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兄弟广交游，兴书院，办学报，点易经，批异端；尽管程颢受到排挤，尤其是他被莫须有地定为“乡原”、“奸民”，遭受封馆、撤学、流放等磨难，理学也一度说成是“私议”、“邪说”，但最终还是异军突起，理学一跃成为博采众长，经天纬地的官方哲学。一时间，“五星聚奎”，指点江山；桃李满天下，激扬文字……
“新学”“理学”，政坛学坛大拼比
大丈夫能曲能伸。
程颢不论是从地方晋升到中央，还是从中央贬谪到地方工作。他都以一颗平常之心对待。
工作岗位变了，地位变了。但他有一点始终没变——以天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不改做人做官的品质与脾性——正正派派做人，堂堂正正作官。
不仅如此，程颢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一旦王安石的“新学”成为官方哲学，其后果比他的变法更可怕。因为新学是在皇权的庇护下，通过定一国之策（新法），兴一国之学，具有权威性与强制性；而王安石大权在握，又自以为是，一旦他罢黜百家，独尊新学，形成体系，深入人心，将贻害无穷。
所以，为了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信念，程颢尝试着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与追随他们的弟子们，以及一些志同道合的簪缨缙绅一道，在基层开辟“第二战场”——在理学的研究、传播与推广方面作一些颇具开拓性的工作，为从理论上推翻“新学”作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这边磨刀霍霍，厉兵秣马，那边也摩拳擦掌，扬眉剑出鞘。
熙宁六年（1073年）春，王安石在国子监内设立修撰经义所，首先将新学塞进太学教科书。通过修订太学生的教科书，系统地对太学生灌输“新学”思想，让其从思想上认同变法的合理性，统一他们的思想道德，作为巩固“变法”的理论基础。以培养富有全新改革精神所需的治国人才。
其实，为修订教科书，王安石与爱子王雱及新党精英们筹备了数年，从几十种儒家经典里选出了最早的诗歌总集《毛诗》、记载周王朝重要历史文件和重大历史事迹的《尚书》和记载周朝政治制度的《周礼》三经为载体，拟按新党思想为其作出新的解释，修成“新学”教材——《三经新义》——《新经毛诗义》、《新经尚书义》、《新经周礼义》。
《三经新义》方案形成后，由王安石正式向皇帝提出，得到了赵顼的支持，赵顼立即下诏设置经义所，专修《诗》、《书》、《周礼》三经义，并命由王安石领衔修撰。王安石拟定了由新学得力干将吕惠卿、王雱作为第一修撰人选的方案。
可是，反对派却不答应。为此，新党与旧党展开了一场新的角力。
因为新学的反对者、三朝元老、枢密使文彦博担心，一旦王氏独家修撰，此后朝廷选拔出的官员全是读着《三经新义》成长起来的新党新人，新党势力势必一统天下。于是，文彦博立即与枢密副使吴充商议，请他与自己一同举荐程颢入经义所参与《三经新义》的修撰，让程颢与吕惠卿、王雱分庭抗礼。
这位吴充，本来就不赞成新党的主张，更因儿子之事与王安石近乎决裂，因此他与文彦博一拍即合，联名上书，奏请皇帝赵顼令程颢作为修撰《三经新义》的重要人选。王雱得知后，马上与吕惠卿分别上书，竭力阻止赵顼采纳文、吴二人的提议。
神宗赵顼收到双方的奏折后，尤其是被誉为“公忠直亮，临事果断，皆有大臣之风，至和以来，共定大计，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的老臣文彦博的陈情，不免使神宗想起了与程颢相处的日子，恨不得立刻见到程颢。
王雱侦得神宗顿起恋旧情结后，立即与亲信采取轮番上阵的方式，屡次进宫面圣劝谏。
有一次，王雱激动地说道：“圣上，程颢是个恪守道学的俗儒，只会死读书，以前只看司马光眼色行事，全没自己的主见。让他入经义局，他必紧咬‘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些死条文，来阻碍新义的修撰，若是如此，新义不如不修！”
作为政治家，赵顼有意在国家重要机构里同时安排新、旧党人一同任职的习惯，虽然他个人很信任王安石，也大力支持和推行变法的实施，但总有意无意地在重要机构里留给旧党官员一席之地，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曾几何时，极力反对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的三朝元老文彦博对神宗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熙宁五年（1072年），文彦博又公开反对王安石颁布实施市易司差官监卖果实，认为“损国体，敛民怨”，说华州山崩是天意不赞成变法的表示等。但神宗不仅没有将其开革，而且拜其为司空，寻加司徒。直至熙宁六年，文彦博执意“不相与谋”，才以守司徒兼侍中出判河阳（孟州，今河南孟县南）。到了元丰三年（1080年），又拜其为太尉。直到文彦博请辞告老还乡，神宗才加封太师让其安居洛阳。
此次，文彦博提到现将起用程颢，赵顼觉得言之有理。因为他极为欣赏程颢的学问与为人，的确是修撰经义的合适人选。所以这次设置经义所，神宗颇想采纳文彦博和吴充的建议将程颢安置进去。
王雱见状更是急不可耐，有一次上朝竟长跪不起，甚至不惜以辞职相谏：“禀奏陛下，臣所理解的三经与程颢理解的义理有天渊之别。若陛下坚持让程颢入经义所，臣惟有请陛下准许臣退出新义修撰工作。”
赵顼见王雱态度如此坚决，且无休止地纠缠不放，生怕伤了他老子王安石的和气，只好无奈地应允了王雱要求，取消了程颢入经义所的计划。
与此同时，王安石欲将科举革除，一意兴学，奏请神宗饬令兴学专题会议。苏轼毅然站出来反对说：“仁宗立学，徒存虚名，科举未尝无才，不必变更。”
神宗颇以为然。王安石则以科法尚未完善为由，决意要兴学。于是，经辅臣互为调停，推行以经义论策取士，废止以诗赋、帖经、墨义等开科取士内容。后来更立太学生“三舍法”，注重经学。并以其《三经新义》，注释《诗》、《书》、《周礼》，颁行学官，无论学校科举，只准用王氏《新义》，所有先儒传注，一律废置。
苏轼见王安石如此专断，甚觉不平，遂借试进士发策、拟题命试之机，拟了这样一个题目：“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代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以此讥讽王安石新学。
王安石因此挟嫌生衅，奏请神宗调苏轼为开封府推官。苏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著，再次上疏指斥新法：“……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纲纪一废，何事不生？臣愿陛下存纲纪者此也。事关重大，用敢直言，伏乞陛下裁察！”
此疏一上，王安石更是恼羞成怒，便指使御史谢景温妄奏轼罪，穷治无所得，方才寝议。苏轼见自己的进谏未被采纳，便乞请外调，他因此被改任杭州通判。时人以诗纪事曰：
蜀地挺生大小苏，
才名卓绝冠皇都。
昭陵试策曾称赏，
可奈时艰屈相儒。
东方不亮西方亮。
程颢虽然入经义所不成，但他发现，自唐以来，洛阳便是礼簪冠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的聚集之地。有诗为证：“邻家并侯伯，朱门掩芳菲，畦花被锦锈，庭桧森旌旗，华堂洵金碧，叠观凝烟霏，仿佛象宫禁，萧条远喧卑。”（《栾城集》卷七）
不仅如此，与二程一同反对王安石新学的领袖人物文彦博、吕公著、富弼、司马光以及理学的另一位创始人物邵雍都在此居住。
程颢认为，这里不仅权贵云集，而且远离京都，受到的干扰少，是宣扬理学的理想之地。于是，他们兄弟与这些同命相怜、又志同道合的名流，效法魏晋名士相互品题的形式，经常在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这些名流汇集于此，俨如一个在野内阁，策谋计议，争取士大夫，俟机而动。司马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当即此义。富弼“在洛阳，多以手疏论天下大利害，皆大臣之所不敢言者”（《邵博闻见后录》卷二四）。据邢恕追述，程颢“既不用于朝廷，……居洛几十年，……在仕者皆慕化之，从之质疑解惑；闾里士大夫皆高仰之，乐从之游；学士皆宗师之，讲道劝义。……于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伊洛渊源录》卷二）。
随着二程兄弟的声望与日俱增，全国各地的学者纷至沓来。一拨拨的弟子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宣扬理学的“统一战线”。
二程兄弟在洛阳讲学始于熙宁五年（1072年），当时因其父程珦担任管勾西京（洛阳）东郊之嵩山崇福宫，而崇福宫与嵩阳书院（今河南省登封市）毗邻，院方获悉后，特地邀请二程到嵩阳书院讲学。
二程兄弟收到请柬后，觉得到嵩阳书院讲学真可谓一举数得。首先，书院有良好的学术氛围，利于理学的传播与推广。因为该院始建于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初名嵩阳寺，历史上曾为佛教、道教场所，后来为儒家独占。隋炀帝大业年间（公元605－617年）列名为嵩阳观，成为道教活动场所。唐高宗时，高宗两访潘师正，都以嵩阳观为行宫。五代后唐清泰时，进士庞士曾在嵩阳观聚众讲学，后周时改为太乙书院，成为儒学活动中心，宋初又更名为太室书院，宋仁宗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重修太室书时赐名嵩阳书院，并设院长掌理院务。其次，自己应邀讲学名正言顺，可解除为讲学场地发愁之忧。此外，附近的中岳嵩山，佛、道、儒文物遗迹丰富，在方圆7公里的范围内，相继产生了禅宗祖庭、“天下第一名刹”的少林寺，中原地区中最大的道教圣地中岳庙，再加上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等驰名中外的佛、道、儒文化的代表，这在中国的名山之中独一无二，形成了一道“三教荟萃”的独特风景。所以，二程兄弟欣然应邀讲学。
果然，二程至此讲学不胫而走，洛阳乃至京师的儒生纷纷慕名前来拜师求学，一时间聚生徒数百人，使书院名声大振，一跃成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
接着，北宋名儒司马光、范仲淹、韩维等也相继到此讲学。二程兄弟因此有机会与司马光、吕公著、张载等，在洛阳煮酒论诗评时政，批评王安石的新法与新学。
程颢不仅在嵩阳书院写下了《代少卿和王宣徽游崇福宫》的瑰丽诗篇，而且二程兄弟的一批名著大都在洛阳形成。
在二程的著作中，涉及王安石的新法与新学近四十多处。在评论王安石治《易》时，二程除肯定了王安石《易义》在易学史上的地位，即赞同其治《易》方法，称其为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外，但对王安石《易义》中的具体诠释多持批评态度。同时，也抨击了王安石的“道分为二”的思想。
二程指出，理便是道。王安石把道分为天道与人道，就不成其为道。从而二程兄弟通过在洛阳的讲学活动，建立了与王安石新学相抗衡的洛学。朱熹后来指出，程颢居洛几十年，“在仕者皆慕化之，从之质疑解惑；闾里大夫皆高仰之，乐从之游；学士皆宗师之，讲道劝义”。
不仅如此，二程兄弟走到哪里便在哪里传经布道，培育了一批知名弟子。元丰元年（1078年），程颢在着知扶沟县时，亦设馆授业。
这时，程颐在京师遇见学人游酢（字定夫）“资可进道”，决定收其为徒，游酢欣然前往扶沟拜二程为师。1081年又陪同杨时同往颍里，就学于程颢。元丰五年，游酢一举进士及第。后来他与杨时均成为著名理学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元丰元年冬，上蔡县学者谢良佐（字显道），慕名前来程颢门下从学。谢显道学识过人，尤其记闻该博，对人称引前史，可以不差一字。他自律甚严，听了“明道玩物丧志”的警语，背汗面赤。有人问势利，他说“打透此关十余年”了，又问****，则说“断此二十年”了。其平时修为如此。元丰年间中进士，官至朝奉郎散骑尉。与游酢、吕大临、杨时一同受业于“二程”，被时人称为“程门四先生”，著有《论语集解》等书，事迹载《宋史·道学传》。
1079年，蓝田人吕大临也前往扶沟拜二程为师，《元丰己未吕与叔东见二先生语》（《二程遗书》卷二）中专门记载了吕氏求学的经过，二程关于“理”或“天理”的论断，以及著名的《识仁篇》即载于其中。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二程集》p16）程颢成名后，当地将此校命名为“大程书院”，时至今日，该书院仍具有相当规模。
元丰四年（1081年），二程兄弟寓颖昌（今许昌），著名诗人、仁宗时副宰相韩亿的儿子、王安石的密友韩维（字持国）知颖昌府，与二程兄弟交游密切。
是时，学人李端伯专程前来从学于二程，李氏撰写的《端伯传师说》不仅记录了二程与韩维的问答语，还被收入《二程遗书》卷首。在对话中，明道指出，“道即性也”，要去性外找一个客观规律的道，自然是不可能的。他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则谓之性，率性则谓之道，修道则谓之教。”同时指出：“富贵骄人，固不善；学问骄人，害亦不细。”
同年，程颢以奉养年迈的父亲为由，辞官居洛阳，与弟弟一起全身心地讲学布道。顿时，四方弟子云集，房屋显得不够用。程颐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此时天下承平，求学士子日益增多，官学无法负担教育的任务，书院的地位更显重要，成为取代部分官学的重要教学机构。书院的创建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设立。
于是，程颐就与程颢商量，决定扩大办学规模，筹建书院。得到程颢的支持后，程颐于元丰五年毅然上书当朝宰相文彦博，希望将洛阳城南10公里处——龙门山胜德庵上方寺附近的“荒芜无用之地”，拨给其作为学田，以供著书讲学资用。
文彦博不仅是三朝元老，也是程家世交。同时，还是同情与支持二程的政治主张的当朝权贵之一。所以，当程颐提出上述要求后，文彦博立即复信：“先生斯文己任，道尊海宇，著书立言，名重天下……吾伊阙南鸣皋镇，小庄一址，粮地十顷，谨奉构堂，以为著书讲道之所……”（见卢连章著《程颢程颐评传》）毅然把自己在鸣皋镇鸣皋村一处庄园赠给了程颐。
鸣皋的地名源于《诗经》中“鹤鸣九皋”，九皋山主峰有鹤鸣观。《诗径·小雅·鹤鸣》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古人把九皋山看做是离天最近的地方。《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卜定洛阳王城时，曾“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瞻有河，粤瞻伊洛，毋远天室”。“三涂”即九皋山，周武王把它看作天室。九皋山是古都洛阳南边的屏障，有泰山之雄、华山之险、黄山之奇。“九皋白云”蔚为奇观。
一次，二程兄弟沿着一条形如天梯的小路攀登九皋山主峰，直上直下，十分险峻。当他们登临主峰极目远眺，顿时陆浑河水宛如一面宝镜，伊阙龙门似天室之门，伊川及其邻县的秀丽风光尽收眼底，飘飘然有如成仙。他们不禁想起唐代大诗人李白到此一游，发出的“欲卧鸣皋绝世尘”的感叹。进而，程颢口里念念有词，吟诵起李白登九皋山所吟《鹤鸣九皋》。诗曰：
“昭化成仙质，长鸣在九皋。排空散清泪，映日委霜毛。万里思寥廓，千山望郁陶，香凝光不见，风积韵弥高。凤侣攀何及，鸡群忽思劳。升天如有应，飞舞出蓬蒿。”
当他们俯瞰九皋山下的酒后村（又名海角镇），又让他们想起了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孔子九世孙孔鲋避难于此，使孔子著作得以保存下来的典故。后来宋代宰相张齐贤，曾在此建立“和乐书院”，并安息于此，有《宋司空张文定公墓神道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