸种深层规律——叙述程式、前文本、互文性价值体系与释读体系——拉到表层来，暴露之，利用之，把傀儡戏的全套牵线班子都推到前台，对叙述机制来个彻底的露迹。
这样的小说不再描写经验，叙述本身创造经验。读者面对的不再是对已形成的经验的释读，读者必须自己形成释读。当一切元语言——历史的、伦理的、理性的、意识形态的——都被证伪后，释读无法再依靠现成的信码，歧解就不再受文本排斥，甚至不必再受文本鼓励，歧解成为文本的先决条件。换句话说，每个读者必须成为批评家。
元小说实际上是一种performative criticism (批评演出），是批评家作为叙述者或人物，从故事内部批评叙述规则，颠覆叙述创造真实世界的能力。因此，叙述者是在批评任何能够暂时立足的隐含作者。元小说暴露叙述策略，从而解构现实主义的“真实”，消解利用小说的逼真性以制造意识形态神话的可能。
元小说揭示小说虚构性，从而导向对小说与现实的关系的思考。元小说表明符号虚构叙述中，意义很大程度上只是叙述的产物。这样，我们所面对的 “现实”世界也并不比虚构更真实，它也是符号的构筑：世界不过是一个大文本。符号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正如罗伯·格里耶所说：
读者的任务不再是接受一个已完成的充分自我封闭的世界，相反，他必须参与创造，自行发现作品与世界——从而学会创造自己的世界。
由于把深层推到表面，先锋小说就滞留于表象。因此它是中国第一个真正“形式主义化”的小说流派。内容被化解于形式之中，只是形式的添加剂。对这样的小说，主题深化，结构统一，有机整体，立体人物等传统文学理论与批评语言完全不能适用，我们能见到的只是拒绝主题，结构瓦解，片断零散，平面人物，性格单一。指出这最后一点或许会使人惊奇，但先锋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单向度的，没有复杂性格。马原的《拉萨河女神》与余华的《世事如烟》中的人物甚至没有名字，只有号码(虽然这念起来挺别扭)。
由于叙述世界的自足性取消了，先锋小说中的直接转述语(不管引语式还是自由式)大量减少，因为人物性格已不再是叙述目的。在绝大多数先锋派作品中，人物无论性别年龄职业如何，说话的口吻不同程度上消失了个性，渐渐融入了叙述背景，也就是说，重新取消了“质地分析”。直接引语的绝对地位与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是中国传统小说最明显的风格标志之一，看一下延安时期的小说，或邓友梅、贾平凹等风土小说就可明白直接引语程式的重要性。
随着先锋小说的兴起，中国当代小说不仅成功地恢复了五四精神，回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而且开始超越，走向对中国文化史彻底批判和更有效继承。
不错，五四小说的立足点是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总体批判，但五四小说对旧的元语言体系的攻击却是以拥护新的体系为后盾的，以新易旧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药。这样的方向似乎正好与寻根小说相反(寻根始祖沈从文的确是五四精神的反动)，实际上是没有脱离元语言迷信。具有元意识的当代先锋小说暴露一切构筑和释读意义的深层批判，否定任何信码体系的必然合理性，似乎有“只破不立”之嫌，却是一种本体性的自觉，正是这种自觉使先锋小说保持批判的彻底性，而不至于落入又一个意识陷阱中去。
那么，完全不要释读体系，不就是符号的无政府，意义的空白吗？当然是。但新的意义体系的构成不是文学所能完成的。文化的转型和再生机制很复杂，不会受文学的纯批判所左右，但它需要文学纯批判的帮助。严肃的文学，尤其是先锋文学能做的只是刺激转型的机制，使之活跃起来。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之所以过早地结束了总体批判的方向，正是因为过于匆忙地寻找新的价值体系。
如果先锋小说的作者和批评者都认识到这个问题，明白露迹的作用，从无意识地写出元意识，到有意识地写元小说，那么我们有理由期盼当代中国先锋小说——中国第一个先锋小说派别——创造出中国文学史上最好的成绩。
这是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先锋小说派别。从五四小说到新潮小说，整个中国现代小说可以说都是强调诠释指导，也就是说，是“评注性”的。这些作品用各种手段来说服读者，要他们相信对叙述世界只有某一种释读才是正确的，从而对现实世界只有采取某一种态度才是正确的。自然，指导强度在不同作品中甚为悬殊。宣传文学或者歌颂文学有一种“过量编码”(overcoded)倾向，不给读者任何释读自由度。固然，能保持足够批评警惕的读者或批评家依然能超越文本，析辨文本后的意识形态控制方式。但这类释读不是本意，而是歧读。有40年之久，当时，凡是放松元语言控制而可能导致歧读的作品，哪怕文中并无“错误观点”，(如方纪的《来访者》)一律必须批判。五四小说与新潮小说，某些作品的“评注”性相当隐蔽，而且在相当程度上鼓励歧读，但文本的期待释读还是看得出来的。
先锋小说则完全不同。先锋小说故意模糊其意图语境，撤除释读压力，因此它的任何释读都是歧读。如果其他小说取得歧读需要超越文本的批评(甚至大部分批评家都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歧读就是先锋小说唯一可能的阅读方式。斯柯尔斯曾攻击先锋小说，称之为“****式的自我审视狂”：
读者需要作者想象力的帮助。如果他们能得到的只是一声咕哝：走开，我自己麻烦够多了，他们真会走开。
诚然，读者需要评注式指导，但先锋小说的读者不能依靠这种指导。如果他们真的走开了(大部分消费性读者真的走开了)，那也是先锋小说原本准备付出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