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封建时代都“尚古”，每一个封建时代都推崇孔孟，似乎以孔孟之道作为教化之道，作为统治意识，但其所推崇、所作为统治意识的孔孟之道究竟是不是本原的孔孟之道呢？当孔孟之道能够被一个时代的统治利益加工利用时，它便成为统治意识；而统治意识既以改造的“孔孟之道”为“意识”时，这“孔孟之道”便是已被曲解和扭曲的东西。
至孔孟之后的中国封建社会史，从上述意义上讲，正是孔孟之道在传承上逐渐下降，逐渐衰变的历史，此正像鲁迅小说中的“九斤老太”到“八斤”、“七斤”、“六斤”的衰减一样。而历史上所谓“大儒”，其看似对孔孟之道的“中兴”，其再“兴”也达不到孔孟，更不必说超过，故仍是下降的表现。
从更大的范围讲，中国传统文化的堕落远早于春秋战国时期，大体上讲，从大禹以后就明显开始了蜕变和下降；至宋朝以后更加明显，以至于使宋朝几乎就变成了“送朝”——先是白送（北宋），后是滥送（南宋）；而到八国联军和鸦片战争的满清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虚伪和虚弱的一面，便在洋人的文治武功面前暴露无遗，一击即溃。
在漫长的封建历史时期，孔孟之道在传承上逐渐被下降、被衰变的历史，其实就是孔孟的思想精髓和精神境界被不断置换的历史。被什么所置换了呢？它的核心实质不是别的，正是奴性、奴性思想和奴性教育。
“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用来形容女人之美的名句，它的出处，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的故事。
“沉鱼”指西施，西施在水里浣纱，水里的鱼儿看见西施的美貌，自惭形秽潜下水底躲了起来；
“落雁”指王昭君，昭君出塞，天上的大雁看见王昭君的美貌，自惭形秽竟从天上掉了下来；
“闭月”指貂婵，貂婵站在月下，月亮看见貂婵的美貌，自愧不如躲进云缝里；
“羞花”指杨贵妃，杨贵妃出现在花的面前，花儿看见杨贵妃的美貌，羞愧地低下了娇丽的头。
对这四大美女的貌美的传说虽有夸张之嫌，但可以想象，无有夸张实不能盛赞其无以伦比的美丽，甚至用“倾国倾城之色”来形容犹嫌不及。
四大美女是中国历史上、中国文化史上、中国文学史上美到极处、美至无以复加和无以伦比的人物，就是这样的人物，她们在中国当时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和民族性背景下所遭遇的，却无一不是不幸。
西施本是浣纱女，如无后来的不幸，本可如一平常百姓女一样，嫁一可意郎君，相夫教子，过一平淡而又美满的生活以终天年。因为越王勾践为对吴王报仇雪恨，定下以美女对吴王实施心理麻痹和涣散其志的计策，这位绝世大美女终被作为玩物和牺牲送给吴王——如是送给自己赏识的部下又当别论——而这是送给自己不共戴天的、卧薪尝胆日思夜想切齿要消灭的敌人。当越王处心积虑对吴王报仇成功之日，也便就成了西施家破夫亡之时了。
我看过一幅《昭君出塞》的国画，昭君杵在马背上向着大漠行进，漫天的沙尘翻滚；整个形象前部分较完整，后部分与沙尘交接，若影若沙，宛若流星之陨坠，仿佛将被大漠融解，给人一种直观的震撼。王昭君是入选的宫女，因未能把“下面人”搁平，致使画师把将呈给皇上备选的她的画像故意作了丑化而落选。当其时也，北方匈奴频犯，向大唐王朝提出财帛美女的无礼要求，命运之神选中了王昭君，于是这名弱女子肩负起以自我牺牲换取天下太平的天大重担，从此销身于茫茫无际的大漠。
《三国演义》中，东汉末年，董卓作乱，废立幼帝，独断朝纲，天下大乱；又收天下无敌之吕布为义子，更是不可一世。司徒王允忧心如焚，欲挽狂澜救苍生而不得其策，偶见义女貂婵，忽心生一计，一番话语后，即将大任付托貂婵。先是将貂婵假许吕布，后又将貂婵送与董卓，经貂婵绝妙的演出，遂使吕布深信是董卓这个老贼抢占了深爱自己且自己也深爱的未婚妻，最终使吕布杀了董卓。董卓被杀，吕布势孤，终亡于曹操之手。在这整个过程中，貂婵实际上嫁了两个丈夫，而这两个丈夫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并且基本上是貂婵为完成义父的付托而造成的。
杨玉环贵妃是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深得天子隆基的宠爱，然则“安史之乱”出逃至马嵬坡时，军队几乎兵变，向李隆基要求杀掉作为“祸根”的杨贵妃，万急之际，李隆基便只好忍痛“割爱”了。
以上关于中国四大美人的传说，我没有充分的考证也无从考证。但这些传说既已成为“历史”，已深入人心，说明它已被人心所接受、所认可，已经反映了古代的人性心理和民族性，故细节的真假已不再重要。
“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人们赞叹她们的貌美，但是否也同情她们的遭遇并为她们的不幸而感到一丝羞愧呢？
在这四大美人中，如果说貂婵的不幸主要是她的主动选择的话，那么西施、王昭君和杨玉环的不幸则是程度不同地被迫遭遇的。纵然貂婵的不幸是所谓主动选择，但这主动其实服从于更大的伦理的、道德的、价值观的文化性和民族性的大背景中，说是主动，其实是被动。
“威武而屈”，打不赢就送女人——送自己的女儿，送自己的妻子——这是什么逻辑？这是奴性逻辑！这是什么行为？这是奴性行为！另一方面，富贵而淫，欺负软蛋，打得赢就索取、强占别人的女儿、妻子，这又是什么逻辑？这仍是奴性逻辑！这是什么行为？这仍是奴性行为！
为占有女人而发起战争，为平息战争而奉送女人，女人在中国封建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是多么悲剧，似乎女人比男人多偷吃了一个禁果，罪孽更重，应受此恶报——实质上是因为女人是弱者，是欺软怕硬的奴性的牺牲品。
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封建时代的国家政权和天下苍生的和平安宁，是靠牺牲和奉送女人来换取的，这比靠妻女****而获得生存和物质享乐的行为更加卑劣、更加残忍。而这样的悲剧却一幕又一幕地上演在号称礼义之邦、崇尚孔孟教化的封建时代的神州大地。
这种欺软怕硬的心理奴性在满清时代外遇列强时得到了充公的暴露和淋漓尽致的“发挥”。在未尝到列强的厉害时，看不起列强、藐视列强，口称“拙尔小国”，自信满满，以泱泱大国自居；在尝到列强的厉害后，自信心一击即溃，转而视列强为不可战胜的洪水猛兽，于是唯唯诺诺，生怕得罪洋人，由过去的“割”妻女奉送改进为割地赔款、“割”女人换和平改为割地赔款换和平。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国人真是善于计算、善于韬略、善于不因小失大、善于牺牲“小我”而换取“大我”！当割地赔款送女人仍不济事的时候，封建时代还发明了诛杀和迫害不畏强暴、威武不屈的英雄的方法——此类英雄遭难的典型，古如岳飞，近如林则徐。
岳飞、林则徐不畏强暴、威武不屈，故大敌当前，稳如泰山，方寸不乱，指挥得度。威武而屈，则中敌、小敌当前，如坐针毡，方寸大乱，心虚胆怯，致无一谋可虑、一计可施，焉得克敌制胜！
由处于“优势”时的狂傲和自信满满到“劣势”时的奴颜卑膝和心虚胆怯、缺乏自信，是人性之奴性心理由“奴隶主性”到“奴隶性”的两个极端的转变，而这两个极端的表现，正是奴性的本色。而当“奴隶性”心理发展到极端化时，便严重缺乏自信、严重缺乏主心骨，这时的主心骨已被掏空、被置换，惟恐惧对象是从、惟恐惧对象之马首是瞻。恐惧对象说好，大家才敢说好；恐惧对象说不好，大家便不敢觉得它好。在行为示范方面，恐惧对象成了西施，而自己则是东施；东施没有自我，西施成了东施的自我；东施没有主心骨，西施成了东施的主心骨；东施自我没有支撑，西施成了东施的支撑——正像丝瓜独自没有站立的能力，须靠依赖搭架才能站立一样。
孟子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同上），这是一种保持天地之正气、人间之正义的状态和境界，处于这种状态和境界，胜无可骄，败无可馁，顶天立地，泰山崩于前而不动色，不卑不亢——这实质上是“守于中”和“中庸”的状态。中不偏，庸不易，而奴性心理则往往是在两个极端跑。因此，孔孟思想学说的本身是一回事，后来被传承甚至被发展的孔孟之道又是一回事，而民族性和人性与孔孟思想学说之间存在的差距更是一回事。这几回事被我们搅混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不辨是非、不分好歹，我们往往把民族性的弊病带给传承的文化，而把传承的文化的弊病当作为被传承的文化本身的弊病。这种弱点是奴性心理的作怪，而奴性心理又助长了人性的不自信，这种不自信又反过来助长奴性——这就是恶性旋涡。
当我们今天在呼唤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或者说继承东方文化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或者说东方文化，它具有双重性，一种是本源的，一种是扭曲的；本源的文化是伟大的、强大的，智慧的，是天人合一的，是道法自然的，是天地之正气，人间之正义，是不可战胜的；而扭曲的文化是懦弱的、奴性的、愚昧的，是违背自然的，是邪恶的、消极的，召唤灾难的。我们真正应该继承的，是本源的文化而不是扭曲的文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排除自欺和他欺。
因此，从清朝后期特别是鸦片战争开始，中华民族在封建时代所蒙受的一次又一次深重灾难的主观原因，正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和封建统治下所存在所培育的扭曲文化，它的典型表现就是奴性。
奴性不是中华民族的“专利”，它是人类人性普遍的一种心理原理，无种族、国界之分。
奴性是人类人性的一种通病，但它并不是不可以被减少、不可以被克服的弊病，问题在于我们首先要认识它、正视它；只有承认有病，才能进行医治。
我们中华民族不愿被其他国家奴役，也不愿奴役其他国家；我们中华民族不愿奴役其他国家，正像我们中华民族不愿被奴役。
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正是人类人性应有的注脚。
儒、释、道的本来面目不是这样！
儒、释、道的精髓是什么？
儒、释、道的精髓就是中观、中道，而不是走向极端！
只要我们把握和秉持中观、中道的文化精髓，我们就是强大的、有智慧的、不可战胜的，我们就具有一身“浩然之气”——这才是在任何时候拯救危机、化解危机、创造幸福的根本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