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党项破丑氏亦迁往庆州。武周如意元年（692年），党项首领曷苏率贵川部和其他党项羌人30万众迁移到大渡河以东泸定、康定等地。
今雅江、道孚、康定三县之间的木雅地区的党项部落被称为“弥羌”，一度为唐朝剑山招讨使所管辖的五部落之一。
党项的主要部分迁移到陕西、甘肃、宁夏交界地带，后于11世纪初，建立西夏王朝。755年，唐朝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向唐朝大规模进攻，党项故地完全被吐蕃占领，留居原地的党项为吐蕃所役属。吐蕃对其或保留原部落，使之成为属部；或解散原部落，使之成为奴部，后多与苏毗等部融合，汇入藏族中。因此，历史上吐蕃与党项关系密切。后来，元灭西夏，西夏王族逃到吐蕃，受到萨迦地方政权的庇护，成为后来的十三万户之一。在青海海南等地，至今有其后裔，称之为“尼那”，是一有名的藏族部落。
三、白兰
白兰也是一个古老的以畜牧为业的羌人部族名。对其地望，向有争论，王辅仁、索文清《藏族史要》称“分布在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周伟洲、黄颢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上发表《白兰考》一文，对白兰的族属、地望等作了较详尽的考述，认为白兰的起源可追溯到汉代西羌的先零或滇零种羌，是我国古老民族羌人的一支；史籍所论十六国南北朝、隋时的“白兰”，基本上指吐谷浑统治下的白兰，其地在今青海湖西南柴达木盆地南沿。因此，《青海百科全书》称“在今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柴达木盆地东南缘，与果洛藏族自治州河源北部地区接壤”。对吐谷浑历史文化颇有研究的程起骏先生认为，吐谷浑子孙叶延于329年在白兰正式建立吐谷浑政权。白兰为吐谷浑人的战略大后方，其地望是今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的热水、沟里、香加及布尔汗布达山以南的广大地域。
而沟里则是白兰的中心。白兰在柴达木盆地的说法，为许多学者所认同，其依据有二：一是《周书》载，白兰“东北接吐谷浑”，吐谷浑的中心在青海湖地区，其西南即柴达木盆地一带；二是445年，吐谷浑遭北魏攻击，其王慕利延“率部落西奔白兰，攻破于阗国”。按此，白兰亦在吐谷浑以西，即在柴达木河域。但也有人考证，吐谷浑中心地域初在西倾山地区，《宋书》《魏书》《北史》《隋书》《通典》中的《吐谷浑传》，均以发源于西倾山的洮水来叙述白兰的方位，因此白兰应在洮水西南巴郎山以北的大金川上游梭磨河流域。隋唐时期，其地“左属党项，右与多弥接”，白兰之北、吐谷浑之南是属于黑党项的弥罗国。白兰王就是藏文史籍中的“擦绒王”。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年），会州（今四川茂汶县）总管崔仲方西征诸羌，沿途讨平部落中的“白男王”即是白兰王。
史载白兰有“胜兵万人”，人口数万，以牧为业，出产黄金、铜、铁，南北朝时曾依附吐谷浑国，因其地偏远，兼有大山之险，为吐谷浑王室战败后的避难地，受到北魏攻掠，损失大批人、畜。入唐以来，曾遣使向唐入贡。638年，吐蕃松赞干布出兵松潘，一度占据白兰之地。松赞干布死后噶尔家族专权，于656年，率兵12万再度攻击白兰，但仍有白兰之名。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因吐蕃大论末·东察和朗·迈色获罪，吐蕃白兰二品笼官董占庭（朗氏母族）等21人降唐，被授为左武卫员外大将军。763年，吐蕃利用唐朝安史之乱的机会，征服归附唐廷的白兰，自此，并入吐蕃，白兰之名不再见于唐人的记载。
四、附国
附国之名，始见于隋代。据《隋书·附国传》，其地在“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南有薄缘夷，西有女国，“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东部为嘉良夷。据李敬洵先生考证，薄缘夷，唐人称“婆盐”，分布在今川、滇之间的金沙江地区；嘉良夷，唐代属雅州，地处雅州西北，即清代的章谷屯，在今四川丹巴县境内，大金川由北向南流贯其间，为其境内南流之水；附国西面的女国，是东女国，又名大羊同国，其东界约在今木鲁乌苏河。
这样，按李敬洵先生考证，附国大体上是在今金沙江上游的西南，今西藏昌都地区为其中心，东界大约在雅砻江流域，与嘉良夷之地相连，东南与薄缘夷相邻，两界抵木鲁乌苏河，以西为称为东女的大羊同国。因此，附国分布在四川西部、西藏东部。
据《北史》卷96《附国》载，附国“南北八百里，东西千五百里。无城栅，近川谷，傍山险。俗好复仇，故垒石为巢（石块垒砌的碉房），以避其患”。“夜必关闭，以防贼盗”。“人皆轻捷，便击剑，漆皮为牟甲，弓长六尺，竹为箭”，“好歌舞，鼓簧，吹长角。
有死者，无服制，置尸高床之上，沐浴衣服，被以弁甲，覆以兽皮”。“死后一年，方始大葬，必集亲宾，杀马动至数十匹”。“其俗以皮为帽，形圆如钵，或戴幂置离堆。衣多毛毛偈皮裘，全剥牛脚皮为靴。项系铁锁，手贯铁钏。王与酋帅，金为首饰，胸前悬一金花，径三寸。其土高，气候凉，多风少雨，宜小麦、青稞。山出金、银、铜，多白雉。水有嘉鱼，长四尺而鳞细”。《隋书》称附国有两万余户。隋大业四年（608年）、五年，附国王两次遣使入隋朝献贡。入唐以后，约在7世纪初，附国被吐蕃兼并。
有的研究者认为，隋唐之际，即7世纪初，附国消失后，附国故地出现了新兴的东女国，女王即嘉绒土司先祖，发祥于琼布，地在今西藏丁青。新兴东女国的活动中心在川西大金川的嘉绒地区，并认为白兰被吐蕃征服后，成了东女国的属部。
有关考证引经据典，颇为详尽，也是值得重视的一种观点。
五、象雄
藏文史籍中一致认为象雄是藏族原始本教的发祥地，但对其地望、区域大小，看法不尽相同。《本教史》中载象雄曾出18代王，其辖地分前、中、后三部分，前部地接朵麦（即安多），中部地接卫藏，后部在阿里、拉达克一带，其中心为古格，在今阿里扎达县境。《青史》指古格小邦为象雄故地。《五部遗教》称象雄“东部以玛法木湖与吐蕃为界”。藏史《贤者喜宴》讲，古象雄早于松赞干布之父南日松赞时期即归吐蕃隶属，后一度反叛，松赞干布将其妹萨玛噶远嫁象雄王李迷夏，象雄复归吐蕃治下。吐蕃统一青藏高原后，在全境划分出61个东岱（军事性质的行政建置，相当于千户府），古象雄地有10个东岱，即原吐蕃与吐谷浑交接地带有奥觉、芒麻等上香雄五东岱，原吐蕃与苏毗交界地带有古格、觉拉等下象雄五东岱。
近代国内外研究藏族史者多认为象雄即汉史、两唐书所载的“羊同”，并有大小之分，也是古代羌人的一支。杜佑《通典》称“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唐会要》亦载：“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里，胜兵八九万，辫发毡裘，畜牧为业……其王姓姜葛。有四大臣分掌国事。贞观五年十二月，朝贡使至。十五年，闻中国威仪之盛，乃遣使朝贡。太宗嘉其远来，以礼答慰焉。
至贞观末，为吐蕃所灭。”据以上记载综合分析，象雄地在西藏日喀则以西，直到阿里全境，地域广袤，人口众多，信奉本教，畜牧为业，后为吐蕃十二小邦之一。
六、吐谷浑
原为鲜卑族慕容氏的一支，居于今东北辽宁省东部义县境内。3世纪末（西晋武帝咸宁、太康年间），鲜卑慕容氏首领涉归之庶子吐谷浑和谪子慕容广鬼两人因草场发生纠纷争斗，吐谷浑遂率族人1700余帐（或云700帐）向西迁移，到阴山（今内蒙古西部大青山一带）游牧。约20年后，时值永嘉之乱，又南越陇山，到达材跑罕（今甘肃临夏），居于洮河流域的渐强川地区。后又进入青海地区，与当地氐羌民族错居杂处，势力很快发展，建立起以鲜卑民族和古羌人为主体的地方政权，称河南王，并以吐谷浑为部族称号。东晋成帝咸和五年（330年）左右，吐谷浑之孙叶延联合当地羌族首领正式立国，以其祖父吐谷浑之名作为这一民族联合体地方政权的名称，设置官吏，势力更盛，进而控制今甘南、川西北松潘草原及青海黄南、果洛等州部分地区。此后，吐谷浑国受前秦攻逼逐步向西扩展，进入今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腹地与海南藏族自治州黄河以南地区。继向青海海西地区发展，北魏拓跋余承平元年（452年），拾寅继为吐谷浑王，在伏罗川（今青海都兰县境）筑城设都。西魏文帝大统元年（535年），夸吕继位，筑伏俟城（今青海共和县石乃亥乡境内）为都。
隋代，多有征伐。入唐以后，成为唐朝属国。其辖地西到青海都兰，南达川北龙涸、昂城。强盛时期，先后东与北魏、西魏和北周为邻，南与宋、齐、梁朝接壤，西与西域各国相通，“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山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吐蕃开始北侵吐谷浑。龙朔三年（663年），吐谷浑大臣素和贵投奔吐蕃，尽言国内虚实，吐蕃大论禄东赞乘机率兵击溃吐谷浑，其主诺曷钵和弘化公主被迫逃往凉州，其地尽为吐蕃所据，吐谷浑王国灭亡。
吐谷浑王国以畜牧业为主，产良马、牦牛，所产“青海骢”颇为出名。有独特的军事、刑律和赋税等制度，曾仿效中原王朝，推行官制，先后立国350年之久，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年代长久的政权之一。吐谷浑国地处中西陆路交通要道，在发展传统畜牧业经济的同时，因地制宜，大力发展贸易经济，建筑城池，保护商旅，开辟了作为丝绸之路主要通道的“吐谷浑道”。同时，吐谷浑与南朝、北朝和隋唐王朝曾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其政权由鲜卑人和古羌人联合组成，后来吐谷浑民族融入藏、汉、土等多种民族中，因此它对开发建设祖国大西北，发展西北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有过重要影响。
【第四节】青藏高原各族先民与祖国内地的早期交往
一、史前联系
据古文献记载和近现代的考古发现，青藏高原各族先民在吐蕃王朝兴起之前的长期活动中，就与祖国内地有多方面的接触和交往。考古表明，西藏的旧石器文化和新石器文化遗存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又大量存在与中原文化相同的因素。随着时间推移，相互影响的关系不断扩大，东西两方的相同之处越来越多。特别是中原仰韶文化对青海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有过重要影响，甚至有学者认为“马家窑文化是在仰韶文化的直接作用和参与下形成的”。例如出土的不少彩陶，是东西文化互相交流的结果。当仰韶文化的农业发展起来以后，逐步扩展其领域，渐次从渭河流域向西推进，直达青海东部地区。在此过程中仰韶文化与土著文化相互吸收，互相发生影响。如马家窑类型的一些陶器“脱胎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有些“同半坡晚期类型和西五类型相似”；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玉器“带有很多的中原风格”；“陕西宝鸡地区某些半坡晚期类型的遗址中有时可见到马家窑式的彩陶花纹”；在青海湟中县上孙家寨卡约墓中发现的石锤，其形状特征与北京昌平白浮的西周早期墓葬出土的石锤相同；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尕马台齐家文化墓地出土的铜镜与河南安阳殷墟中所出铜镜，其质地与纹饰都甚接近。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这说明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这种文化从形成到发展，都在与周围其他文化的交往中不断发生变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文化间始终保持一种联系，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文化交流和传播，从而增强了彼此间的文化共性。
二、古羌人与内地的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