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确撞到了鬼，但这是个内鬼。这个内鬼的名字叫吴省钦，是他的同乡，在朝中担任侍郎职务，是从二品官员。吴省钦是清朝历史上一个比较有名气的文人，有著作流传于世。吴在没有做官之前，本是一个教书匠，虽然满腹经纶，但考了很多年国家考试，也没有考中。后来，他们的学生和珅发迹，吴省钦就和自己的弟弟来找和珅，希望通过这条捷径，达到科考蒙混过关。和珅之所以要帮他的老师，首先他也不是通过科举考试上来的，大家惺惺相惜，其次，师恩重如山，最后，和珅当时想培植自己的势力，所以，双方一拍即合。结果，和珅通过自己的关系，得到了考试题目，吴省钦就这样考中了。
做官后，在和珅的提拔下，吴省钦连连高升。他的同乡曹宝锡把那个奏折初稿拿给他看并请他提意见的时候，他表面指点，一转身，就以兔子的速度派人跑到热河避暑山庄，将奏折献给了和珅。对和珅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份绝密情报，而是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了。
和珅在得此消息后，把刘全火速召到热河，经过一番商议后，让刘全快马加鞭赶回去，迅速拆除逾制的房屋，毁掉不应该配置的车马，隐藏、转移不应该穿戴的衣物。速度之快再加上那边的官员耽误了点功夫，所以当曹锡宝跟随审案官员来寻找证据的时候，什么证据都没有了。
曹锡宝反贪不成，反落得诬陷大臣、追逐名利的罪名，真是老天无眼。但从他个人身上来分析，这件事不成功是有一定道理的。和珅当时权倾朝野，找机会巴结他的人数不胜数，曹锡宝居然冒失地将奏折给每个人看，显然是忘记了自己身边的危险。即使没有吴省钦这个和珅的亲信，也肯定有别人告他的密。另外，曹锡宝虽然和吴省钦是朋友，可对这个朋友太不了解，如果他稍加了解，就不会不知道吴省钦是靠着和珅的关系才上来的。确切地说，曹锡宝的奏折也是一种告密，既然是告密，就有“密”字在里，用雍正的说法，“密”最不可示人。他却拿着自己的告密内容招摇过市，失败是必然的。
不过，由于曹锡宝的告密内容属实，并且是以正直和道德为根基的，所以，他应该得到公正的评判。在他死后第七年，也就是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老皇帝去世。第二天，上任的嘉庆皇帝就削去了和珅的军机大臣之职。初八，又下令将和珅逮捕入狱。不久，令和珅自尽。同时也下令抄了刘全的家，搜得各种动产和不动产加上现钞，折合现金共值二十余万两白银，证明了曹锡宝原来检举揭发的全是事实。嘉庆帝想到了当年还有个告密者曹锡宝，发布上谕：‘故御史曹锡宝，尝劾和珅奴刘全倚势营私，家赀丰厚。彼时和珅声势熏灼，举朝无一人敢于纠劾，而锡宝独能抗辞执奏，不愧诤臣。今和珅治罪后，并籍全家，赀产至二十余万。是锡宝所劾不虚，宜加优奖，以旌直言。锡宝赠副都御史，其子江（曹江）视赠官予荫。’”
另一位告密者吴省钦的结局就不太妙了，他的靠山和珅“跌倒”后，吴省钦惶惶不可终日，但嘉庆皇帝似乎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并没有对他动手。可如我们所知，小人常戚戚。如果这个时候，他能主动站出来，当污点证人，很可能会得到嘉庆的嘉奖。但他没有。嘉庆四年（1789年），嘉庆特意让以前和珅的同党们上奏。目的很明确，揭发和珅。吴省钦思考许久后，还是不肯把自己当成和珅的同党，居然上了这样一道奏折：“举人王云能运用气功以手掌击倒多人，希望皇帝试看。”王云是他的同乡，“运用气功以手掌击倒多人”就是民间传说的掌心雷。嘉庆皇帝看后，大怒，回他：“你身为朝廷命官，不在‘正事’上（揭发和珅）下工夫，居然搞些个民间玩意！”最终，他被革职还乡。数年之后，这位告密者便默默无闻地死去了。
文字狱，文人们
清朝的告密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由于清朝政府大兴文字狱，所以文人之间互相告密的情况非常多见。所谓文字狱，就是“因文字贾祸之谓”。由于汉字的特殊结构，以及它丰富多彩和高度精练，自古以来就有许多文人在文字上做文章，其所表现出来的聪明才智，实在让人钦佩不已，但也正因此，而被人告密，得到了丧失性命的下场。
清朝的文字狱都集中在雍正乾隆时代，这是因为满族入关后，在思想统治上专心对付的是具有抗清思想的武装分子，至于具备抗清思想的文人，则是通过“八股文”取士和“恭请”的办法进行拉拢。但到了康熙末年，清朝的统治已经相当稳定。这个时候，他们就有时间和精力来对仍旧持有反清思想的知识分子进行打击了。文字狱也就应运而生。
但是，文字狱之所以产生，除了钳制言论的****制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人”。这个“人”包括杯弓蛇影的皇帝，和善于穿凿附会的告密者。众所周知，小商小贩不善为文，不可能碰到文字狱。碰到文字狱的都是文人，由于其专业性，只有文人才能从他们的字句中找到“问题”。所以，告密者必须要是文人。
雍正年间，一位书生在看着威风吹拂的书页翻动，思绪上涌，吟道：“清风不识字，何必来翻书。”一个告密者就将这句诗告诉了政府，政府官员开始还没有反应过来，告密者就开始解释上了：“清风就是我朝的国号‘清’啊，他这是在讥笑皇帝是少数民族，不知中原文化，所以‘何必来翻书’。”
这无疑是个天才，雍正立即下令追查，写下这句诗的书生被杀掉。这个告密者的姓名不曾被留下，我们完全可以确定他也是个读书人，而且平常还会写上几首诗，不然他不会把上面一句诗解释的那么“美满”。
江苏昆山人徐冠卿，少年聪慧，在得中乡举后，入京于礼部任职。此人恃才狂放，很是瞧不起身边的文人。一次，他写了一首诗，诗中有这样一句：明月有情远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他得罪的人很多，就有人拿着他的这首诗告密。同样是很精辟的解释：明月是前朝，清风是本朝。他对前朝怀念，对本朝怨恨。雍正立即派人审讯。当时有人认为这句诗的确没有那么深刻的意义，认为是“实出无心。”但雍正不这么认为，必须要求徐冠卿认罪。徐只能认罪，临死前，只说了三个字：“吾命也。”他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是由那个也不曾留下姓名的告密者主宰的。
其实，这几个案子只是文字狱中的“小狱”，清朝文字狱鼎盛时期，真正因告密而产生的大案至少有10起以上。发生在康熙还未主政时的《明书》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浙江庄廷珑是个盲人，清朝初年，他很想学左丘明编一本流传千古的史书。他想来想去，古代历史已经多有人涉猎，想要超越，很难。于是，他把目光瞄准了明史。当时，由于明朝迅速灭亡，所以崇祯一朝的历史并无人编辑。庄就去找来邻居明大学士朱国桢的明史遗稿，然后又招聘了一批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加以编辑。书中仍奉尊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并增补明末崇祯一朝事，这些都是清朝所忌讳的。该书定名为《明书》，书编成后，庄廷拢就死了，他的父亲庄允城为之刊行。
庄允城之所以做这种很危险的事全是因为儿子的遗愿，当然，浙江离京城之远、所编史料真实可信也是他把该书刊行于世的原因。
但他忘记了，这是一个告密的时代。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告密者。归安（今属吴兴）知县吴之荣在这方面就相当有潜力。吴之荣一贯善于钻营，贪赃枉法，为达目的向来不择手段，且心狠手辣。在明史案未发生之前，他就充当告密者。当时朝廷设督粮道一职，职责是押漕进京。这些人的权力极大，在京城能面见皇帝，对地方上的官员进行评判。吴之用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人，一次，他探察到督粮道是李廷枢，就去见了面，并表示要送一份大礼。但不久后，他又探听到不是李廷枢，而是另一位。所以，他就给另一位送去了大礼，给李廷枢只送去了一点小玩意。
李廷枢大怒，立即派人搜罗吴之荣的罪状，准备向上告密。归安县是吴之荣的地盘，他早已经探听到消息，立即反击。他也派人搜罗李的恶行，两人通过各自的告密者，将搜罗来的情报几乎同时递到了朝廷。当时的顺治皇帝大为惊怒，想不到这两人的罪行如此之多，于是，将二人革职查办，查得李廷枢侵吞钱粮至白银六七万两之巨，吴之荣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按照法律，两人该处绞刑，入狱等待处决。但两人真的是法眼通天，找了各种各样的关系，绞刑居然一拖再拖，一直拖了六年，顺治十六年时，国家宣布大赦，两人居然出狱了。
出狱后的吴之荣又通过各种关系，居然又回到了归安县任县令。而这个时候，他看到了《明史》。一向不做人事的他感到，这是升官发财的好机会。他立即告上杭州将军松魁处，松将军手下的两个幕僚恰好也参与了《明书》的编辑工作，松将军自然心上忐忑，找来庄允城，希望他能拿点钱出来将事情摆平。庄就拿出钱财牵重赂各个官员，并将原书有关的问题字句删改，重新刊行。
吴之荣并不想就此罢休，他非要告密！自己特意购得初版告上了京师，鳌拜见到后，下令追查。结果，庄允城儿子的尸体还被挖出来重新宣判死刑，庄家大小无一幸免。先后因此狱牵连被杀者达70余人，被充军边疆者达几百人。
告密者吴之荣当然得到了好处，就是庄家家产的一半，并被起用为右佥都御史。不过，不久后，这个告密者“归自闽中，行至半山，狂风骤起，雷电交加，之荣随成疟疾，寒热夹攻，两日而死，人皆称为天雷击死之。”
文字狱的大案还有《南山集》案，以及雍正朝的吕留良、曾静案。都是因为有人告密而最终酿成的惨案。那些告密者可能不知道，自己一时的卑劣行径所导致的后果是非常惨重的。
文字狱的处理之残酷，清朝可谓首屈一指，判罪非常严重，最轻的要算终身监禁，严重一点的流放边疆、抄家、充军为奴，大多数是杀头凌迟。已经死掉的人，则开棺戮尸。而且一人被判有罪，株连甚广，近亲家属，不管是否知情，即使目不识丁，也一概“从坐”。一本书的作者被判有罪，写序的、题诗的都有罪，甚至所有与刻印、买卖、赠送书籍的人也都有罪。地方官有牵连的自然有罪，没有牵连的也有“失察”之罪。总之，一旦文字狱成，就已经不是一个人在受罚，因为有些人告密而成的案件，加上案件牵涉到的人的互相告密，一场文字狱下来，牵涉到里面的人常常是百十成群。
吴之荣是那个时代告密者的典型，因为一旦告发成功，就能升官发财，如果不告，一旦有了事，就会有“失察”之罪。只需要一张嘴，把大家都知道的秘密说给朝廷听，就能得到好处，即使是正直的君子，可能也有动心的时候，更何况是多如牛毛的小人呢？！
正是这种风潮，使得许多人都想特意去制造文字狱，依次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乾隆年间，江西巡抚吴绍诗向乾隆告密说，自己辖区内有几个读书人写诗文集“词句愤激”、“多狂悖句”，希望皇上能下令将这几个书生判有罪。乾隆皇帝批道：那几个书生的诗词文，我见过，“其中诚有牢骚已甚之词，但核之，多系标榜恶习，尚无讪谤实迹。”不仅仅是吴绍诗一人向皇帝做关于文字的告密，在山西，一个书生为一位朋友做了墓志，里面用了两个字“皇考”。地方官见到后，立即告密，说这是大腻不倒之语，因为里面有个“皇”字。事实上，“皇考”意即“先父”，自然，这样的告密不能被接收者接受。由此可见，多数文字狱全是告密者的故意曲解，再加上皇帝的“风声鹤唳”而造成的。
告密者为什么会如此之多，因为文字狱株连过多，人人自危，很怕有一天别人走在自己前面，充当了告密者，那么自己就可能是受害者了。所以，必须先下手为强。
据统计，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文字狱前后持续了100多年，直到乾隆后期，这段高潮才算。有案可查的大小案件不少于100起。在这些案件中，被判处死刑的200多人，受到株连而被判处各种刑罚的更是难以数尽。文字狱的“罪犯”，既有政府的官员，也有各阶层知识分子和平民，上至朝廷大员，下至一般生员、乡愚迂儒，甚至还有江湖术士、轿夫、船工等。那么，当时的人为了不给告密者可乘之机，会怎么做呢？
曾有位高老还乡的大学士在总结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何为人处世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必焚毁。”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从中，我们所能读到的是血和泪。而在告密者通过告密摇身一变的时候，大清朝廷通过他们的奉献而最终达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言论被钳制，所以说，那些告密的清朝的读书人实在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