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的思想非常敏锐也非常灵活，非常适宜于新政的试验性阶段。1938年的罗斯福仍然是个随机应变者，仍然是个实用主义者。但是仅有现实性是不够的，罗斯福在衰退期间犹豫不决的情况反映了他作为经济学家和思想家的弱点。
罗斯福不相信陈旧的教条式的经济理论，这使他在20世纪30年代没有沦为某些冒险性主张的奴隶。但是，这种不信任又切断了他同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及其所倡导经济学观点的关系，这位经济学家就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的观点可能为罗斯福在经济、政治和宪法方面的主要困难提供值得重视的解决办法。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凯恩斯既是一位学院院士，又是布卢姆斯伯里区一伙怪才的领袖；既是经济学家，又是个投机商；既是剑桥大学的教师，又是一家保险公司的创立者。他既是个生性易怒的知识分子，与世界各地的实务家有密切关系，又是一个信仰自由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者。凯恩斯以其在经济学、工业和国际事务方面的非正统的观点向传统经济学提出挑战。1936年他发表了著名的经济学名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书中充斥着对于人们熟知的理论和予以尊敬的名字进行的非难，古怪的名词和公式充满全书。该书对美国自由派经济学家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政府应该实行低工资、低物价，并且大力平衡预算。经过清理与净化之后，经济状况才会走上正轨，就好像从漫长的丘陵攀登高山那样，重新达到经济周期的顶峰。凯恩斯大胆地抨击这种理论，他认为，在萧条时期应当通过大大增加开支和降低税收的办法，故意造成预算的不平衡。只有通过消费者的大量消费，政府或私人资本家的投资，经济才能恢复正常。在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当中，凯恩斯认为，政策效用随着经济的性质、人力、条件以及时间的不同而受到很大限制。但是，有一点似乎很清楚，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而言，实行赤字财政的主张有其紧急的实用性，因为美国当时失业人口很多，并且有一定的工业水平，原料也非常丰富。
增加开支的办法在政治上也是行得通的。扩大开支是符合宪法精神的。赫赫有名的宪法问题权威、普林斯顿大学的爱德华·科温教授就预言过“最高法院的衰落”，因为法院造成了一种难于从法律上对联邦拨款进行非难的局面，因而把开支和征税的大权留给了国会。尽管国会不停地大谈节约，但至少在罗斯福前五年的任期内，它对扩大开支是积极的。国会议员愿意投票赞成一切开支提案而反对一切征税提案，总统时常不得运用自己的力量去反对国会中的增加开支派，例如关于退伍军人的退役费的情况。假如罗斯福在1937年向国会提出的是扩大开支的计划，而不是关于最高法院的计划和某些改革措施的话，那么也许他既履行了他对1/3住不好、吃不饱、穿不暖的人们所承担的义务，又提供了大量重新就业的机会。
增加开支也极其适合罗斯福的思想和纲领的。他不是空谈理论的政治学家，也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在出任总统前20年，他是一个实行新政的州参议员，曾经支持过许多政府的控制措施和改革；充当威尔逊的助手和担任州长时，他奉行进步主义。他从来不主张生产资料归中央政权所有。他摈弃了教条主义的解决办法，在实行新政的过程中摸索一条可行的中间道路，而凯恩斯的经济学确实是条中间道路。
作为一个注重实际的人，罗斯福喜欢不断通过试验进行验证。对于大规模救济计划、退役金支出和金融膨胀来说，扩大开支在1935年和1936年确实起了作用。但是，很快就开始实行相反的政策：救济费削减了，商业银行的储备金要求提高了，银行拥有的债券减少了，增加贷款的速度放慢了。放弃扩大开支计划的转变并没有奏效。
对于可能成为他所面临的经济、政治、司法问题的理想解决办法的凯恩斯主义思想，何以这位最注重实际的人竟会与之失之交臂呢？这并不是因为两人无法接触。凯恩斯曾经给罗斯福写过信，1934年两人还曾经亲自面谈过。两人的关系也非常融洽，但是这位经济学家和这位政治家不是同一类人：与其说凯恩斯是个政治经济学家，不如说是个数学家，罗斯福对于凯恩斯的“烦琐数字”将信将疑；在凯恩斯这方面，则对罗斯福在经济学上造诣不深而感到失望。
凯恩斯看到美国经济1937年后期急骤衰退后心情非常不安。1938年2月1日，他给总统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长信。“三年前拜见时，承蒙热情接待。因此我不揣冒昧，略陈己见……”信中，凯恩斯对美国政府近期的经济政策含蓄地提出了批评。他说，1936年经济衰退时，政府过于乐观了。只是依靠了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和其他投资，经济才有所复苏。政府在住房、公用设施、交通运输等耐用品方面，本来有空前良好的机会去组织更多的投资。凯恩斯问道，投资没有增加，政府能免遭批评吗？对于住房问题的处理也很拙劣，建房可以大有助于复苏。对于那些据说是很差的控股公司，并没有人提出什么办法使之恢复原貌。总统应当做的是，要么同公用事业和解，要么就更强硬一点。凯恩斯建议将他们收归国有，但是如果舆论条件还不成熟，那么也就没有实施的必要了。至于铁路，要么就接管过来，要么就对经理们所面临的难题表示同情。凯恩斯从商人的本性出发，开导罗斯福。最后凯恩斯说：“请原谅我这些坦率的意见。”他在心中也列举了他支持的美国政府的五六项政策。“但是我非常担心，所有民主国家的进步事业将遭到损害，因为眼前的繁荣如果发生逆转，将危及民主国家的威信，而你对此却太掉以轻心了。逆境并非一定要出现。但是，在当今世界上要保持繁荣是相当困难的，而宝贵的时间又很容易失去。”凯恩斯的信并没有打动罗斯福，他要摩根索代他给凯恩斯写封回信。两个月后罗斯福恢复了支出，但并不是凯恩斯说的那种大规模支出。
罗斯福没能重视凯恩斯及其主张，有一部分原因是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1932年时罗斯福并没有一套完整的经济学观点，因而他采用机会主义的策略攻击胡佛，既抨击他的政府无所作为，又攻击他的预算不能平衡。如此一来，罗斯福就承担了平衡预算的义务，而且在他担任总统的年代中，他又在这个沼泽中越陷越深。预算越是不平衡，他就越是——严格地说是几十次地——坚持说他终有一天会使它平衡。他许下的诺言越多，那么，他给国会和党内的保守派提供的抵押也就越多。在1932年和1936年的纲领中，他的个人立场都变成了党的政策。
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罗斯福的智囊团中有人反对任何形式的大量支出。即使是那些倾向于采取新的经济计划的人们，也因为固守某种理论或政策而不能利用凯恩斯主张所具有的广阔的可能性。其中有些人主要关心稳定物价——他们想以此为打击大企业的主要依据。另外一些人担心通货膨胀甚于担心持续的失业现象。有的人主张通过提高税收对商业界实行惩罚——这也许是贤明政治，但同凯恩斯降低税收、增加开支的主张是背道而驰的。有些人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前途缺乏信心，相信一种现实物质世界停滞论，不承认凯恩斯的经济学是一种根本解决办法。有的人则只相信用政府投资来刺激经济发展；政治可以给经济注入大剂量的购买力，就像在1935年和1936年所做的那样，但在这之后，商业就应当自己来管理自己。甚至在他的自由派顾问们之间也存在分歧。政府中彻底的凯恩斯主义者是鲜见的，而且大部分官卑职低，难于接近总统。另外，凯恩斯理论还很新颖，还不具备某些统计和分析手段。
然而，罗斯福在经济领域内遭受失败的主要原因既不在于政治形势，也不在于智囊团内部有分歧。罗斯福以其政治上的足智多谋和随机应变，本来是能够突破党派和国会的束缚，至少在1936年和1937年初是如此，他也可以随时撤换他的顾问。罗斯福根本不能作为一个思想家来抓住凯恩斯的经济学为他提供的机会。他不能成为一位经济学家，只不过是因为他思想上的欠缺。
罗斯福的脑子非常聪明，思维快速、锐利、敏捷、灵活。这也使他瞧不起那种精雕细刻、细致入微的理论；他很少在意学术界人士经常给他送来的冗长而抽象的报告，告诉他如何改革政府，如何把内阁作为一个机构来加强，如何对付国会。他对抽象的东西感到厌烦。他对特定的、具体的东西很感兴趣。他总是用例证来回答概括性的问题——用某个行业，用堪萨斯州的一个农场，用海德公园里的一个问题，用威尔逊政府期间的某种形势为例。他喜欢用具体的东西来回答问题。
他的工作习惯也反映了他的思想。他早饭时匆匆浏览五六种报纸，随即参加一连串的会议，会议的内容涉及十几个不同的问题，临睡前再玩一会他收集的邮票，他的思想从一个题目跳到另一个题目。他的思想习惯并非杂乱无章，而是一段断奏的音乐。罗斯福的精神生活方式是他的成功养成的。面对新闻记者，他善于妙语解颐。他喜观炫耀他知道的知识。有时候这里面也掺些假，因为总统会把话题转到一个他刚刚才了解的题目。但是对于刚刚出现的某个具体情况，他有掌握其全部特点与细节的非凡能力。例如，他了解每个州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和形形色色的人物；他可以就住房、道路、人民、海德公园的历史一连谈上好几个钟头；他可以叙述好些工商业的活动和问题；他脑子里拿得出几百种关于物价、房租和工资的数字；他可以识别无数种鸟类、鱼类和树木；他不会为地理问题犯难。
作为一个注重实际的人，许多批评者的无知也助长了他自视甚高的心情。好些实务家是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理论的奴隶，而罗斯福却可以用他对他们自己的事情及其与周围世界的关系的了解来戳穿他们所卖弄的玄虚。他愤怒地向朋友们抱怨商人提不出具体的建设性建议，这就是实践家反对理论家的悲哀。
现在，非常讽刺的是命运把一种经济理论摆在这位讲求实际的人面前，而这种理论看来却很不符合常识。鼓励支出，降低税收，年复一年地把这些办法作为一种认真的政策来执行，故意造成巨额债务来达到繁荣——这种主张就其全部内容来说，只能说是一种怪诞的学术理论，而在1938年罗斯福就曾有过一肚子这类理论。政府扩大支出以刺激经济，以此作为一种临时性的紧急措施，他是理解的；但他无法理解把扩大开支作为全面恢复经济的根本的和长远的措施。赤字开支的麻烦之处在于如果只搞一半，它就起不到作用。只有充分地果断地予以实施，才会有效；如若不然，它只会因为增加公共债务而又没有充分提高支出和投资，而使商业界感到既恼火而又忧心。总而言之，凯恩斯的办法包含着一种几乎是绝对的义务，而罗斯福却不是一个愿对任何一种政治或经济方法承担绝对义务的人。
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曾说：“我们处在人类事务不寻常的一个转折点，只有解决了思想上的问题，我们才能得到拯救，此外，别无他法。”但是罗斯福的思想适应于处理各色各样的行动上和策略上的事务，而不适合于解决理性问题。
罗斯福作为经济学家的缺陷正如他作为政治家的成功一样突出。美国的民主政治的一大失败是它没有能证明一个伟大的国家有能力给它的工人提供就业机会，给它的人民提供衣、食和住房。罗斯福没有能够做到的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把它作为一种副产品而予以实现了，这使得共和党人后来挖苦说，新政只是通过战争才结束了萧条。这也是罗斯福个人的失败。在他第二届任期的后一半时间内，这位曾在萧条问题上击败胡佛的人知道八百万或九百万人流落街头。他知道还有数百万人仍居住在低矮的小屋和经济公寓里，还有一些人生活在饥饿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