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你这个画画的工匠！下来一点，我有话跟你说。”
雅丹不屑地耸了耸肩，没有回应，然后接着画。
显然，这一“恶习”使得詹姆斯男爵树敌无数，那些对手总会不失时机地在报纸上大肆奚落他一番无疑，那些文章的作者一定会添油加醋，使得故事惟妙惟肖、入木三分。不过，男爵倒也不甘示弱，常常予以有力的回击。
说来奇怪，詹姆斯男爵的性格似乎是两种相互对立的品质的融合体。一方面，他是一个非常精明、小气的商人，总是希望投入一千元就能赚到一百万，而另一方面，他又出了名地热心于慈善。
由于极其敏锐的商业直觉作祟，在日常琐事中，即使为了一个最便宜的东西，他也总要不厌其烦地讨价还价。这种吝啬的习性一再地被登在报纸上当作笑柄。
一般情况下，男爵对此都不以为意，但是，关于画家韦内特（Vernet）的那件事却一直让他有些难以释怀。
那次，他拜访了韦内特，询问为他作一幅画要收多少钱，画家告诉他说：“为男爵先生您作一幅要收4000法郎。”
“见鬼！你只需要拿起刷子涂几下就好了，却要收这么多钱，这实在太贵了！”
画家无奈地耸了耸肩：“请问，您懂艺术吗？反正，就是4000法郎，一分也不能少。”
詹姆斯再次表示这个价格高得简直让人不可思议。于是画家说：“您再这样的话，我就把价格提高两倍。您到底想不想画了？”
詹姆斯男爵立即起身离开了画室，他觉得眼前这个人一定是个疯子。
“等等！”画家追在他后面喊，“我为您作一副不收钱的肖像吧。”
画家没有食言。在他那副名为《一个吝啬鬼》的画里，一个犹太人抱着一箱子珠宝、钱币急急忙忙地偷跑，脸上流露出丑恶的贪婪。这幅肖像是对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的无情嘲弄。
尽管在生意方面他可能有些不近人情，但是当一件事不触及他的商业直觉时，他又会变得非常慷慨。
但是他的仁慈之举往往被曲解为是出于某种商业目的，因为人们难以相信一个在日常生活中斤斤计较的人会突然变得乐善好施起来。许多年里，他的这种完全无盈利性质的慈善行为总是招来公众的怀疑与唾弃，报纸中对他的恶言诽谤更是助长了这种想法。
1847年，詹姆斯男爵预见到由于前一年的收成不好可能引起饥荒，于是采取了相应的行动，想要帮助人们度过难关。他在欧洲和美国市场上购入了大量的玉米，后来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巴黎出售。还在圣狄德罗教堂（Chapelle Saint-Denis）附近开了一家烤面包店。饥民们可以在那里买到很廉价的面包。
这么慷慨的行动，这么富有善心的计划最后却不了了之了，因为它是由一个公众形象不好的人发起的。没有人相信这个犹太人是出于好心。报纸中每天都会有一些评论，尖锐地抨击他的行为，并告诫大家要保持警惕；说他卖的面包根本不是面包，面粉也压根不是面粉，纯粹就是麦麸、灰泥，还掺着砒霜。
还有人断言说，罗斯柴尔德买了大量变质的面粉，为了掩饰，还掺和了一些甜杏仁……这些人忽略了一个常识：甜杏仁可要比最优质的面粉还贵出很多啊！
除了为饥民买玉米这件事中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以外，1848年，男爵还捐了至少4万法郎帮助那些负伤的和失业的人。这无疑是非常可贵的，因为那时他几乎已经是自身难保了。当时，刚刚爆发了革命，热情高涨的群众常常会有过激行为，他总担心某一天那些人会来“拜访”他。
不过，他还算幸运。在掌控大局的人当中，有一个叫马克·考斯蒂尔（Marc Caussidiere）的人，他倒没有忘记罗斯柴尔德的宽厚与仁慈。在他的命令下，卫兵们不仅守护着酒店、宾馆，还把守着詹姆斯男爵的府邸。在考斯蒂尔的细心关照下，男爵的焦虑大大地减轻了。
不到一年之后，男爵向大家证明了他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这次，考斯蒂尔被流放到伦敦时，落魄而困顿，穷得就像一个乞丐；就在他万般无奈的时候，收到了来自巴黎的一封信：
尊敬的阁下，
请允许我捎来3万法郎供您使用。这笔钱数额不大，但也许可以够您在艰苦的流放岁月里做点小生意。它是对您为法国所做的杰出贡献的一点微薄的犒赏。您可以在10年、20年后或者任何方便的时候还给我。
您最忠实的朋友
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
然而，如此感恩的举动还被认为是出于精明、自私的动机。因为外人推断男爵肯定是这么说的：“这个家伙从来都没有被彻底打败过，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又会回来？”不过，无论如何，令人欣慰的是，这3万法郎为考斯蒂尔发财致富铺平了道路，他做起了卖酒的生意，主要经营白兰地，据说生意还挺不错。
还有一些关于他的有趣的故事——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么男爵在慈善事业方面实在是比别人技高一筹：他善于用别人的钱来帮助人。
人们常常指责他不顾那些生活窘迫的犹太同胞们，并且建议他哪怕给他们一些债券也好。男爵接受了这一批评。一天早上，他使用了一个计谋，使得债券价格陡然上升，紧接着又急转直下。男爵一下子就赚了85万法郎。他把这笔钱都捐给了一所正在建设中的“犹太之家”。
还有一次，他会见了一个叫菲利克斯·S（Felix S）的人，这个人非常有才华，并雄心勃勃地想干一番事业。他向男爵陈诉了自己的计划，男爵非常感兴趣，觉得新颖独特，并且看起来已经具备了成功的所有要素。但是，男爵拒绝为他投资。不过他说：“来，跟我走，钱自然会找上门来的。”他让这位客人上了他的马车，他们一起去了股票交易所。在那里，两人一直挽着胳膊，形影不离。果然，不久，就有几个金融家走上来跟菲利克斯搭话——这个年轻人是金融泰斗的好朋友，而且看起来两人的交情还不浅呢！一番交谈之后，菲利克斯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事业构想，这些金融界都爽快地表示很愿意为他投资，并答应要用自己的资金和影响力来支持他。
海涅（Heine）在提到他这个朋友兼资助人时，曾经这么描述詹姆斯男爵：
“他是一个不寻常的人。他在金融方面的才能简直不可估量。并且，他慧眼识人；他在观察人的时候，有一种让人不可思议的天赋，或者说直觉。不管是什么行当的人，他都能看出其能力大小。在这方面，许多人都把他与路易十四（Louis ⅩⅣ）相提并论，这种说法绝不过分。与那些总是局限在金融圈里的同业人士相比，詹姆斯男爵的交际范围就广泛多了。他与各行各业乃至各个阶层的人都有密切的交往。即使某个行业他毫不了解，他也知道谁是这个行业中最领先的人。
“尽管也许他对音乐知之甚少，但歌剧作曲大师罗西尼（Rossini）却是他府上的常客；还有，著名的肖像画家阿里·谢佛尔（Ary Scheffer）是他的家庭画师，杰出的厨师卡瑞尔（Careme）是他的主厨；他对希腊语一窍不通，但著名的希腊文化研究家海伦斯特·拉特罗尼（Hellenist Latrone）却是他最喜欢的学者；他的家庭医生是和蔼可亲的杜派特仁（Dupuytren），他们之间有着兄弟般的情谊。早些年的时候，他还非常欣赏克里米克斯（Cremieux）的政治才能，并成为其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另外，一开始时，是罗斯柴尔德发现了路易·菲力浦的政治潜力，并且一直与他私交甚密。”
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于1868年11月15日去世。
在此之后，掌管企业的是其长子阿方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阿方斯继承了他父亲的大部分金融天赋，被亲友们公认为是他们当中最精明能干的一个。他成为一家之主不仅仅是因为才华出众，也是因为他是梅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的长孙。
在父亲去世之前，他就已经积极地参与公司事务了。可以想象，从那时起，他就在不断地接受生意方面的训练了，受惠于那些丰富、扎实的经历，如今轮到他挑大梁时，他才得以游刃有余。
那时，所有的大型国际贷款的提议书（即由几个国家同时对某一政府进行贷款）都无一例外地先呈递给阿方斯男爵，因为大家都觉得他是最会审时度势的人，只要有了他的参与，事情几乎没有不成功的。
阿方斯伯爵经办过的贷款数目巨大，并且几乎覆盖了欧洲所有的国家。他从这些贷款中得到的收获也是令人艳羡的。那些君主们不仅一再地向他发出订单，还接二连三地授予他许多奖章，以表示他们对这位罗斯柴尔德家族掌门人的感激。
由他掌握的巴黎分部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里规模最大、业务最广泛的企业。在他的带领之下，公司不仅在贷款方面拔得头筹，还涉足商业投机等许多领域。公司的银行业务发展得极大，这一点，他们与伦敦、法兰克福、维也纳的兄弟企业有所不同——那些企业的业务基本上局限于贴现汇票和证券交易。
法德色当战役之后，阿方斯负责打理政府对德国的赔款事宜；这应该算是巴黎分部在阿方斯领导期间所承揽的最大一项业务了吧。为了完成这项业务，罗斯柴尔德家族发动了属下的所有人员、资金，乃至其他的关联企业。整个过程中的那种高度紧张与沉重的脑力负荷会使体质不够好的人累趴下。
在连续好几个月的时间里，阿方斯和员工们夜以继日地为此奔忙劳碌，周日也不曾休息，几乎每天都工作至深夜。他们所受的压力是令人惊骇的。直到很久以后，参与过此事的许多人都还对那段艰苦的工作记忆犹新。
不过，尽管那段日子让人筋疲力尽，但阿方斯却认为与巴黎公社的暴力、混乱局势带给人的恐慌相比，这点辛苦根本算不了什么。
就像在1848年所经历的一样，为了抵御暴徒的袭击，阿方斯男爵被迫在城墙上无偿地服务。然而即便这样，也不能确保他的财产免于遭到侵犯。属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几处宅邸都遭到了洗劫。有一次，阿方斯男爵家的房子已经被洒满了汽油，暴徒们想一把火烧毁这座豪宅。多亏了管家的随机应变才避免了这场迫在眉睫的灾难。他礼貌地对这些不速之客说，地窖里储存着一大批上等美酒，请他们去品尝。不多一会儿，这群暴徒就酩酊大醉了。管家赶紧派人去向军队请求援助，结果，这些人被强制为他们的罪恶行为作出赔偿。
阿方斯男爵与他的同胞们都感觉到，这种来自于国内的混乱给他们带来的危害远远胜过德国侵略时漫天横飞的炮弹。因为在法德交战那段日子里，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十分焦虑，他们已经把大部分财产转移到了伦敦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几乎可以说万无一失了。对他们而言，甚至不存在物资匮乏，因为凭借在法德两边的影响力，他们的车队能顺利地通过边界。人们都还听说，德军都得到命令，在交战中要尽量小心以免毁坏阿方斯男爵在菲利列斯（Ferrieres）的府邸。后来，那里还成为德军临时的指挥部。也正是在那里，法军代表朱尔斯·菲瑞（Jules Ferry）与德军的最高领袖俾斯麦（Bismarck）展开和平谈判。在谈判期间，关于这一宅邸的保护更是被给予了极高的重视。会议结束后，整幢房子里面，家具、贵重的油画和雕塑没有一个被挪动，更别提损坏了。甚至，未经允许的话，还禁止在花园里走动。这种特别的关照在德军内部引起了一些牢骚与不满。当时，军队里的条件很艰苦，物资——尤其是肉类——非常缺乏，大家都觉得从敌人那里得到一些补给是理所当然的。在向巴黎行军的路上，上级也默许士兵们去抢一些牛羊然而如今，在阿方斯的豪宅里，面对着丰富的食物储备，他们却还要忍饥挨饿。总之，没有哪件事能比德军在保护他财产一事中显示出的敬意更能体现出罗斯柴尔德的巨大影响力了。
不过，尽管巴黎之外的财产安然无恙，但巴黎市内的情况却非常不容乐观在革命公社围攻期间，阿方斯男爵无时无刻不在紧张焦虑中度过。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他的内心如此焦虑，以致于一夜之间，乌黑的头发全都变白了。
战争结束后，法国政府开始致力于战后重建，随着经济的慢慢复苏，一切纷纷扰扰终于尘埃落定了。不过，这种局面将持续多久，我们谁也无法说得准，因为这个国家好像注定了总要时不时地经受磨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