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川
“此次提名与其谓为本省之征召，毋宁为民急之敦劝。”
（《台湾政商家族》，第237页）
〔陈启川〕（1899—）祖籍福建同安。1899年3月生于台湾高雄市苓雅。早年入庆应义和商工部与大学预科就读，后又进入香港大学进修。回台后，任多家公司的董事。台湾光复后，任高雄市第一届商会理事长，“参议会”议员；作为高雄市第一位“制宪国大代表”，前往南京参与政宪工作。1947年，任台湾“省政府委员”。之后曾任台湾省商业联合会理事长。“中华民国商业总会理事长”，第一届商业银行董事长，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中国信托公司”常务董事，台泥公司副董事长，第四、五届高雄“市长”等职。
〔解读〕
高雄陈家是日据台湾五大富商家族之一。曾与日本人关系密切的陈家在光复后，家业不但未见衰落，反而再度振兴，成为高雄一支实力雄厚的政治力量。陈启川是陈家群雄中，在政坛声望最高、影响最大的一位。
蒋氏国民党政权退台后不久，陈启川出任高雄市人民保障委员会主任委员，开始进入政界。
1951年，台湾省实施地方自治，选举县市长。澎湖籍出身的谢挣强光复后从大陆荣归故里，历任高雄市虎尾区长、嘉义“市长”，并任“国大代表”，有意问鼎高雄市长宝座。澎湖人背井离乡，到高雄打天下，形成一股澎湖派力量与派系，且财力不薄，向心力强，全力支持澎湖人谢挣强。高雄市本地人则推出陈启川出马竞选。结果，陈启川不敌从政经验丰富的谢挣强而败北。谢连任两届，但在第二届未到期却因渎职案与“八七水灾北投豪赌案”而下台。到第三届“市长”选举，台南派的陈武璋竞选成功，当上新“市长”，但重蹈谢挣强的后尘，又因舞弊案而下台。
1960年，国民党中央领******的旨意决定再次征召高雄望族、拥有良田百亩的陈启川出马竞选高雄“市长”。但因前几次的失败以及家族曾与日本的关系，陈启川已无意从政，以“素无政治经验，亦无政治学识”为由加以推托。还曾上书******道：“家慈年迈九旬，晨昏定省，需人侍候，启川往昔负笈东京，数载远游，久亏定省，业已负罪于前，今日家居侍奉，包容失养于后，正倾尽此余生，竭诚奉养，非为邀名，志在赎罪。”这既说明了陈家对日据时代所作所为的内疚与不安，也反映了陈氏并不热衷政治与权力，不愿从政。
******则为巩固政权所需，要求陈启川秉承古训“移孝作忠”，并以“此次提名与其谓为本省之征召，毋宁为民急之敦劝”，鼓励其出马。
这样，陈启川就难辞重托，只好出马竞选。在有“总统”指示及无人敢于竞争之下，陈启川在19万名的投票者中，以14.5万张的高票当选第四届高雄“市长”。
当选后，陈启川宣布不领薪俸，不住公舍，赢得了世人称颂。因与韩国的历史渊源，他还捐赠土地建立韩侨学校，为此，韩国朴正熙总统到高雄访问时，给陈启川授勋章道谢，并邀请先生访问韩国。不久，陈启川访韩，受到隆重接待。
4年任期届满后，陈启川无意连任，但还是在******的关怀“勉励”下，继续参选。结果在四位角逐者中，他仍以9.4万票、39.3％的得票率当选第五届高雄“市长”。
连续8年市长，建立了陈家在南部政坛不可动摇的政治地位。
陈光甫
“万勿以私忘公。”
（江绍贞：《勇于开拓和创新的银行家陈光甫》，载宋嘉沛主编的《民国著名人物传》（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陈光甫〕（1881—1976）原名辉德。江苏镇江人。1909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15年集资8万元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22年资本达250万元，成为金融和实业界有影响的人物。后曾任“江苏暨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董事或常务董事，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治委员会主委、上海银行公会主席、国民参政员、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解读〕
陈光甫早年学徒时，就深刻地体会到，国际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扼杀了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外货之倾销使中国农村经济破产，因此有扶持中国工商业发展的愿望。上海银行创办，适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帝国主义各国互相残杀，暂时放松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侵略和压榨，使我国民族工商业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我国民族资本银行业亦相应地有了较大的发展。陈光甫乘这一有利机会，把他在邮局的结盟兄弟杨锐甫、杨介眉拉入银行，倚为左右手，依照美国办银行的办法，锐意经营。他以“服务社会”和“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为号召，以中小企业和广大群众为对象，以手续简捷、服务周到为手段，以“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为方针，以中小企业和社会广大群众为对象，打破了当时中国银行许多传统陋习和官僚作风，博得了民族工商业者和社会人士的热情支持，因而使银行事业蒸蒸日上。
上海银行在1915年创办时，资本约10万元，至1937年6月底，存款总额接近2亿元，约占全国私营银行存款总额的1／10。分支机构达100余处，遍及全国各主要大中城市。上海银行已由初创时最小的一家一跃成为一个大型银行，在民族资本银行业中处于遥遥领先地位。上海银行还经营外汇，在国外各主要城市均有代理银行，是中国经营外汇业务的主要银行之一，在国外颇著信誉。
陈光甫所以创办上海银行，目的是想摆脱官府的束缚，使银行成为不受政府挟持的金融机构。他在创办土海银行时提出要“敬远官僚，亲交商人”的路线。这说明他对于封建势力是反对的。他说过：内地对银行无认识，有不令银行出钱，将令何人出钱之想。法律与政治上皆不能保护。地方国政借款，多用威力强迫，本行甚至有被抢劫现款之事。蚌埠、徐州军队，每以无款发放伙食，召集商家开会，迫令银行承借。稍推诿，即以饥军行将哗变，无法制止相要挟。充满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陈光甫，对于封建势力当然是不满意的，因为封建主义限制了资本主义银行的自由发展，因此他是支持******，同情革命军北伐的。过分支持依靠******的结果，是打碎封建主义枷锁的束缚，又给自己套上了新的枷锁，即南京国民政府的挟持。
北伐战争时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已与浙江兴业、浙江实业银行称为著名的“南三行”，陈光甫也在社会上崭露头角，成为江浙资本家头面人物。1927年初，宋子文曾约陈光甫去广东，并托贝淞荪向陈转告广东革命政府方面的情况；同时美国金属公司董事长向陈光甫透露，如果******建立政府，美国是会承认的。陈立即参与江浙资本家支持******的活动。3月下旬******到达上海，为准备发动政变和建立国民党政府筹集经费，成立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指定陈光甫担任主任委员。陈光甫对打着国民革命旗号的******也抱有所想，但他不愿被卷入政治漩涡而影响自己的经营活动，便寻找借口，延宕观望。“四·一二”政变后，为建立南京政府，委任陈为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等职。陈光甫见难以摆脱，仅接受了财会主任一职。在他任职期间，从上海银钱两业中为蒋筹借了数百万元的垫款，以及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对******政权的建立起了经济上的支持作用。
陈光甫虽然参与了******政权的经济活动，但他依旧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着想。是年5月，蒋强制中国银行继续借垫1000万元。该行未能按限期交付，蒋恼羞成怒，给该行横加“阻碍革命有急附逆”的罪名，陈光甫运用职务关系，多方为之延缓，竟受到蒋“万勿以私忘公”的警告，使他对蒋贪得无厌的榨取大为失望。在他给蒋致函稿中指出“这等为军阀之行为，令人寒心”。
十四、******评说外国人
林肯
“就美国来说，美国开国运动肇始于1776年的独立战争，但是美国国基的奠定，则在七十余年后，南北战争林肯总统击退了南方分离运动，方始得到长治久安的保障。”
（******：《三十七年青年节告全国青年书》1948年3月29日。“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卷，第3298页）
〔林肯〕（1809—1865）美国肯塔基州人。1834年，当选为伊利诺伊州议员。1846年以辉格党员身份竞选国会众议员成功而跻身华盛顿政界。1856年，加入共和党，坚定地反对奴隶制再扩张，反对分裂联邦的政治主张，成为共和党领袖，积极主张反对奴隶制和维护联邦的统一。1860年，当选为美国第十六任总统，并于1865年连任。这一结果为南方的奴隶主们所不满。是年12月，先后有7个南部植棉州退出联邦，组成“南部联盟”准备发动内战。1861年4月14日，南北战争正式爆发。其间，林肯签署了两个著名的法案——《宅地法》和《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宣称叛乱诸州的奴隶不仅永远获得自由，而且都有参加联邦军队的权利。宣言的发表，沉重地打击了南部同盟。1865年，南北战争以北方的胜利而告结束。林肯在任内，曾提出著名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权主义。1865年4月14日，林肯被刺杀。
〔解读〕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展开更大规模的攻势，******的国民党军队被迫放弃“全面防御”，实行所谓“重点防御”，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濒临灭亡的边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挽救覆亡的命运，打出了维护“国家统一”的旗号，在是年3月29日《三十七年青年节告全国青年书》中，号召“全中国爱国同胞与爱国青年”在此“生死存亡最危险严重”的时刻，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戡乱救国”的重任。******写道：“我们过去八年抗战，是为了保障国家的独立生存，恢复领土主权的完整，以求得经济建设与民主宪政的完成。但是这一切的前提，都寄于国家的统一。世界上任何民族独立运动，或民族复兴运动，同时必须就是国家统一运动。惟有国家得到统一，而后民族才能确保其独立。”正是在谈论“国家统一”的重要性问题时，******以美国作为一个典例，并在其中提到了林肯。他说：“就美国来说，美国开国运动肇始于1776年的独立战争，但是美国国基的奠定，则在七十余年后，南北战争林肯总统击退了南方分离运动，方始得到长治久安的保障”。显而易见，******把性质迥然不同的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比作了美国的南北战争，把自己与深受世人崇敬的林肯总统相提并论，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解放自己而进行的解放战争诬蔑为像美国南方奴隶主分裂主义运动一样的破坏国家统一的叛乱。事实上，******并没有因为其发动所谓“维护国家统一”的内战而像林肯总统那样赢得世人尊敬，相反更加声名狼藉，其政权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迅速崩溃。
鲍罗延
“凡真正的国民党员，乃至中国人民没有不痛恨你的。”
（《******评传》，第254页）
〔鲍罗廷〕
（1884—1927）生于沙俄前威帖布斯克省。1923年9月，作为苏俄政府常驻广州革命政府代表来华。被孙中山聘任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参与国民党改组、建立黄埔军校、镇压商团叛乱、随同孙中山北上、北伐战争、开展群众运动等重要活动。在中国1924—1927年国民革命中起过显著作用。
〔解读〕
1923年10月6日，鲍罗廷作为苏俄政府驻广州的首席政治顾问第一次到达广州。在孙中山的支持下，鲍罗廷全盘参与筹划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8日，他被委任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28日被聘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顾问。及至孙中山逝世后的一段时间里，鲍都是广州的权力中心。
******和鲍罗廷的关系，可以说是蒋对苏政策的一个缩影。
当时的******，按其本来性格和思想，是坚决反共反苏人物，也不善于作伪屈从，但遇到自己权位受到威胁时，他也开始屈从并伪装亲苏亲共。孙中山逝世前，******不过是黄埔军校校长，国民党里无数依附孙中山努力向上攀爬的普通军人之一。论资格，他并非国民党25位创始党员之一；按能力，他并没有汪精卫那样的理论功底和呼风唤雨的演讲才能；论资排辈，也仅以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名列第七，敬陪末度。可是一年之后，******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却忽然升起。鲍罗廷自己在华工作的中心——改组国民党，创建革命军，使******成了他经常接触和逐渐关注、倚重的人物。那时，******办事认真，作风严谨，在接受创建军校任务后，完全按照俄国红军学校模式，制定军校的设计工作。他对鲍罗廷的尊重也溢于言表。他甚至把鲍氏称为“亚父”。他经常向人们提起孙中山逝世时留给国民党的“要事师鲍顾问”的遗嘱，特别是要人们记住孙中山说过的话——鲍罗廷的意见，就是他的意见……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蒋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第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常委；接着又被军事委员会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由“****军人”而“军界领袖”，成为国民党内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一文一武，共管广州国民党和革命政府的军政大权……
大权在握的******对鲍罗廷的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在一次对黄埔学生训练中，特别强调黄埔军校在全国革命的中心，“本校是本党的中心，本党的基础”，他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心，鲍罗廷的地位便成为非中心，第二位了。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随着******权力、地位的进一步巩固，鲍罗廷发现自己在广州革命阵营中的地位有了变化：从前广州的军政要人都要来他的家里拜访，鲍公馆终日门庭若市，如今却冷冷清清，少有客人，鲍罗廷自己每天还要屈尊向******、张静江就商广州军政大事。他感到自己逐渐被排挤出国民党的机密事务之外。******目前之所以还宣称“孙中山先生是国父，鲍顾问是亚父”，之所以目前还保持与苏俄政府的友谊，是因为他不想吃他“山大王的草”，还需要通过他获得苏俄政府的军事援助……
鲍罗廷曾试图限制******个人手中的权力，推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0月19日通过了“提高党内民主，反对个人独裁”和邀请汪精卫回国复职的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