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土著说的研究者们认为，羌和蕃是同样古老、并行发展的两支古代部族，羌不是蕃，蕃也不是羌，两者有交往，有吸收，但非同一。所谓藏源于西羌的说法，滥觞于《新唐书·吐蕃传》。在此之前，青藏高原腹地因地理等原因，很少与外界来往，直到隋唐统一，边疆与内地的往来增多，汉族史家才有了对雪域的了解，才有了新旧《唐书》中的《吐蕃传》。此前，唐代和五代史家对吐蕃族源采取了慎重的态度，杜佑《通典·边防六》讲吐蕃不知其国之所由，五代时后晋刘煦等所撰《旧唐书·吐蕃传》中说“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其种落莫知所出也”。到了宋代，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吐蕃传》，首次提出“吐蕃本西羌属”，将《通典》中所记吐蕃王室始祖“自言天神所生，号鹘提悉补野，因以为姓”进行移植，改“鹘提悉补野”为“鹘提勃悉野”，成为“发羌之祖”，因“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野”。这样，把吐蕃与西羌、吐蕃王系与发羌拉在了一起。
对于藏族源于“发羌”之说，格勒博士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发羌”名称最早出现于宋代范晔所撰《后汉书·西羌传》，该书为羌人立传，将西羌历史具体上溯到秦厉共公时（前476—前443年）的无弋爰剑，指出“发羌”是无弋爰剑之后，“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前384—前362年）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豸原戎。忍季父。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这里的“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可能是青藏交界一带，并无确切地望，范晔也并没有将“发羌”和吐蕃联系起来。既然宋人知道吐蕃就是“发羌”，唐以前史籍何以无“发羌”名称，不知吐蕃种落之所出？何以“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因此，如著名史家马长寿所说，“发羌为吐蕃的祖源之说，绝不可信”。因“蕃、发声近”，“发羌”就是吐蕃祖先的观点亦不成立。据《青史》等著作，“博”或“蕃”源自藏族始祖的王名，《唐书》中的“鹘提勃悉野”、《通典》中的“鹘提悉补野”，都是吐蕃早期王族的自称“布吉”的音转，而《新唐书》张冠李戴，将此移植为发羌之祖，毫无根据。另据汉藏两种文字的记载，古代与藏族发生联系的羌人并非“发羌”一支，而是藏族先民和许多古羌人部落交错杂居，共同繁衍生息在青藏高原上，诸多苏毗、羊同、党项、白兰、嘉良夷等古羌人部落，有的早于“发羌”，从春秋战国到隋唐，就与藏族先民都有过密切关系，因此藏族族源不能仅归于“发羌”一支。
一些研究者不仅坚持青藏高原民族土著说的观点，甚至认为青藏高原早期的先民曾有过向其他地方迁徙的活动，青藏高原很可能是不少民族始祖的故乡。他们根据现代科学研究成果认为，一切生命来自海洋，地球上的哺乳动物是生物从水中走向陆地的产物，青藏高原在距今6亿4千万年到1亿6千万年的侏罗纪早期和中期虽是一片瀚海，但到了上新世初期，由于地壳变化，上升为陆地，当时海拔平均2000米左右，那时，这里气候温和，很适合生物的生存。随着高原的不断隆升，生活在森林中的类人猿，在气温大幅度降低的情况下，不得不走向平地，从事劳动，直立行走，学会了语言，实现了从猿到人的进化。因此，“青藏高原是一个人类至少生活了一万年以上的摇篮”，“很可能是人类始祖最早的故乡”。从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早期人类骨骼看，“西藏高原及其邻近地区是人类的可能发源地”。
1976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藏北高原进行多学科综合科学考察，在申扎、日土等县境内采集到大量的细石器，采集点均在海拔4500米～5200米的高寒地区，气候严酷，少有人类生存，但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人们曾在这里生活，从事采集和狩猎活动。到了全新世以后，高原不断隆起，高寒环境促使这里的人们不得不向外部世界迁徙。从这一现象推测，青藏高原的古代先民曾有过从高海拔地区向低海拔地区的迁徙，汉族地区传说中的“先秦时期的姜姓，可能来自青藏高原”，青藏高原可能是许多民族的原生地，他们的祖先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羌人是古藏人在高寒地区向环境相对优越的一些地区迁徙而寻找新的生存空间的移民，至于生活在今天山西和陕西一带的华夏民族的先民可能也是从青藏高原向东迁徙的移民的后代”。也就是说，“早期汉民族的形成过程中，至少有古藏族的参与”。
基于这样的认识，便否定了中原地区的古居民曾向青藏高原腹地迁徙的观点，认为民族的迁徙和演变与当地的生存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早期的藏族先民从青藏高原进入黄河流域成为古华夏族，是因为黄河流域的生存环境比青藏高原地区优越得多，正是由于优越的生存环境，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在亚洲大陆处于领先地位。这里的古居民生存能力提高后，在某种外部压力下也可能向环境相对恶劣的地区迁徙，这样就出现了汉族文献记载的黄河流域古居民向西迁徙成为羌人的历史。因此，羌人是“古藏民向中原地区迁徙的后代和中原地区华夏族古居民向西北地区迁徙的后代的混合体”。
《西藏研究》1982年第3期载韦刚先生的《藏族族源探索》一文。该文根据今西藏地区考古发现的大量新石器和细石器文化遗存，认为西藏高原远在5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即在西羌部落南迁以前，西藏地区已生活着大量古人类，且古藏人文化高于西北古羌人，否定《新唐书》中“吐蕃本西羌属”的说法，从生活、丧葬习俗以及语言等角度分析羌藏民族的不同，提出藏族源于雅鲁藏布江流域的观点。但文章确认，古藏族虽源于雅鲁藏布江流域的雅隆部落，但在现代藏族中含有大量古羌人和其他民族成分，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全藏并向东西南北几个方向扩展，势力延及各古羌地区，像今天的青海、四川、西北及云南北部等地的各种部族，都统一称为藏族了”。现在整个藏区各地方言不同，风俗也稍有差异，这都说明藏族中有多民族的成分。
吴均先生认为，有的学者忽视了康藏地区发现的史前文物，坚持羌藏同源实际上是藏族族源问题上的“北来说”观点，有以点带面之嫌，当代西藏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在五千余年前，青藏高原就有人类活动，所以说藏族主要来源于本地土著。而发羌、唐牦一类的羌人应是与甘、青、川、滇藏区的藏族有关，汉文史料中没有具体说羌人迁到今日的西藏，而只是提出一个方向，因而北来之说，不一定对”。
他认为土著说与北来说是一种相对的说法，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北来说只是对西北古羌人大迁徙过分夸大的结论。同时，藏族的土著也具有多元性，那种只以西藏土著为中心的观点，也是不全面的。从语言的角度看，古代西北、西南诸羌大多说藏语，他们都是现代藏族的先民；从考古学角度看，代表康藏古文化的卡若文化和代表甘、青地区古文化的卡约文化，都是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存，两系文化又相互交会，表明青藏高原南、北土著都应是藏族先民的组成部分。
总之，土著说在藏族族源的源和流方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对于藏族族源的多元性，特别是汉藏两民族密切的血缘关系，以及汉藏两族先民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对藏族形成的作用则是肯定的。或者更客观地说，青藏高原作为一个广大的民族走廊地带，地理上纵横千万里，时间上绵亘数千年，各部族之间互相影响、渗透、混融，在政治、经济、文化、血统上，反映出错综复杂的现象，“西藏麇集了许多族源不同的民族”，西藏文化具“多元性和复杂性”。李文实先生经长期研究后认为，追溯藏族的族源，应先从吐蕃王国开始，再上溯到西羌，最后再溯及原始社会人。六七世纪之间强大起来的吐蕃王朝，是由山南一个小部落统一了青藏高原而建立的。期间，征服了均属于羌种的西部的女国，东部的附国，北部的苏毗、白兰、党项等，并征服了部种为鲜卑族的吐谷浑。进而把疆土扩张到今甘、川、新疆地区，在民族方面包容了诸羌、汉、鲜卑、突厥等各种成分，形成新的吐蕃族，即藏族的先民。“藏族可以说是宋元间新形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是吐蕃族的流，而吐蕃又是羌族的流，其最早的源，只能是原始社会的蒙古利亚人种了”。蒙古利亚人种，即黄皮肤的人群，这样又自然地与汉族联系在一起了。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羌”或“西羌”是我国历史上对居住在西部边境各族先民的泛称或统称，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被称作“羌”的诸部族散处西部各地，有些最初不一定有密切联系和血缘关系，在长期的共同发展过程中，互相自然同化融合，逐步成为新的民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我国藏族即是这样形成的。
【第三节】青藏高原上的其他古老部族
根据历史记载，7世纪的吐蕃王朝建立时，青藏高原上居住着许多部族，按照对羌的泛称，这些部族以古代羌人为主，也有其他民族成分。
一、苏毗
藏文音译作“松巴”或“孙波”“森波”等。一般认为，苏毗是隋唐时期的羌人部族，主要活跃在藏北羌塘高原和今青海玉树地区，以女性为王。隋文帝开皇六年（586年）遣使向隋朝纳贡，吐蕃兴起后融入吐蕃。史载其国出产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尤其盛产盐，与古印度有盐贸易。男女皆以彩色涂面，人皆披发，以兽皮制鞋，人死实行瓮葬，崇拜阿修罗神和树神。据杨正刚先生考证，约在公元前4世纪，苏毗已登上了西藏历史的舞台，其发祥地朗地吉木雪，在今西藏南木林县境内的襄曲（香曲）河流域。7世纪前，襄曲河称为苏毗河，该地区气候温和，宜农宜牧，孕育了苏毗的早期文明。这里是古象雄通往雅隆悉补野部（吐蕃王室所在部）及其他诸部的交通要道，10世纪以后，琼波南觉在这里创兴香巴噶举派，13世纪为八思巴所建立的十三万户之一。苏毗强盛后向东发展，进而迁居几曲（拉萨河）流域。约在6世纪中叶，苏毗有两位王，即森波杰达甲吾和森波杰赤邦松，分别占据几曲流域上下部分。约在6世纪末，赤邦松征服拉萨河下游一带的达甲吾，苏毗空前统一，汉文史籍称之为“女国”。这时的苏毗，统治中心是今天的彭波（或作彭域）地区，东与今川西和昌都地区的附国接壤，北接突厥，西南境在玛旁错湖与象雄相接，南方以雅鲁藏布江和悉补野部为界。在当时的西藏高原上，它与山南雅砻河谷的悉补野部、阿里地区的象雄部三足而立。苏毗最盛时辖今整个藏北高原、青海玉树大部和新疆南部。7世纪松赞干布时期，苏毗被纳入吐蕃治下。划为苏毗茹（森波茹），下辖11个东岱。“茹”是吐蕃政权下设的最高一级行政组织，苏毗茹是当时的五茹之一，所辖地域比原先大为缩小，主要在唐古拉山南、北草原。据日本人佐藤长《西藏历史地理研究》，苏毗茹以今边坝以西的丹达塘为中心，东界为昂曲河中下游地带，西界为今藏北班嘎县境内的其香错湖，北界为今唐古拉山以北尕尕曲沿以南沿青藏公路木鲁乌苏河畔雁石坪一带，南界为今黑河嘉黎县的麦地藏布，大致方位是东经96°8′～89°6′，北纬30°5′～33°5′。其原来占据的整个拉萨河流域及其沿雅鲁藏布江东西延伸的广大地区划给了乌茹和叶茹（即冶茹）。
据杨正刚考证，吐蕃王朝统一青藏高原后，原苏毗部族的一部分转移到川西北的嘉绒地区，即藏文古籍《嘉言宝藏》所说“在东方的汉地和西藏之间”，成为《旧唐书》中的东女国。同时，吐蕃时期苏毗的部分部落被迁发到西域的于阗（今于田）、沙州（今敦煌）及青海河湟一带，“从而在这些地方出现了苏毗侨郡的情况”。
吐蕃驻守河湟一带的“尕玛洛”（意为没有赞普圣旨不得返回的信守命令的人）很可能是苏毗人。据《安多政教史》记载，直到19世纪中叶，在湟水北部的华热地区（今青海互助、乐都北山和甘肃天祝的部分地区）还保留有苏毗王赤邦松统治中心彭波地方的方言。今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哈拉直沟乡、贵德县和尖扎县交界处，均有村名“松巴”，是苏毗的异写，村民自称其先祖从西藏迁来，“它们均系吐蕃时期驻防河湟的苏毗部落及其后裔的侨郡”。
据新、旧《唐书》，苏毗最高统治者为女王，从王族中推选，氏族部落以女性为中心，女人为氏族长，国事活动由女王、女官掌权。《隋书》载，开皇六年（586年），女王遣使与隋通好，与汉地中原有了联系。苏毗被纳入吐蕃五茹之一后，苏毗王室与唐多有联系，多次派其大臣和王子去长安。显庆元年（656年），唐封苏毗女王为“右监门中郎将”。至德元年（756年），王子悉诺罗率部降唐，被封为怀义王，赐姓李。吐蕃王朝崩溃后，苏毗分裂成各部落，为藏族的主要来源之一。
二、党项
古羌人的一支，分布在今青海省的东南部和四川省西北部，主要从事畜牧业。
《旧唐书》载其渊源为“汉西羌之别种也。魏晋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谷。自周氏来容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其中心在称为“古析支”的河西九曲。
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分布于今青海中部昆仑山及其东脉阿尼玛卿山（积石山）以南、俄洛山和巴颜喀拉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党项羌人以牧为生，住牛毛帐房，逐水草而居。史称其以牛、马、驴、羊供食。《旧唐书·党项传》说“男女并衣裘褐，仍披大毛颤”，“求大麦于他界，酝以为酒”，其俗“尚武”，“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人多高寿，死后实行火葬。无文字，以绳结记事。信仰巫教，长于音乐舞蹈。
各部落间互不相统，战时结盟御敌。6世纪后期，在北周政权的打击下，党项逐渐向东南方向移徙。隋文帝开皇五年（585年），其首领“拓跋宁丛等各率众诣旭州（今甘肃碌曲县与四川若尔盖县之间）内附，授大将军，其部下中有差”。这时，党项进入今甘、川之间的岷山地区，东至岷山山脉，西接川西北高原，南邻邛崃山。入唐以后，党项“东至松州（四川松潘），西接叶护（今新疆叶城，属西突厥），南杂舂桑（四川金川）、迷桑（即麦桑，在四川阿坝）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
党项大的分支八部，唐太宗贞观年间，党项八部相继归附唐朝，其首领受到封授，如细封部首领细封步赖被封为轨州都督，拓跋部的首领拓跋赤辞被封为西戎州都督，党项八部的中心，在今川西高原东部地区。
唐贞观八年（634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遣使向唐求婚，太宗不许。贞观十二年（638年），松赞干布率兵东侵，“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率其众二十余万，顿于松州西境”。永徽元年（650年）松赞干布去世后，大臣噶尔家族执掌吐蕃国政，对外武力扩张，“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
随着吐蕃的强盛、侵逼，部分党项部族向北、向南迁徙，如拓跋氏移其部落于庆州（今甘肃省庆阳市）。武周天授二年（691年），党项部落在庆州之地侨置朝、吴、归、浮等州，属静边州都督府。
中宗时期，又有“党项大首领”拓跋思泰及其子拓跋守寂相继担任静边州都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