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尉作为县僚之一，主管全县军事与治安，“以察奸捕盗为责任”。宋代的县尉虽然有专门的印信、官厅及弓手，平时“不须署押县事，止令专巡捕勾当” 。但其权限只管地方治安之类和诉讼等事。尽管朝廷削弱了地方的权力，但并没有削弱地方镇压人民反抗的力量，而是把镇压人民的权力分离出来，由专人分管。并依县之大小，分别派遣武装弓手，专司镇压。按当时规定：县一万户以上者，派武装弓手50名，七千户以上者40名，五千户以上者30名，三千户以上者25名，二千户者20名，一千户者15名，不满一千户者10名。这类事情由县尉专管，若“强盗”较多之处，武装弓手无法抵御的，要随即上报，由朝廷另派兵马镇压。若“盗逐不得，必尉焉罪，小则辍禄，大而夺官”。朝廷并不考虑“其力少不足以制奸”，而一味追究失职之罪 。
程珦虽然出任武官，但由于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养成了仁慈宽厚而又刚强果断个性。
平日里，他与同僚、邻里及全家妇孺老幼和睦相处，处处以义理为重，惟恐对他们的心意有所伤害。他对身边的仆从则是恩威并重，不是在生活上关怀倍至，体察其饥寒饱暖；就是任人为贤，让人尽其才。但是如果有人，尤其是身边的仆从，违犯了义理，他决不姑息迁就。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所以，人们对这位县尉十分敬畏。
这期间，经过程珦伉俪的精打细算和堂兄程琳的帮助，全家度过一个个生活难关。
到了天圣九年七月（1031），程琳升迁为辅助皇帝处理政务、监察六部、纠弹之高官（给事中），并执掌开封府大印。
有一天，一位钦差大臣来陂巡视，由程珦负责接待，由于钦差与程琳是同朝好友，，当钦差得知程珦是程琳的堂弟后，便给他讲述了程琳的一些轶闻趣事——
那是怙势骄横的宦官王蒙正之子齐雄，在打人致死之后，其妻子却到衙门谎报死者系暴病而亡。
程琳受命断案后，觉得可疑，便令有司、仵作前去验尸，果然是殴打致死。由于王蒙正之女是垂帘听政的章献太后刘娥之侄媳，程琳处理此事格外谨慎。
程琳知道刘娥的手段。她原本出身卑微，进宫后，当了真宗妃子，赐姓刘。她不能生育。那个时候，皇妃没有生育能力，特别是没有男孩，是很难保住地位的，更不要说当皇后。刘娥把侍从李氏召来，软硬兼施，搞了个双凤戏龙，李氏怀孕了。刘娥借口怀子，不见皇帝，直到李氏孩子降生。她很走运，是个儿子。刘娥安置了李氏，自己做了“母亲”；寥寥无几的知情者服从了刘娥，为她保密。有了“儿子”（后来的仁宗），刘娥当上了北宋真宗皇后，不久，开始垂帘听政。 此间，她曾经动过称帝的念头。一次，她问参事鲁宗道：“唐武后如何？”回答是：“唐之罪人也，几危社稷。”刘娥听了，沉默不语。有些大臣则向刘娥献媚取宠，请刘娥像武则天那样建立刘氏宗庙。一开始，刘娥飘飘然，可是，思前想后却有些犹豫不决，于是她跟重臣们商量，遭到反对后，才放弃了这个念头。
面对此次刘后亲自出面讲情，程琳却不为所动，而是据理力争，驳斥了王蒙正及其儿子的不实之词，并将案情如实禀告。在法理与铁证面前，刘后也无可奈何，结果凶手如期伏法，一时间传为佳话。
不仅如此，程琳知开封府期间，“前为知府者，苦其治剧”，而程琳却“在府决事神速”，“治益精明，盗讼稀少，狱屡空”（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四），曾得到皇帝的多次表彰。他因此于明道二年十月（1033），再以翰林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兼领知开封府。
到了皇祐元年（1049年），程琳继任户部侍郎，寻复吏部、知天雄军之后，又以左丞为资政殿学士，还晋升为丞相（中书门下平章事）。
程珦并没有因为有了堂兄的靠山而向上伸手，而是凭借一己之力恪尽孝道，照顾弟妹。艰难地支撑着程氏家族的一个大家庭。
不久，伯父程适在开封不幸病逝。他一闻噩耗，立即千里迢迢赶到京畿奔丧。在协助堂兄办完丧事后，他生怕寡居的伯母承受不了丧夫的打击，当伯母过完丈夫的“七七”（四十九天）之后，他再赴京城，把她接到黄陂，让其享受程氏大家庭的欢乐。
伯母来到黄陂后，他就像孝敬自己的母亲一样，处处体贴入微，侍候赡养得十分周到。
伯母在黄陂，与程家人安度晚年，在享受了“孝子贤孙左右随，枝叶峥嵘胜祖基”的天伦之乐后，逢人就讲：“珦侄不是亲儿，却胜似亲儿！我真是前世修来的好福气，有这么好的一位贤侄呀！”
可是，到了嘉祐元年（1056年），程琳不幸仙逝，终年69岁。宋仁宗赵祯追封他为中书令，谥文简公。
本来程琳在任上，虽对家用有所补贴，但其堂弟们几家都住在黄陂，均由程珦照应。程琳逝世后，程家更是失去了靠山，家道中落，程珦担当起长子如父的角色。
早在汉代，我国就有高官子弟凭借父兄而得官的任子制度，并将高官所享有的这一特权，明确地规定在法律条文中即《任子令》。西汉的《任子令》规定，官秩在二千石以上，任职满三年，不问其子弟德才如何，都可获得任其子弟为官的资格。除任子弟外，有时也可任孙、侄等亲属。任子弟的人数一般为一至二人，但也有不受限制的，如西汉时史丹的9个儿子都以父任而得官。
西汉后期，一些有识之士已觉察到任子制的许多弊端，如宣帝时王吉指出，当时高官子弟，都骄傲而不通古今；他呼吁应该任人唯贤，取消任子令。哀帝即位，曾一度下诏废止任子令，但因任子是官僚制度的必然产物，所以根本无法铲除。从新莽到东汉，它一直成为不可动摇的定制。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一人为郎、舍人，还正式见于安帝所颁发的诏令。由于外戚、宦官得势，任子制更加泛滥，尤其是东汉晚期，宦官子弟被任为官的，遍布各州郡。到了宋代，也沿袭了任子制的恩荫制度，中级以上（五、六品以上）大臣的子弟和后人都享有补官的特权。
鉴于程珦祖父、父亲和堂兄曾经都是朝廷高官，再加上程珦秉承祖训，忠孝传家，颇有口碑，朝廷先后五次颁发《任子令》，保举程珦的儿子做官，程珦看到几个弟弟、伯父与叔父的儿孙赋闲在家，便以自己的儿子年幼为由，把机会拱手让给了弟弟和堂兄弟及其侄儿。
据《宋史·职官志》记载：比部郎中、员外郎，掌勾复中外账籍。凡场务、仓库出纳在官之物，皆月计、季考、岁会，从所隶监司检察以上比部。程珦的弟弟程璠、程瑜就是因堂兄程琳的荫庇而当官的，程璠自16岁走马上任，后官至比部郎中，赐五品服。程瑜则先后任荆南监利尉、知汝州龙兴县事、殿中丞等职。
在封建社会，受男尊女卑的影响，当地有一种说法，叫做“嫁出去的姑娘，如泼出去的水”。但程珦却不以为然，不论男女他都平等对待。哪怕是家族中失去了父亲的外甥女或外孙女，他也要竭尽全力加以抚养，为县民所称颂。
程珦有一个堂姐，出嫁后刚刚生育了外甥，哪知一场疾病却突然夺去了堂姐夫年轻的生命。鉴于堂姐家境贫寒，生活难以为继，程珦在征求对方家长意见后，便把她接回黄陂，如同对待自己的子侄一样，把外甥教育成人。
与此同时，程珦也是全县出了名的扶贫帮弱典型。他不仅将自己的俸禄，接济一些穷亲戚，而且对于那些惨遭天灾人祸的百姓，他更是竭尽全力地帮助。被当地百姓称为大善人。
其实，程珦虽然官居县尉，系全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由于他要养活程氏家族数十口人，而他的俸禄只相当于程遹追认官职的十分之一，仅是一县之长的五分之三，如此杯水车薪，他因此债台高筑。
程珦克己为义的事迹不胫而走，竟被到南方视察水灾的两任宰相文彦博知道了，他一回到京师，便联合官至刑部尚书与吏部尚书的著名天文学家、药物学家苏颂等九名高官，上表皇上，赞其清节。皇帝得奏后，立即颁诏，赐帛二百，并由官方补助了一笔葬事费用。程珦这才还清了债务。
“双凤投怀”，草庙巷内育二程
程珦能够克己为义，也得益于他的贤内助。
那是乾兴年（1022年）初，17岁的程珦与19岁的姑娘侯氏结为百年好合。清光绪《山西通志·列女录·贤淑》云：“侯氏，二程之母也，封上谷郡君。……父丹徒（今江苏镇江）君侯道济爱之过于子，……年十九归河南程大中二程父，名程珦……”
当时，儒家的追随者，“凡议婚姻，当先察其婿与妇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贵”。（司马光《温公书仪》卷三《婚仪上》）一般士大夫家庭，不注重嫁娶双方男女本人的资质，而侧重于对方的家族背景。往往“嫁女必须胜吾家者，胜吾家则女之事人必钦必戒；娶妇必须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则妇之事舅姑必执妇道”。[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四部丛刊初编）卷一○《安定胡先生瑗》]
据黄陂《侯氏宗谱》记载，侯姓始祖乃晋侯缗，跟齐桓公是差不多同一时代的人，曾经主政晋国28年。可是，后来却被曲沃武公所灭，他的子孙随即纷纷逃到别的地方避祸。也就在这个时候，有一部份子孙开始以侯为氏。侯氏的晋国后裔，虽然很快遍布北方各地，但是到了秦、汉天下一统之后，却在现在的河北中西部一带，繁衍得最为旺盛，也表现得最为优异。因此，长久以来的侯姓人家都世代沿袭着“上谷”的堂号，因为现在河北的中部和西部之地，汉朝时正是上谷郡的所在地。因此，“上谷”二字成为侯氏家族的共同标帜了。
上谷侯氏有一支迁往山西太原，成为当地望族。侯氏之曾祖侯元、祖父侯暠，在五代平乱中，以武勇著称。其父侯道济，生活在北宋盛世，始弃武以儒学见长并登科，系宋真宗时进士，外放润州着知丹徒县事，逝世后赠尚书比部员外郎。程颐为母亲侯氏所撰《上谷郡君家传》中记载：“先妣夫人姓侯氏，太原盂县人，行第二。世为河东大姓。”
后来，这支侯姓，又有一部分南迁黄陂，经过历代繁衍，发展到十余个村庄，其中以侯家垱一支最为出名。侯家垱文风颇盛，从这里走出了一批名扬于士林的文人雅士，达官显贵。在村子周围相继建有传播儒学的文兴寺、夫子庙与夫子湾等建筑。
相传二程的外祖父侯道济为侯氏家族名儒，曾应黄陂宗亲之邀来到侯家垱这个幽雅的地方施教授徒。
在宋景德元年（1004年）十月十三日，侯道济夫人在这里生育了侯郡君，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生育了儿子侯可，字无可。
由于侯郡君年幼时即聪明过人，再加上“道济家教”（光绪《山西通志·侯道济传》）的熏陶，她不仅女红无所不会，而且好文读史，博古通今，其诗词歌赋与琴棋书画颇为出色。虽然旧时重男轻女，但侯道济却视女为掌上明珠。
其弟侯可“少倜傥不羁，以气节自许。既壮，尽易前好，笃志为学”（元.脱脱《宋史. 列传第二百一十五．孝义．侯可》），后虽被誉为名儒，但与其姐姐相比，他常常自愧弗如。
侯氏七八岁时，就按古诗的警句约束自己的行为，当她读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烛”后，便再也不在夜间里走出房阁了！
有一次，其父赋闲在家时，与她讨论国家大事，她居然对答如流，“雅合其意”。以至于侯道济不禁感叹道：“恨汝非男子也！”
据传侯道济父女在陂游学期间，县爷程遹曾设家宴款待了侯氏父女。正是这一机缘，两家因此成为儿女亲家。
当年，婚姻论财、“苟慕富贵”，是社会上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而程家家道中衰，侯家之所以与之联姻，正是看好程珦的敬老爱幼、广播善缘的人品。
与此同时，那时的男女定婚在年龄上有一个规矩：宁肯男大一年，不可女大一天。而程遹之所以能顶住世俗偏见，娶比儿子年长两岁的侯氏过门为儿媳，则是出于对侯氏“性行及家法”的考量。
一般来说，住家过日子，婆媳关系是很难相处的，更何况侯氏是一个刚刚嫁到程家的大家闺秀。
可是，侯氏嫁给了程珦后，秉持义理，恪守妇道，孝敬公公，侍奉公婆，可谓无微不至，公婆对待这位孝顺媳妇也像女儿一样亲切。
程珦与侯氏小两口则鸾凤和鸣，相敬如宾。哪怕只是小事，侯氏也要与丈夫通气后才去做。
对于平民百姓，她不分老幼贵贱，一视同仁地关爱。故亲友敬爱她，邻居喜欢接近她。后来，程颐在《上谷郡君家传》中说：
“（侯氏）夫人聪悟过人，善女工，无所不能，好读书，史博知古。仕宦之子每每以政事问之，应答合宜。常叹曰：‘恨汝非男子！’常教以古诗，十九岁适夫。……德容之盛，内外亲族无不敬爱。”（《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二）
美中不足的是，程珦与侯氏结婚多年竟没有生育。后来虽然分娩了长子应昌、次子天锡（包括后来的五子韩奴、六子蛮奴）却都早逝于襁褓中，长女、三女，也在摇篮中夭折。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接受正统儒学教育的侯氏，常常因此坐卧不安。她为此到处寻医问药找偏方，依然没有效果。
那天，一位好友相告，若是农历八月初一木兰山开山门时，谁虔诚地进了第一炷香，然后到祈嗣顶向观世音菩萨祈祷，谁就能顺利地生育子女。
侯氏并不信什么菩萨显灵，但好友反复相劝，并愿与她一同前往，她只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前往祈祷。于是，1030年开山门前夕，便与好友徒步前往木兰山，一步一拜地来到木兰殿，排队坐等到八月初一零时，她终于抢先进献了第一炷香；而后，她又到木兰山之祈嗣顶，许了一个美好的愿望……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当天夜里，她一上床就进入了“双凤投怀”的梦乡。
不久，她果然生下了程颢，次年癸酉八月十五日午时，又生育了四子程颐，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后来，她还生育了次女（嫁奉礼部席延年）和小女（嫁都部官郎中李正中）。
作为程氏家族的家长，程珦不仅要负责几十口人吃穿用，还要负责二程堂兄弟、堂姊妹十几人的教育费用，他因此压得喘不过气来。
为了把程颢、程颐堂兄弟姊妹培养成才，他与侯氏商量，毅然卖掉了一部分田产，聘请了两位名师对孩子们进行严格训练。
当时黄陂的基础教育，是二程的祖父打下的基础，仍然沿袭儒家的教育方针，注重文武兼备，其具体内容是“六艺之说”（即礼、乐、射、御、书、数）。《周礼·保氏》载：“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这里的礼是指礼节，属于德育的范畴；乐指音乐，是美育的范畴；射、御是指射箭技术、骑马和驾驭战车的技术，属于体育与军事的范畴；上述的德、美、体既是战斗、狩猎、打仗的需要，也是一种基本的身体素质的训练。而书则是指文学，数是指算法，这两项属于文化素质。
据说在聘请的两位名师中，一位是侯家垱学究出身的老先生侯学士，负责教授二程兄弟的文化知识；另一位是木兰将军家族的后裔、武举人朱教头，专门传授武德武功。
两位名师受聘后，来一个合理分工，严格按照“六艺之说”编写教程，对二程兄弟因材施教。具体地，侯学士负责教授礼、乐、书、数知识，朱教头负责传授射、御技能。二程的启蒙教育，完全按照两位名师编写的教程进行强化训练，力求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教育子女不仅是教师的事，也是家长义不容辞的责任。
程珦夫妇尤其是具备了良好的文化与道德素养的侯氏，深知自己的责任，当仁不让地充当起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