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公爵大吃一惊，喊了起来，他对这骤然降临的指责感到十分诧异。穆拉佐夫停了下来，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考虑什么，终于说道：“德尔宾尼科夫案件就是这样。”
“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反对国家宪法同叛国罪一样！……”
“我不会为这种罪行辩护。可是，如果一个年轻人因为年少轻狂、受骗上当而被判跟首犯一样，那能够说判刑公正吗？德尔宾尼科夫得到的惩罚和那个痞子沃罗内是一样的啊。可他们的罪毕竟不同嘛。”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公爵十分激动地说，“有关此案，您了解什么情况吗？请说。我刚刚就曾直接呈请彼得堡给他减刑来着。”
“不，大人，我并不是说我知道些什么您所未知的情况。虽然的确有证据对他有利，可是他自己也愿提供，因为这会让另外一个人受苦啊。我想的不过是您当时是否有些过于匆忙了。大人，请原谅，我是由自己的浅薄见识来判断的。您几次吩咐我说话要坦率嘛。当年我当长官的时候，手下有许多办事的人，什么人都会有，有坏人，也有好人……因此也必须注意每个人的经历，因为要是不冷静分析所有的情况，张嘴就喊，只会把人吓坏，绝得不到真实的供词；可是假若像亲人那样关心询问呢，他就会把一切都说出来，甚至不会要求减刑，而且不会对我产生抱怨，因为他清楚知道，惩罚他的不是我，是法律。”
公爵沉思起来。这时进来了一个年轻的官员，手拿公文包恭敬地站在一旁。他那年轻的尚显稚嫩的脸上流露着思考、操劳的神情。可以看出来，派他执行特殊任务是有道理的。他是那些为数不多的热心于办事的人当中的一个。他既不渴求升官发财，也不因指派而去仿效他人，他努力工作只是由于他相信这里需要他而不是别处，这就是他的人生目标。察看、分析每个局部的情况，抓住最为复杂问题的全部线索，使案情大白于天下——这就是他的工作。如果案情终于在他面前清晰起来，隐秘的因果被揭示出来，待他感觉可以用寥寥数语就能讲述清楚，让所有人都能一目了然，那么，他夜以继日费尽心机所得到的报偿就会是丰硕的。可以说，学生弄明白了一个最难的句子，发现了一个伟大作家的思想真谛，也没有如他弄清了一个最为复杂的案件那么兴奋。可是……（此处到下段首缺失）
“……饥荒地区的粮食。对于这些，我比官员们更清楚；我要实地去调查一下，看看谁都需要些什么。如果大人允许的话，我想也和分离派教徒们谈一谈。他们乐意和我们这些平民百姓交心。这样我说不定可以帮忙用和平的手段解决他们的问题。您的钱，我不会拿，在人们纷纷饿死的时候考虑个人发财是可耻的。我有储备的粮食，我刚刚还往西伯利亚发运过，明年夏季以前还会挣来。”
“对您的这种效力，只有上帝才能报答一二，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我一句话也不跟您说了，因为——您自己也可以感觉到，我的感激之情无法言表。不过，请允许我就您那件请求说一句。请您自己谈一谈：我有权力把这个案子就此撒手吗？宽恕这些坏蛋，从我这里来看，是公平的吗？”
“大人，实在不宜如此称呼这些人，何况其中有很多人是值得尊重的呀。大人，人的情况是纷繁复杂的。有时一个人看起来罪孽深重，可是细一分析，他竟然连一点儿过错也没有。”
“不过如果我不了了之，他们会怎么说呢？其中有些人事后会更为放肆，甚至会说是他们的恐吓的结果。他们会先不尊重……”
“大人，请允许我提一个方法：把他们全部集中起来，让他们知道您什么都清楚，将您的处境就像现在对我讲的这样告诉他们，问问他们：如果处在您的位置，他们每个人该怎么办？”
“您认为他们除了玩伎俩捞钱之外能够理解高尚的动机吗？相信我吧，他们会嘲笑我的。”
“我不是这样想的，大人。俄国人，即便是坏人，也是有正义感的。难道他们是犹太人，不是俄国人了吗？不，大人，您丝毫不必修饰自己的心迹。您把在我面前讲的话都原本地讲给他们听。他们不是骂您官迷、自大、听不进别人的任何话、刚愎自用吗？那就让他们把实际情形全都看个清楚好啦。您担忧什么？您的事业是正义的呀。您跟他们谈话，就当是在上帝面前忏悔。”
“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公爵呻吟着说，“这件事请容我再考虑一下，非常感激您的忠告。”
“那乞乞科夫呢，大人，您吩咐放了他吧。”
“请告诉那个乞乞科夫，要他快滚，越快越好，越远越好，我本来是打算永远也不饶恕他的。”
穆拉佐夫鞠了一躬，辞别出来，直奔乞乞科夫而去。他见到乞乞科夫时，乞乞科夫已心情安泰，正在泰然自若地用午餐，午餐相当考究，是一个极为出色的厨师做的，装在瓷盒里送来的。甫一交谈，老人就发现，乞乞科夫已跟哪个精明强干的官员谈过了。他甚至还看出了深谙此道的法律顾问早在背地里插上了手。他说：“请听我说，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我为您带来了自由，但有一个条件：您要即刻离开本市。把您的东西收拾停当，马上动身，一刻都不要耽误，因为还会发生更糟的情况。我知道现在有人在教唆您；所以我私下告诉您，有个案子即将告破，什么力量也挽救不了啦。那人当然愿意把别人都拽进去，这样他便不至于寂寞了，而且还可以平摊罪责。我的建议不是儿戏。真的，不要放不下财产；为了财产，人们又是争吵又是拼命，就像在这个尘世上真能营造起来幸福的生活似的，毫不思考另一种生活。相信我，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在人们置精神财富于不顾，为了利益就互相厮杀的时候，幸福的物质生活也是不能建立起来的。总有一天全民族每个人都饥饿和贫穷的时代会到来……这是显而易见的。不管怎么说，皮囊是仰仗于灵魂的。怎能指望什么都正常呢！不要想死农奴了，想想自己的灵魂吧，愿上帝保佑您走另一条路！我明天也要离开了。赶紧走吧！不然，您会倒霉的。”
老人说完这番话走了。乞乞科夫又思考起来。生命的意义又显得如此沉重。他说了一句：“穆拉佐夫说得对，应该走另一条路了！”说完，就走出了监狱。一个卫兵在后边给他提着小红木箱，另一个给他拿着装内衣的箱子。谢里凡和彼得卢什卡看到老爷平安出狱，高兴得什么似的。“喂，亲爱的，”乞乞科夫亲热地招呼他们说，“必须马上收拾东西到别处去了。”
“走吧，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谢里凡说，“路一定可以走了：雪下够了。远离这个城市吧。这地方住烦了，看也不想再看它了。”
“去找马车匠把马车改装成雪橇。”乞乞科夫说完就朝市里走去，他并不是想去找谁辞行。这场变故以后，他觉得并不方便，而且市内流传着关于他的种种最令人不快的传闻。他躲避着所有的熟人，默默地奔到他买纳瓦里诺烟火呢的那家呢子店，又买了四俄尺做燕尾服用的烟火呢，拿着去了原先那家裁缝铺。花了双倍的价钱，裁缝铺掌柜才让铺里的伙计点着蜡烛用针、熨斗和牙齿努力了一个通宵，第二天燕尾服总算做了出来，虽然略微晚了一些。车已经套好了。可乞乞科夫还是试了试新装。他仍然仪表堂堂，跟以前一模一样。只是，他发现了头上有了光滑的白东西，感伤地说：“当时何必那样发愁呢？掉头发更不应该。”付了裁缝钱之后，他终于离开了这座城市，心里颇有些怪怪的。这已经不再是从前的乞乞科夫了。这有些像从前的乞乞科夫遗留的废墟。他的内心可以比作一座被拆掉了的旧建筑，拆除它是为了营建新的建筑；可是新建筑物还没有开始建造，因为还没有明确的设计图纸，所以工人们还在缩手缩脚地等待着。一个小时以前，穆拉佐夫老人坐着席篷马车跟波塔佩奇已先动身走了。乞乞科夫离开了一个小时之后，传下了命令，说公爵因为要到彼得堡去，要见见全体的官员。本市官员从省长到九品官——办公厅主任、高级官员、低级官员、基斯洛耶多夫、克拉斯诺诺索夫、萨莫斯维斯托夫、受过贿赂的、没有接过贿赂的、昧过良心的、半昧着良心的、一点儿没昧良心的，全都集合在总督官邸的大厅里，怀揣着并不坦然的心情等着公爵出来。公爵出来了，脸上平平淡淡，目光与步态一样是坚定的。全体官员都鞠了一躬，许多人一躬到地。公爵微微颔首还礼，然后开始讲道：“临去彼得堡之前，我认为理应与大家见见面，甚至理应把部分的原因讲明白。我们这里发生了一桩影响颇坏的案件。我想，与会的许多人知道我所讲的是哪桩案件。通过这桩案子又引出了其他一些可耻的案件，连我一直以为诚实的一些人也卷了进去。我甚至知道有人在背地里要把这一切搅混，以便能不用正常程序解决问题。我甚至于知道谁是主谋，谁的隐秘的……虽然他隐藏得甚是巧妙。可是我并未打算拖拖拉拉通过一般的程序来调查此案，我要像战时那样用迅捷的军事法庭来清查，我希望把此案的情况奏明皇上以后，皇上会给予我这个权利。在已无可能用民法审理案件、在办事拖拉以及在有人用假口供和诬告企图把本已复杂的问题搅得更为复杂的情形下，我认为军事法庭是唯一的手段，我希望听听各位的高见。”
公爵停下来，像是在等待回答。大家都低头站着。许多人的脸色苍白。“我还知道一桩案子，虽然作案者深信此案所有人也不能知道。此案的审理也将不会拖拉，因为起诉人和原告将由我一人担任，我将会拿出确凿的证据来。”
官员中有人哆嗦了一下，有几个胆小的人也已惊慌了。“不言而喻，主要的罪犯是应被剥夺官衔和财产的，其他罪犯应当革职。当然，其中也肯定会有无辜者罪不当罚。可有什么办法呢？这个案子太可耻了，不惩治无以平民愤。虽然我知道这也并不足以教育他人，因为取代那些被赶走的人的新人中会有另一些迄今为止是诚实的，最终也会变得不诚实的人，这些人取得了信任之后也会欺骗和出卖——虽然如此，我依然会采取严酷的办法，因为不惩治无以平民愤。我知道有人将指责我的冷酷无情，我知道那些人还将……我能做的就是采用无情的司法工具、采用刽子手的斧子。”
一张张脸上无法自制地哆嗦了一下。公爵举止冷静，他的脸上没有狂怒，没有愤懑。“现在这个掌握了许多人的命运、任何人求情都无法打动的人，匍匐在你们脚下，向你们提出请求。如果大家接受我的请求，我就去为大家求情。下边就是我的请求。我知道所有的手段、任何恐吓、惩罚都无法去除贪赃舞弊，因为这种行为已深入骨髓。贪赃这种勾当对一些人来说也成了一种必要的需求。我知道许多人都无法抗拒这股潮流。然而现在，就像处于在需要拯救国家、需要任何公民都承担起一切、牺牲所有的神圣时刻一样，我务必要发出呼吁，哪怕只有那些胸膛里跳动着一颗俄罗斯心、略微懂得‘高尚’的人来听也可以。评论我们当中谁的罪过大些有什么用呢？我也许比大家的罪过更大；我也许开始对各位太过严苛了；我也许因为疑心太重，让你们当中那些愿意帮助我的人离开了我，虽然从我这里看，也未必不能对他们提出责难来。如果他们真正热爱正义、热爱祖国的话，即便我的态度傲慢，他们也不该责怪，他们应该压抑自己的自尊，牺牲自己的尊严。如果我看到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就不会不最终接受他们明智而有益的建议。不管怎样，下属总该适应上司的性格，而不是上司适应下属的性格。这起码比较合理，也更容易做到，因为下属只有一个上司，可一个上司却有几百个下属。不过，现在我们把谁的罪过比较大的问题放到一边吧。问题在于我们需要来拯救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不是要毁在二十个国家联军的侵略下，而是要毁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除了法定的办事制度，现在还形成了另一种办事制度，这另一种制度比任何法定制度都有力量。办什么办事要什么条件都成了规矩，有了价码，这些价码甚至人人知晓、恪守不悖了。任何一个统治者，就算他比各个立法者和统治者都英明，不管他怎么增派官吏来监督和节制坏官吏，他也无法根除这种祸害。我们每个人都应感觉到必须像人民奋起与敌人作战那样起来反对贪赃。在我们有这种感觉之前，任何措施都是无效的。作为一个俄国人，你们的一个同胞，我向你们呼吁，我向你们当中那些对崇高思想还有某些认识的人呼吁：我请求你们想一想一个人在任何地方都应尽的义务。我请你们认真看一看自己的义务，因为对这一点我们大家的认识都已模糊，我们刚……”原文到此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