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王安石偏听偏信，一意孤行，程颢虽然感到非常失望，但他仍然决定作最后一搏。
当年四月十七日，程颢再次奋笔疾书，写成《再上疏》给神宗赵顼，指责王安石主持变法是“一二臣实与大计，用贱陵贵，以邪干正”，他说：“聪明人做事就像夏禹治水那样，让洪水顺其自然地从低洼的地方流走，做的是无事之事；舍弃这种办法而到险峻的地方去筑堤防水，说不上是聪明。自古以来为振兴政治而提出的措施，没有朝廷内外的舆论都说不可以而能够有成绩的，何况还排斥忠良之士，阻拦和抹杀公众舆论，使卑贱的人欺侮高贵的人，邪恶的人侵犯正直的人呢！即使侥幸有一点小成绩，然而使追求功利的臣子一天天受重用，崇尚道德的风气一步步遭到破坏，尤其不是朝廷的福气。”最后，他强调指出，当权者在政治上思考与处理问题要顺民心，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势压人、盛气凌人，独断孤行等等。
程颢知道，自己上疏中的“用贱陵贵，以邪干正……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二程集》P458）等言辞，虽然切中要害，但却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肯定会激怒王安石及其亲信。
然而，他更在意自己的人格，有话决不藏着掖着。当他看到自己中肯的意见得不到重视，朝廷不容他，他也不情愿与那些在他眼中的专横、霸道、不可一世的功利之徒为伍。便毅然提出辞呈，表现出大丈夫“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气节。
这样一来，程颢便把“尚德”与“兴利”的对立关系，演化成“公心”与“私心”、“天理”与“人欲”、王道与霸道的对立关系。
其实，在王安石的亲信看到程颢的上疏后，正想追究程颢以言犯上，拟按宋朝律例黜逐程颢。但他们把处分意见向王安石禀报时，王安石认为，程颢虽然与自己的政见相左，但他敬重程颢的忠良。再说，与其他的激进反对派相比，程颢对王安石新法的反对相对要温和得多，而且是否定之中有肯定。诸如，程颢认为，王安石推行的《免役法》还是切实可行的。所以，王安石并不同意对程颢深究。有程颐《明道先生行状》记载为证：“荆公与先生（指程颢）虽道不同而尝谓先生忠信。”
正在此时，赵顼让王安石去研究程颢递交请辞一事，王安石建议，不如来一个顺水推舟。于是，赵顼采纳王安石的意见，将程颢排挤出改革智囊团，让其出去担任提点京西刑狱。
哪知，程颢以《辞京西提刑奏状》，坚辞不受；后只得改差签书镇宁军（澶州）判官，程颢这才书《谢澶州签判表》，谢恩赴任。就这样，程颢结束了居职九个月的伴君如伴虎的京官生涯。
反对派领袖司马光在长安得知此事后，亦上疏请求退职，并称赞程颢不论是作为一个“政治”的人，抑或是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其人品是无所挑剔的。
这期间，与程颢同朝为官的苏东坡，贬到湖州。到了1079年7月28日，官居太守的他也因反对变法陷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中。神宗皇帝深知苏东坡的才华，再加上他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竭力要保护苏东坡，苏才于1080年出狱，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苏东坡到黄州后，难得悠闲，在黄州生活四年又四月，创作颇丰，计作诗220首，词66首，赋3篇，文169篇，书信288封，合计740篇（《苏东坡黄州作品全编》，丁永淮、梅大圣、张社教编注，武汉出版社出版）。其中，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千古绝唱。诗云：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一天，当苏东坡得知二程氏兄弟早年曾在黄州府属下的黄陂县望鲁台（又称凤凰台）读书，就特地到此一游。他刚到望鲁台，当激情吟诵起程颢的《春是偶成》时，忽然，程颢早年的半边联（上联），一下子闪入了他的眼帘，只是下联尚未对出。苏东坡驻足欣赏，上联是：“云间神仙府。”
苏东坡看了半天，认不出开头的两个字。善于对绝对的他眉头一皱，有了：第一个字是“碧”，第二个字是“空”，合起来是：“碧空云间神仙府”。
接着，苏东坡还立即提笔续成了下联：“山中隐士家。”第一个字是“险”，第二个字是“峡”，合起来就是：“险峡山中隐士家。”苏东坡落笔后，乘兴而游，忽然又发现了墙西壁有一首诗：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水自流。
阶前千里明如镜，一轮明月照高楼。
苏东坡知道，这前两句是引自李白游金陵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市中华门附近，今有凤台路）所作《登金陵凤凰台》一诗，写出了自己遭贬时“凤去台空”的情景。但后两句却笔锋一转，又道出了他大难不死、走出牢狱之灾，来到民间宛如“一轮明月照高楼”的心境。于是，他也乘兴提笔，在东墙和诗一首：
凤凰台上凤凰游，台畔悟桐不计秋。
榻有琴书壁有画，湖如明镜月如钩。
王安石的变法尽管四面楚歌，但由于有皇上赵顼的庇护，王安石不仅丝毫无损，反而权力进一步加强了。
不过，在得不到重要臣僚支持的情况下，王安石相当冒失地启用了一大批初出茅庐的新人。王安石认为，这些人最重要的长处是，进入官场的时日不长，聪明、热情、渴望建功立业、没有沾染官场习气。所以，王安石更加大刀阔斧地进行全方位的改革——
熙宁三年十二月前后，王安石在主持颁布《畿县保甲条例》，并在首都开封府的属县试行之后，还与韩绛同日升任宰相。次年十月，扩建太学校舍，并进行教育改革，在太学开始实行《三舍法》，从优秀太学生中直接选拔官员。熙宁五年三月，先在首都实行《市易法》，后推行于杭州、广州、扬州等主要城市，由官府收购滞销货物，商贩以财产抵押向官府赊购货物以贩卖，企图以此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防止物价暴跌暴涨。熙宁六年八月，开封府又实行《免行法》，各工商行户出免行役钱后，不再向官府无偿提供物品或服劳役。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晋升为首相（昭文相）。
然而，历史给王安石开了一个大玩笑，他变法的灾难性后果竟被程颢言中。
老实讲，《青苗法》是适合农民们需要的，特别是在青黄不接时节，更能显示其救济与援助的功效。问题是，春贷秋还，本钱一千，须加息三百，农民岂能承担得起如此高利的重负？而且贫苦之家借贷，必须以田里的青苗为信用担保或者抵押。不愿借者则强令贷钱，如此勒令摊派岂能取信于民。这样一来，风调雨顺时，农民尚可对付；而一旦出现天灾人祸，发放贷款的官府与使用贷款的农户双方，却立即同时陷入恐慌之中。官府为了减轻自己的损失和责任，只有逼迫农民还本付息。农民没办法，只好变卖家当还债。严重者需要卖房卖地，甚至卖儿卖女。最后，导致一批批农民流离失所，更使许多农民不敢贷款。
可是，由于层层地方官府都有固定的贷款准备金，这些贷款本金附带着必须完成的增值使命一道下达。如果贷款发放不出去，地方官员便无法完成那百分之二十的贷款利息，这将直接影响官员们的升迁。于是，各地官府及其官员们为讨好上司而花样百出。其中最普遍的做法是，根据当地农户的经济状况，将他们分成不同的等级，规定不同级别农户的贷款额度，然后，强令当地富户与其它不同等级的农户之间结成利益共同体，由富户为各等级贫户提供担保或者抵押。更有甚者，若干地方官府的官员们，为了提高自己的政绩，竟欺上瞒下或公开或变相地大放高利贷。
于是，一件本来充满政治善意的政策，却在各级官吏的运作下，变得面目全非，成了彻头彻尾的残害百姓的祸水。
更令王安石始料不及的是，变法开始后不久，全国各地连续数年旱、涝、蝗灾不断。致使遍布全国的地方官员立即变成残害百姓的虎豹豺狼，在他们追逼之下，受灾农户纷纷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卖妻子的情况层出不穷。而且，富裕之家更加成为官吏们锁定的对象，迫使他们破财免灾，或者破产、出逃……
《均输法》与脱胎于《平准法》的《市易法》推行以后，则形成了对城市居民特别是工商业者的打击。原本立足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重利盘剥的新政策，蜕变成国家垄断市场、货源、价格，甚至批发与零售也被政府官员所操纵。于是，大中小商人类皆步履维艰，致使城市工商业开始凋零。
真是祸不单行，王安石起用的一批新人也纷纷翻船。由于这批新贵缺少阅历，没有经验，很少受过生活与人品的考验，因此，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特别容易由急功近利变为投机取巧，进而不择手段，堕入下流，为君子所不齿。其中，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如吕惠卿、章敦、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等人，大都走的是这条路。邓绾竟厚颜无耻地说：“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所有这些，都成为保守党打击王安石的有力证据，王安石因此于熙宁七年被罢相。然而，在宋神宗赵顼看来，要想不让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半途而废，非王安石莫属。于是，赵顼于熙宁八年再次起用王安石，任命他为首辅大臣。
这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当时，由于改革派的内部分裂，使新政推行更为困难，王安石因此多次向宋神宗提出辞职，赵顼一再挽留也无济于事。
正在这时，有个叫练亨甫的人向中丞邓绾献计说：“你为何不对皇帝坦言，用特殊的礼遇来挽留丞相呢？如果把丞相有官职的子侄都升成高官，没官职的亲友都授予官职，再在京师赐与丞相第宅田邸，那么丞相辞职的要求不就打消了吗？”邓绾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在上朝时就把上面的话一一对皇帝说了。神宗听了也没答话，只是会意地点了点头。
一天，王安石再次向赵顼请辞，神宗诚恳地对他说：“只要你能留下，你的要求我都答应，只是还没有一座合适的房子给你。”王安石听了十分惊异，连忙欠身答道：“臣罪该万死，何曾有这等要求？”赵顼把原委一说，王安石当即奏请查办此事，邓绾和练亨甫因此都丢了官。
正是由于王安石卓越的文学成就和清廉的操守，所以，当你翻开官方修订的正史《宋史》，就会赫然发现：王安石变法的最重要支持者、参与者、助手、学生和继承人，几乎全部被列入奸臣的行列。惟独这位变法领袖安然无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