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巨丽雄文 大汉天声
司马相如标新立异，敢于创新的创作态度，“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创作观念，特别是“他有意识地将文学创作当作纯粹的审美活动，并自觉地构建着文学创作的技巧手法模式”（邓经武语）。因之日本汉学大师吉川幸次郎教授在《关于司马相如》中指出：司马相如创造出了“纯粹以美感为目标的语言”，“中国文学史的正式开幕应该说在司马相如身上”。中国赋学会会长龚克昌教授亦指出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应该“提前到汉武帝时代的司马相如身上”，可以说，司马相如就是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开幕人。司马相如的大赋名世之后，辞赋之士“炳焉蔚然”。两千多年来，司马相如成了后代文宗师法的楷模。他之后汉代的扬雄等一大批赋作家，全都是他的学习者、摹仿者。扬雄这个不轻易服人的才子，一读司马相如的赋，感其“弘丽温雅”，而摩拳擦掌，决心要学他，“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把司马相如的赋当做学习的模式。南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选文极严，独于司马相如取其三赋四文，“心笃好之，沈缅终日，而不能舍也”，爱得走火入魔，成了瘾。唐宋之后，尽管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文体之重，但是唐李白在少年时就写诗说：“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李白本身就有明显的“相如情结”，把司马相如当做他心目中的偶像。宋苏轼表面骂司马相如，可为有史之最，然而苏轼一直以“西汉文辞为宗师”，称司马相如“煌煌三赋，可使赵重”，他父子三人，都把司马相如当做超赶的目标。明代的杨慎、王世贞、李贽，无一不对相如大赋崇拜有加。前面提到的日本那位文学史家称司马相如的赋“纵横自在，笔端有如云涌峰簇的气概”，感叹“人们称他为赋圣，绝没有溢美，他的赋实在是天籁”。这算是异国的粉丝吧！
司马相如作为一代文学之宗师，正是“在他的带动下，人们看到了文学创作的广阔天地，纷纷跃跃欲试，踏进了文学自觉的大门，形成了汉赋创作鼎盛于有汉一代的繁荣局面”，赢得了“人们深深的敬意和由衷的赞誉”（刘南平语）。然而对于这位天才的文学大家，对于一个时代之胜的汉大赋，从扬雄开始，贬损之词，即有出现，之后长期纠结于两个问题：一是“歌功颂德”，二是“丽靡之辞”。这两个问题放在司马相如头上，虽然历史并不以为然，但总是一桩冤案，需要加以辨析。
所谓的“歌功颂德”。司马相如的作品歌颂谁？它歌颂大汉帝国。
大汉帝国是中华民族经历了春秋战国分裂战乱之后，又经历了秦王朝****统治，由平民创立的一个新的有进步意义的大一统的帝国。
大汉帝国废除了秦王朝的苛政峻法，继承和发展了秦始皇很多有益于社会进步的改革。从汉初到汉武帝的七八十年的时间，几代皇帝特别是汉文帝、汉景帝励精图治，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城市繁华，乡村幸福。正如《史记·平准书》所记载：“（译文）汉朝建立以来的七十多年中间，国家没有战争，太平无事。只要不遇上水、旱灾害，百姓人人自给，家家富足，城乡粮仓都装满了粮食，国库也有大量剩余的钱财。京城国库里的钱，累积达到万万，穿钱的绳子都腐烂了，钱没法计算。国家粮食的谷物年年堆积，粮库堆满了装不下，有些地方只好放在露天坝。大街小巷普通老百姓都养有马，田野中马儿成群。保护母马，不允许骑母马参与聚会。守大门的人有细粮，有大肉吃。在衙门办事的，儿子孙子都长大了，还在做事，当官的就用官名作为自己的姓名和称号。因此人人自爱，遵守国法，人人看重的是做有益于社会的事，鄙弃的是危害社会的事。”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没有诸侯割据，没有战争破坏，东西南北，域内域外，你来我往，交通无阻。这是周代直至秦代长期处于分裂战乱之中的人们没有经历过、没有享受过的日子。在历史长河中，这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蒸蒸日上的社会。《子虚赋》《上林赋》歌颂的就是这样一个统一、安定、富饶、先进、强盛的国家，一个值得歌颂的国家。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曾经激动地写道：“汉赋展示大汉帝国，江山的宏伟，城市的繁盛，商业的发达，特产的丰饶，宫殿的巍峨，服饰的奢侈，鸟兽的奇异，人物的气派，狩猎的惊险，歌舞的快乐……在赋中无不刻意描写，着意夸扬……它们力图展示的不仍然是这样一个繁荣富强，充满活力，自信和对现实具有浓厚兴趣、关注和爱好的世界图景么！”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大汉帝国全盛时期管辖的人口约6000万，足可以与罗马帝国相比拟。而中国方面内在的凝聚力非西方所能望其项背。这个新朝代被中国作家极度恭维，因为这是有史以来由平民所创造的功业。”如果再联系到当时平息不久的吴越七国之乱的历史背景，司马相如大写大汉帝国无可比拟的声威，充分展示大汉帝国的统一、强大、文明、昌盛的面貌，扬大汉之天声，正好表现了一个天才作家与国家与人民与时代同声气、同呼吸的应有品格。
大汉帝国有没有问题呢？有。亦如《史记·平准书》所说：“（译文）在这个时期，法网宽疏而百姓富有，倚仗钱财骄奢放纵的，甚而兼并土地成为豪强恶党，在乡里独断专行。从皇帝的宗亲到有封地的诸侯和公卿大夫以下，争相比奢侈，房屋、车马、衣服的享受规格擅自破了限制。事物达到鼎盛就会衰败，这是必然变化的规律啊。”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在司马迁尚未出生或刚出生的年代，就已经看到并指出了如日中天的大汉帝国正在萌生的另一面。在赋中，他对大汉帝国辉煌的一面热情歌颂，对已经萌生的问题，又作了明确的警示。他通过无是公这个人物的话，对齐、楚及所有诸侯王们的骄奢淫逸进行了谴责。对于汉武帝，则以天子自省的话，“此泰（太）奢侈”，“恐后世靡丽，遂往而不反，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我担心后世子孙奢侈享乐，不知节制，便迷途而不知返。这不是替子孙后代开创王业、垂范皇统的行为呀！”）巧妙地作了警告。作为文学作品中的这位天子，不仅自己醒悟，而且立即有所行动。这实际上给了汉武帝刘彻自己“下楼”、革除弊政的主动权。司马相如还为这位天子指出了一个理想世界的理想途径，那就是天子对老百姓必须要讲仁义道德。作为文学家的司马相如，这位“体制内的作家”，他与历史学家司马迁一样，都是伟大的了。而他是司马迁的上一辈人，他是早于司马迁几十年看到了大汉帝国在光辉灿烂的同时，也存在腐败的严重问题，从这一点来讲，他更了不得。至于“劝而不止”则不是司马相如的过错，那是汉武帝的罪责了。
再说，司马相如《子虚赋》是写在客游梁时，《上林赋》是写在汉武帝即位不久之时。他自从做了汉武帝的“高等秘书”以后，再没有此一类的大赋了。他的《谏猎疏》不仅明确反对打猎，还指出：“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他的《哀秦二世赋》又以史为鉴、以秦二世为反面教员委婉议政，指出：“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这可以说已是用黄钟大吕在向汉武帝发出警告了。司马相如不管是歌颂或警告，都是他对汉朝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强盛、人民的幸福的希望和感情的强烈表露。
所谓的“丽靡之辞”。对司马相如的大赋，以“丽靡之辞”评之者最先是扬雄。班固在《汉书·扬雄传》中有两处写到扬雄对司马相如的赋的态度和观点。第一处：“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第二处：“雄以为赋者，将以风（讽）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扬雄开始对司马相如顶礼膜拜，对其作品“引以为式”当做范本。后来操戈反击，对“极丽靡之辞”大加抨击，认为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心理变态。“汉赋中的丽靡之辞无错，因为在文史哲不分的汉代，这是文学摆脱历史哲学的牵制而被迫表现出来的特点”（龚克昌语）。如果把“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作为一个整体看，还是“弘丽温雅”中的“弘丽”的意思。“弘丽”与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借无是公之口所说的“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一句中的“巨丽”，本质上是一个意义。
什么叫“巨丽”？龚克昌先生借“高、大、全”说汉赋的铺张扬厉，他说“赋家描绘楼台亭阁、山岭峰峦，总是尽量渲染其高峻；叙写皇宫帝苑，疆域国界，总要铺陈其辽阔广大；赋家笔下的‘草区禽类’，货物财宝，也无不夸示其品类繁多，应有尽有，十分齐全”。他们追求高大全，但更重要的是追求“蕴藏于其中的雄奇、瑰丽、美妙的风韵和气势”。我以为这完全可以借用来说明“巨丽”的意义。司马相如写上林苑的范围，“左苍梧，右西极”，“日出东沼，入于西陂”何等广大；写上林苑的楼台，“弥山跨谷，高廊四注”，筑堂高山，“仰攀橑而扪天，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拖于楯轩”，何等高峻；写上林苑中珍禽怪兽、秀木嘉果、奇花香草、奇石美玉，种类繁多，样样齐全。就是写江河，也源流齐全，写狩猎，也过程齐全。它不仅显示了天子苑囿之巨，而且显示了天子苑囿之丽。人们进入苑囿，登上高台，欣赏乐舞，犹如进入了神仙世界。这里山峰耸峙，川流奔泻，佳木林生，异卉丛集，珍禽欢舞，怪兽漫步，处处有佳境，在在无常类。这种“巨”而且“丽”
就是司马相如追求的真正美。
司马相如在赋中竭力展示天子上林苑的“巨丽”，从总的目的看，是要达到“明天子之义而正诸侯之礼”，“归引之节俭”，而同时又是他爱国情结的自然坦露。写上林苑实际上就是要展示一个大一统的大汉帝国。作者用“丽靡之辞”，用“虚辞滥说”各种文学手段塑造的上林苑这一艺术形象，就是一个强大的大汉帝国的形象。赋中写上林苑辽阔的境域、壮丽的山水，正是在写居四海之内、纵横数万里的大汉帝国的辽阔的疆域、壮丽的山水；赋中写上林苑奇妙的物种、繁多的物产，正是在写国家富饶、人民富有的大汉帝国的奇妙的物种、繁多的物产；赋中写上林苑离宫别馆建筑的艺术、乐舞美女多彩的服饰，正是在写物质文明飞跃发展的大汉帝国的建筑的艺术、多彩的服饰。赋中即便是写上林苑天子“校猎”“置酒”“张乐”，它也同样是在写大汉帝国。当我们读到上林苑中天子“校猎”的描写时“车骑雷起、殷天动地”“弓不虚发，应声而倒”，它不正是消灭暴秦、打败项羽、平定吴楚之乱的大一统的大汉帝国军事声威的生动展示吗？
当我们读到上林苑天子“置酒昊天之台”“张乐轇輵之宇”的描写时，“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滇歌，族举递奏”，“荆吴郑卫之声，《韶》《濩》《武》《象》之乐，鄢郢缤纷，《激楚》《结风》，俳优侏儒，狄鞮之倡”，这一切“娱耳目而乐心意”的音乐舞蹈及各种技艺表演，它不正是兼容并蓄、繁荣昌盛的大一统的大汉帝国的文化发达的真实写照吗？
司马相如在大赋中表现出的“巨丽”这种美学思想，它的形成是时代发展的结果。汉初，刘邦还曾为未央宫建造太豪华而生气。萧何则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刘邦听了萧何的话，才没有怪罪萧何。这件事表明萧何当时已经把建筑的“壮丽”美与大一统的国威联系了起来，他已有“巨丽”这种新的审美思维。不过当时有他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很多。随着大汉帝国政权的稳固、经济的发展，域内域外、四面八方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人们看到了一个新的大世界，从而打开了人们奇妙诡谲的想象，激发了人们雄豪自信的精神，人们的审美观也发生了变化；加之事物发展更加繁沓，辞赋以原来的形式反映现实已不可能。“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不要说汉初赋家贾谊抒发孤愤之情的《吊屈原赋》和凭借道家哲学以解脱世事无常之苦的《鸟赋》，这样一类抒情骚体，失去了生存发展的基础；就是活到汉武帝之初的著名的赋家枚乘所写的第一篇新体散文赋《七发》，也因其写吴客，以七事启发楚太子的总体框架，而无法体现大汉气象的弘丽雄伟”（李德身语），结果他的《七发》也只能是在传统表现方法的基础上“加以现代式装饰的工艺品”（谷口洋语）。
司马相如作为一位“各科会通的百科全书型的大家”（谭继和语），汉代学术精英的代表人物，在汉代文化中他就是一位“参天贰地”的巨人。他正是以其特有的才华和胆识，笼天地于宇内，挫万物于笔端，俯临四海，神驰八极，继承了《楚辞》传统浪漫的表现手法和华丽的文学语言，吸收了诸子百家散文的文学因素、纵横家说辞的铺陈方法，大胆使用文学手段打出了虚构人物的旗帜，从各个方面摆脱了历史和哲学的牵制，让汉大赋作为一种反映社会现实的新文体而独立于文坛。他的大赋与枚乘的《七发》相比，他是“吸收而消化先秦文学的各种因素，按照自己的写作意图自由地运用”，从而“创造出了新的统一体”，它“表明汉赋新世界的成立，宣布汉赋新世界的堂堂胜利”（谷口洋语）。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是卓越的，他的巨大的卓越的贡献永远不可磨灭，也是不会磨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