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是汉代文化一个标志性人物,是一位通儒,他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是全方位的,在历史学、文字学(古称小学)、教育,乃至在琴艺、织绵工艺方面,都有自己的特殊贡献。但广为人知的最主要的,还是他在文学方面的贡献。
人们常说:唐诗宋词汉文章。这个“汉文章”主要是指“两司马”
(司马相如与司马迁)的赋与文。“两司马”在“汉文章”中的地位,就好比唐诗中的“李(白)、杜(甫)”,宋词中的“苏(轼)、辛(弃疾)”,他们都是一个时代的文学的代名词。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司马相如,就没有汉大赋的辉煌。可以说,他就是“大赋之父”,是他将战国末年刚刚兴起的赋体文学推向顶峰,把骚体赋(重在抒情,接近于诗)发展成了一种新的文学模式———汉大赋(重在铺叙,更接近于散文),从而确立了这种源于楚辞而又别为一体的文学体裁。汉大赋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兴盛了整整一个朝代几百年,之后,赋成为与“诗、词、歌”并列的一种文体而流传到现在。
一、大赋惊天赋之圣者
司马相如本来凭着家财当了“郎”官,充当汉景帝刘启的武骑常侍,陪同打猎。但司马相如并不爱这个差事,他从小“好读书,学击剑”,爱好广泛,志向远大。他满有兴趣的是辞赋;可汉景帝又无此方面的雅好。凑巧,景帝的弟弟梁孝王刘武进京朝见皇兄,而刘武是个喜欢招延四方贤能、文士的人,他身边有一批喜欢弄辞赋的,如齐郡邹阳、淮南枚乘、吴县庄忌等,此次也跟随到了京城长安。司马相如见到他们之后,意趣相投,于是借口有病,辞了武骑常侍的美差,跑到梁国的都城睢阳去了。梁孝王让他做了“宾客”,他与邹阳、枚乘等一起同住梁园。邹阳、枚乘等年长于他,当时已是有名的赋家了,梁王又好赋,司马相如在这样一个文学氛围十分浓厚的地方,他的天赋得到激发,写了不少辞赋作品,包括他的有名的《子虚赋》。
可是,几年以后,梁孝王死了,司马相如失去寄身之地,只好回到巴蜀老家。他与心心相印的才女卓文君结了婚,与巴蜀地方的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住了不短的一段时间。直到汉武帝即位之后,他的才华才得到发挥。
汉武帝刘彻,喜好文学,常常读赋。有一天他读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眼睛一亮,兴奋不已,击掌赞美:“好赋!好赋!好过瘾的赋!!”进而又感叹道:“朕为什么偏偏没有与司马相如生在同一个时代呢?”原来刘彻以为司马相如已是作古的人了。恰好,此时给皇帝刘彻作“狗监”的蜀人杨得意在场听见了,杨得意趁机向刘彻推荐了司马相如。他说:“皇上,司马相如健在,他是我的同乡,他向我讲过,他写了《子虚赋》。”刘彻异常惊喜,急忙召见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应召赶赴京城,晋见皇上刘彻。刘彻向司马相如问起《子虚赋》的事。司马相如说:“有这回事。但《子虚赋》是写的诸侯国的事,不过瘾;愿为皇上写一篇《天子游猎赋》,赋成后立即呈送皇上。”刘彻当即令尚书送给司马相如笔墨木简。相如可能对此事早有一些风闻,在赴京的路上,就打了腹稿,因而很快撰写完成,呈送给了汉武帝刘彻。刘彻披卷诵读,刚读到“且夫齐楚之事又焉足道耶!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左苍梧,右西极……”他就激动起来,连连说道:“太好了!太好了!”心中暗想:这司马相如,怎么与我想的如此合拍!
于是将司马相如留在身边,作“言语侍从之臣”,充当他起草文稿的郎官。司马相如一下子成了大汉帝国中央政府最受皇帝信任的头等秘书,从此名扬天下。其后虽两次出使西南夷,当了皇帝钦命的中郎将的高官,他也没有停止写作。政治上失意以后,他不肯参与“公卿国家之事”,仍然没有停止写作;直至生命的最后阶段,长卧病榻,他还在写作。因为赋是他一生的爱,年既老而不衰。
司马相如一生的著述,内容广泛,有蜀中最早的《蜀本纪》(历史学著作),有《凡将篇》(文字学著作),有《荆轲赞》及《郊祀歌》等多首诗歌,有《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提到的《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这些已经散佚的作品。除上述外,他的赋,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29篇,但散佚的也很多。从一些古籍中稽考出的篇名有《玉如意赋》《梨赋》《鱼葅赋》《梓桐山赋》,其他散佚的连篇名也不知道了。不过,他的一些有名的篇章,如《子虚赋》《上林赋》以及《哀秦二世赋》《大人赋》《美人赋》《长门赋》和一些被后人看做赋的文章,如《喻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书》等,都保留了下来。
它们在中国文学历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不朽的价值。《子虚赋》《上林赋》下面再讨论,其他各篇亦无不是中国古代文章中长期被人称颂、学习的典范之作。
早期的《美人赋》,学古而不泥于古,取古人之长,去古人之短,已经初步显示了司马相如长于构思布局、精于锤炼字句、线索简明清晰的为文特点。
《喻巴蜀檄》是秦汉以后流传的成篇檄文最早的一篇。《难蜀父老》,是“难”这种文体的首创之篇。
《谏猎疏》仅269字,层层推进,说理清晰透彻,语短意切,真情溢于言表。入选《古文观止》,长读不衰。
《哀秦二世赋》仅158字,写得“深沉简练,情致蕴藉”,是整个赋史上第一篇涉及秦朝****的作品。它兼咏史、纪行、哀吊于一体,触景生情,吊古伤今,抒发历史感喟,“是咏史文学作品的开端”。赋中“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成了给统治者警告的千古名句。
传说陈皇后用黄金百斤请他写的《长门赋》,更是中国历史上宫怨文学的开端。《长门赋》中不仅创造了一个离宫佳人的意象,对佳人的心理描写“穷极高妙”(金香语),“笔夺造化,真可谓惊风雨泣鬼神”(洪若皋语)。
《封禅书》“是后世颂圣之祖,然而讽谏自寓”(孙月峰语)。“文效书而不袭典谟诰,颂效诗而不袭雅颂,此长卿之杰作绝思也,奈何后人又纷纷摹仿乎”(何义门语)。《封禅书》“主题单纯,却又是司马相如所有篇章中最能体现时代、帝王、作者、历史、文章、评论之间诸多复杂关系的典型”(熊伟业语)。它与上述各篇都是千古流传的美文,也都是当时“尤著于公卿者”的篇章,他们大多有开文学史先河之功。
司马相如是一个一辈子与赋打交道的人,不管在创作上、理论上,在汉代赋坛,都是顶尖级的人物。日本学者泽田总清在他所著的《中国韵文史》中说:汉代的赋家,“相如是一等的赋家,其次是贾谊,再其次是扬雄、班固以下的人,和相如比较起来,要差几等,都只是第三流以下的赋家罢了。”从古至今的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们,对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有极高的评价。太史公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中全文收录了司马相如的赋、文八篇,这在《史记》人物传中是唯一的,他第一个对司马相如的作品作了明确的肯定。东汉班固在《汉书·叙传》中称:“司马相如蔚为辞宗,赋颂之首。”南北朝,梁代的文学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同样多次用“辞宗”一词称司马相如。唐代韩愈在《答刘正夫书》中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为之最。”杜牧诗说:“相如死后无词客。”宋代林艾轩直称“相如赋之圣者”。林氏之评,其后为王世贞等多家引用升华。明代张燮评价司马相如说:“长卿赋手,横绝古今。”清代洪若皋说:“长卿继屈、贾、邹、枚之后创辟奇艳灵奥之体,为有汉词赋第一人。”此后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一节中,对司马相如在文学上的地位作了准确的评价:“武帝时文人,赋莫如司马相如,文莫如司马迁。”历史学家范文澜说:“西汉的赋约一千篇,这说明它是西汉文学的代表,它是文学家的专业”;而“司马相如是最大的辞赋家”。尽管时有杂音,司马相如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大功臣,贡献卓著,这应是千古历史的定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