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有句俗话，叫“一个好汉，三个帮”。
马克思有句名言，叫“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
这两句话，一句可谓大俗，一句可谓大雅。合在一起看，正所谓大俗大雅。
马克思的那句当然属于大雅，所谓“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是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人，都有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
什么是社会属性？
这样说吧，你只是你，这是人的自然属性；而你不只是你，这才是人的社会属性。
而民间的那句俗话，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也是为了要告诉我们，就算你是好汉，在这个社会里，你也不能孤军奋战，你需要有朋友，有团队，有帮哥们、姐们，有些知心朋友，这样，你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
好了，这两句大俗大雅的话，事实上我们都不陌生，其中的道理也浅显易懂。但真实的情况却是——越是好汉，越不容易在生活中实践这个简单而质朴的道理。
比如曾国藩，他年轻时虽然有浮夸不实的毛病，但至少朋友还挺多，虽然一开始都是些狐朋狗友。后来他拜理学大师唐鉴、倭仁为师，另外交了些长于修身养性的朋友，自己修身养性的工夫也日渐深厚，所以他在北京当翰林的那段时间，还真可以说是非常擅于结交朋友的。后来就是因为朋友多、朋友铁，有人在官场上替他撑腰，他的仕途也非常顺，37岁的时候就当上了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相当于******大部委的一个副部级干部。
有人说，你不是说“越是好汉，越不知道一个好汉三个帮的道理吗？”你说曾国藩靠朋友飞黄腾达，这跟你说的搭边吗？他不正是“一个好汉三个帮”的典型吗？
别急，我说的不是反例，其实曾国藩还就是个不了解一个好汉要三个帮的典型，他之所以前面知道要朋友帮忙，是因为他还没把自个当好汉呢。一个人心理没膨胀的时候，谦虚谨慎、虚怀若谷的时候，都知道要靠朋友帮忙，等他真把自己当成了个人物，心理越来越膨胀，越来越目空一切，也就是越来越把自个当好汉的时候，他就会忘了“一个好汉三个帮、一根篱笆三个桩”的简单道理。
那曾国藩是什么时候忘记这个道理的呢？就是他开始把自个当好汉的时候。
那曾国藩什么时候把自个当英雄、当好汉的呢？就是他出山办团练，开始雄心万丈地要收拾太平军的时候。
1852年，曾国藩回老家为母亲丁忧，也就是守丧。这时候太平军横扫两湖，先从湖南打到了湖北，再调回头来二次攻打湖南。清政府的政府军，也就是绿营与八旗，在英勇的太平军面前，简直就是豆腐渣，根本无还手之力。咸丰皇帝没辙了，让各地在家务闲的大臣办团练，曾国藩就被咸丰任命为湖南团练大臣。
可曾国藩老谋深算，他心里没底、没谱，也不知道出山到底能不能成事，所以一开始他拒不受命。这也可以看出来，他确实是个谨慎的人，谨慎到连皇帝的圣旨也不听。
后来，湖南巡抚张亮基反复地邀请他出山，包括像左宗棠、郭嵩焘、罗泽南这些湖南的名人，都反复推荐，认为只有曾国藩出山，才能拯救湖南，所以一批一批的说客来劝曾国藩出山。最后，最佳辩手郭嵩焘同学，发挥舌战一儒的超一流水平，为他分析了太平军必不能成功的关键理由，也就是太平军的拜上帝教是与儒家传统文化为敌的，这一点彻底打动了曾国藩，他终于认为自己有了顺应趋势、必能获胜的把握。再加上磨了好长一段时间，从皇上到省长，请了他那么多回了，架子也已摆得十足，所以曾国藩也就信心满满地出山了。
因为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加上众望所归，再加上他有必胜的信心，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向老谋深算的曾国藩，一向谨慎小心的曾国藩，开始把自个当英雄、当好汉了。
打这儿开始，就因为他把自个当好汉了，他就忘了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的道理。
曾国藩离开老家湘乡到长沙办团练，本来他那几个如狼似虎的弟弟都要跟着他出山的，结果他说不用，不就是办团练嘛，大哥我一人搞得定，虽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但现在不到那份儿上。后来，在几个弟弟反复要求下，他才带了最小的一个弟弟曾国葆一起到长沙办团练。
到了长沙，在巡抚张亮基和湖南众名士的推崇之下，虽然只是办团练，曾国藩却感觉像是在负责全省的军务。
虽然团练当时只相当于民兵组织，曾国藩却率领这个“民兵”组织对当地有起义倾向的堂会、帮会展开了频繁的军事行动。其痛下杀手，到处围剿，不仅雷厉风行，而且雷声震震，可以说动静非常之大，以至于没干几天就被人骂作是“曾剃头”、“曾屠夫”。
可曾国藩认为要成大事就要用非常手段，要当好汉就要勇于担当，所以，虽然千夫所指，甚至张亮基之后新继任的湖南巡抚骆秉章都劝他不要搞得这么火，他也置若罔闻，根本不听。
当时，不论是官场还是民间，有很多人纷纷指责曾国藩办团练办得太过了。更有人指责他不仅杀了好多人，还越权管理绿营的军务，还让绿营士兵跟他的团练一起训练。这下，反对曾国藩声浪，在长沙，在湖南，一浪高过一浪。
可曾国藩不管这些，这一阵可以说是曾国藩一生最反常的时期，原因就是因为这一阵他分外地把自己当成救世的英雄、当世的好汉来看。
因为他是好汉嘛，所以他很悲情，所以他孤军奋战。他还专门给咸丰皇帝上了表，指责湖南当地的官员阻挠他办团练，最后请了圣谕，可以按他的方式独断专行。这下曾国藩众叛亲离，终于要吃苦头了。于是，就发生了我们在前文提到过的绿营骚乱。
绿营兵一直打到他的衙门里来，差点当时就打死曾国藩。曾国藩好不容易逃出来，逃到骆秉章那儿求救，骆秉章作为一省之长，虽然劝退了骚乱的士兵，却把责任全归咎到曾国藩的身上，搞得他事后成了湖南官场的笑柄，曾国藩终于在长沙再也待不下去，灰溜溜地离开了长沙，迁到了衡阳。
曾国藩曾以为这是他平生第一大羞辱，而导致这个羞辱的原因，他在奏折里说是因为湖南官场的黑暗。但后来当他和朋友谈起这段羞辱的往事的时候，他也提到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他太好汉、太孤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