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对鲍罗廷的警告做法漠然无视，依然我行我素。1926年12月初，鲍罗廷率领的由孙夫人、司法部长徐廉、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孙科等30余人组成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北上武汉的第一组成员到达南昌。在南昌，蒋纪念故总理孙中山先生的仪式使人触目惊心：清晨，在蒋北伐军总司令部官邸，军乐队整齐、嘹亮地奏乐，所有军官和士兵们全体立正，向孙先生遗像行三鞠躬礼，而蒋一人站在台下孙先生遗像旁，朗读孙先生的遗嘱。他每读一句，台上听众即被要求跟着重读那一句……使鲍吃惊和屈辱的是，他们一行人也要求站在台下，参加这一仪式。鲍罗廷深深地意识到，鲍、蒋合作不能再这样进行下去了，要么改变合作形式，要么就此决裂。
蒋于此时，已做好了“清共”的准备，决定与武汉中央决裂，建立南京政府。蒋并于1927年1月11日，亲自到武汉和鲍罗廷进行舌战。第二天，他指责鲍罗廷说：“你们苏俄不比三年前的苏俄……有人在世界上说你们苏俄是一个赤色帝国主义者……如昨晚在宴会中所讲的话，我可以说，凡真正的国民党员，乃至中国人民没有不痛恨你的。你欺骗中国国民党，就是压迫中国人民……”他出于怕共产党掌权，一定要脱离苏联，镇压以至于消灭****。从此，蒋和鲍由暂时联合，走向决裂。******眼里，再也容不下这个“亚父”了。
鲍罗廷到达武汉后，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临时党政联席会议，负责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执行最高职权——开始了从抑蒋到倒蒋的实际行动。
1927年2月间，维金斯基从上海来武汉，公开反对鲍的抑蒋倒蒋政策，并专程前往南昌会见******。******强硬地对维金斯基说：他回归武汉的条件是鲍罗廷必须离开那里。鲍、蒋冲突公开化了。
在上海正式“清党”，接着在南京“清党”，并在南京成立了与武汉对立的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发布南京政府第一号令，明令通缉197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士，鲍罗廷的名字赫然居于这份“清党”令的首位，其次是陈独秀……
季山嘉
“语多讽刺，又若甚疑惧……如不准我辞职，就令季山嘉回俄。”
（****：《******生平》，第128、129页）
〔季山嘉〕
（1893—1938）苏联哈萨克人。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曾任师长、司令兼政委、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委等职。1925年任中国广州国民政府军事顾问团团长职务。次年3月，受******排挤，被召回国。
〔解读〕
1926年国民党“二全大会”以后，******已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国民党重要领袖，他自己手中又掌握有黄埔系统的军队。这时按照他的意图进行北伐，同苏联顾问产生矛盾，而苏联顾问中，******最反感、也最先发难的便是季山嘉。
在北伐走哪条路线的问题上，苏联顾问主张，北伐打到武汉后，继续向西推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汇合。这样苏联的物资支援可直接从陆路输进，以西北大陆为后方基地，再向东南沿海一带帝国主义势力集中的地区进攻。而******坚持北伐首先出兵东南沿海一带，取得江浙财团的支持，还可以争取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帮助，是最为理想的战略。******清楚地看到，北伐在路线和时间这两个问题上只要他占了上风，北伐胜利的果实就能归他所有，所以非争不可。这时鲍罗廷因为要“回国述职”，请假一个月，于2月3日离开了广州。加信将军又到冯玉祥的军队里指导工作，季山嘉充任了首席顾问，季山嘉又坚持不同意******的北伐主张。2月7日，蒋与季氏“就谈布局与军队组织”时，******说季山嘉对他“语多讽刺，又若甚疑惧”，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很僵。这时季氏反而建议蒋由海路运兵到北方去支援冯玉祥的国民军。蒋说季氏的这个建议是“儿戏欺人之谈”，是“根本打消北伐之毒计”。
2月8日上午，******与汪精卫决定革命大方针，痛言革命实权非可落入外人之手。即与第三国际联络，亦应有一定限度，要不失自主地位，汪“极喟然”。2月27日，蒋访汪：“明告其如不准我辞职，就令季山嘉回俄。”蒋与季氏的矛盾，达到势不两立的程度。
为了挤走季山嘉，******将其发动的“中山舰事件”系由季山嘉的阴谋预定，他说：“有人说季山嘉阴谋顶定是日待我由省城乘船回黄埔途中，想要劫我到中山舰上，强逼我去海参崴的话。”虽然他称“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但他提出要解除季山嘉职务。
3月22日上午10时，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做出查办李之龙，令季山嘉等10余个顾问回国，共产党员撤出第一军的决议。3月24日，季山嘉离粤回国。蒋、季矛盾就此终结。
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的言行亦最为爽直。”
（****著《******生平》）
〔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1879—1940），苏联早期政治活动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派首领，机会主义代表人物。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主席。十月革命后历任苏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7年因组织托派联盟进行****活动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出境。1938年在巴黎成立第四国际，1940年8月20日被暗杀。1988年苏联最高法院撤销对托——季联盟判决，宣布无罪。
〔解读〕
1923年8月5日，******奉孙中山命令，于上海会见苏联代表马林，和张继、汪精卫等筹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准备赴俄，考察党、政、军三方面情况，并观看苏联动态和了解其真实意图，蒋任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16日，蒋率代表团由上海乘船启程，于9月2日抵达莫斯科。
在考察的同时，******还会见了不少要人。与最早来中国的维经斯基见面五次。据说维经斯基曾劝蒋加入共产党，并答应给他几个师的装备，于西北建军，统一中国，不必回广东帮助孙中山。蒋以请示孙中山而婉拒之。与马林见面三次。蒋对季诺维也夫印象最坏，认为他“殊无振奋气象，外强中干”；此外蒋会见了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胡定斯基等。其中，他对托洛茨基印象最好。从******的记述中他之所以对托洛茨基好感缘于托洛茨基对蒋“爽直”的谈话给了他有益的启示。******说：“我在莫斯科期间与托洛茨基相谈最多，而且我认为托洛茨基的言行亦最为爽直……托洛茨基托我回国要口头报告我们国父的一点，就是他们苏俄自1920年对波兰战争结束以后，列宁对于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就是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对资产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应在道义与物质上予以尽量援助，但不复使用其正式军队直接参战，以避免其在各国革命期间再对苏俄引起与民族有关的问题。’”托洛茨基还代表列宁和苏联政府对******说：“苏联对于中国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外，其他武器与经济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这些话对******的鼓舞极大。所以，后来******几经考虑，接受了黄埔军校校长的职务，依靠苏联的帮助，专心致志地办校治军，终于为他后来的独裁统治打下了基础。
此外，托洛茨基的临别赠言“革命党之要素，忍耐与活动二者，不可缺一”，蒋引为自己的座右铭。
李顿
“李顿对于调查之主张，亦太怕日寇矣！”
（李良志：《度尽劫波兄弟在》，第1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李顿〕（1876—1947）英国人。生于印度西姆拉。早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1925年代理印度总督。1932年1月受国际联盟委派，率英、美、法、意、德5国代表组成的调查团前往日本东京和中国东北调查“九·一八”日本侵华事件。是年9月在北平草拟成《国际调查团报告书》。10月2日在日内瓦、南京、东京同时发表。1933年2月国联特别大会通过根据李顿报告书起草的关于中日的报告书。
〔解读〕
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后，******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在国际列强的干预上。“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立即向设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控诉了日本的侵略，希望国联申诉正义，予以干涉。国联曾做出停战、撤军、谈判的议案；但日本强烈反对，要求先谈判达成协议，而后才能停战、撤军。日本的先达成协议，其实就是先承认日方的一切条件。
国联的初步调停失败后，又决定向中国派遣调查团。1932年初，终于组成了以李顿为团长，包括法、意、德、英、美等国的5人调查团。调查团的第一站是到东京“调查”，天皇裕仁、首相犬养毅、外相芳泽谦吉、陆相荒木贞立即与调查团见面，特地连日设宴款待，并导游近郊及京都等名胜。3月14日，调查团抵上海，4月下旬抵沈阳。在调查过程中，日本组织50多个特工人员终日跟随调查团，“他们一人缠住一人，不让自由接触一般民众，尤其对于顾维钧（南京政府外交部长，是参加调查团的中国代表）的警戒特别严重。”在调查中，“日方对于调查团酒色招待”，并“极尽其奢侈铺张之能及”，所到之处，都准备有豪华宴席，并有“艺妓数十人陪使”。10月，调查团写出了一个139页的调查报告。报告虽也斥责日本“未经宣战而强使中国领土分离、独立”，“违反了国联盟约及非战公约”；但又认为日在东北有其“特殊情况”，“即使恢复九一八以前原状，不过徒使纠纷重见，无济于事”。于是调查团建议：“由原有的组织无须经过极端的变更，产生一种满意的组织——就是要赋予东北以高度自治权。”最后一句话，说穿了就是要中国承认东北的现状，承认伪“满洲国”。对这个报告，连日本的盟友法西斯德国也说，“这是国联的一个骗局”。******在1932年10月9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话：“李顿对于调查之主张，亦太怕日寇矣！……呜呼！以弱国而谈外交，以欲于外交中图自主自强之道，乃非此不可。”蒋对国联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端纳
“顾问与朋友。”
（《******的人际世界》，第758页）
〔端纳〕（1875—1946）美籍澳大利亚人。1905年来到北京，任《伦敦时报》、《纽约前驱报》等报刊特派记者。后任《论坛报》北京分社社长。1914年兼任《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1920年后，曾受聘北京政府经济情报局局长，张作霖私人顾问。1928年担任张学良的顾问兼老师。1934年转任******私人顾问。1936年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出了自己的努力。1940年因为******夫妇发生争执，愤而辞职，离开重庆抵达香港。1942年初在菲律宾被日军逮捕，后被菲游击队营救出狱。1946年4月，身患肺癌的端纳被宋美龄安排回中国，在上海接受治疗。是年11月病逝。
〔解读〕
******与端纳相处有近20年时间。两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始终与张学良纠缠在一起。
1928年6月，国民党“二次北伐”攻克华北，张作霖率东北军退回东北，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于皇姑屯。不久，张学良继位。继位后的张学良马上成为各种势力争夺的对象。
东北军撤走后，北伐军内部争夺权利的斗争加剧，逐渐形成******与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三方联盟的对峙局面。在不可避免的决战中，争取张学良及其所部30万东北军被蒋看成是性命攸关的事。为了争取张学良，他派众多说客前往沈阳，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就是端纳。
端纳长期在张作霖身边工作，又是张学良的顾问和老师；与此同时，端纳与宋美龄的父亲宋耀如是老朋友，与蒋夫人有密切的往来。故对******的“拜托”，是满心乐意的。
端纳此行可谓不辱使命。他一到东北，便以其强大的吸引力使张学良在日本政府、李宗仁、阎锡山等人的说客包围中解脱出来。端纳用他善辩的口才向这位年仅28岁的少帅分析天下大势，极大了增强了张学良归顺******的决心。1930年5月，******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联盟决一雌雄的中原大战终于爆发了。在张学良徘徊观望的时候，端纳对张学良说：“你应该归顺中央（******），发表通电，叫北方抵抗的将领们立即停战，不然的话，你就打他们。”
张学良经过数月的静观风向，终于听从了端纳的劝告，发出拥蒋通电，东北军再次入关，反蒋联盟土崩瓦解，******形式上统一了中国。
此后，******与端纳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1934年，端纳正式被******聘为私人顾问。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此时的端纳深感中国正面临着一种巨大的危险——全面内战和日本的乘虚而入，到那时，不仅中国完了，整个亚洲甚至太平洋地区都完了，这对英、美来说，将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悲剧。而眼下能够阻止这一悲剧发生的惟一途径就是想办法保住******的性命。于是，端纳接受宋美龄的邀请去西安。
正当******为自己的性命担忧的时候，端纳出现在他的面前。端纳向他晓以利害地讲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之于民族和他个人的意义。为了使蒋能够回心转意，与张学良达成协议，端纳向宋美龄通了电话，并要她也来西安，以便做好协调工作。
在西安事变中，端纳为营救******，不辞艰辛，来回奔波，纵横捭阖，显示了卓越的外交才能，赢得了“和平老人”的美称。
然而，由于回到南京的******自食其言，软禁了张学良，使得两人矛盾激化。对此，端纳痛苦以极，他觉得自己无颜面对张学良，他为自己的自尊心受到如此粗暴践踏感到愤怒：“我当时出于义气的冲动，想到汉卿，想到你们的国家民族，才担风险，三进三出西安，现在不但伤害了汉卿，使我无限痛心，也毁了我自己！”1939年，端纳愤而离开******，到达香港。
不过，对于端纳的热忱与帮助，******也是没齿难忘的。1941年冬，端纳在菲律宾被日本军俘虏，******夫妇得到情报，甚感焦虑，立即派人与美军联系，派伞兵前去集中营营救端纳。端纳此时已患癌症，在美国治疗一段时间后，1946年4月，经宋美龄安排，飞回中国，在上海受到精心的呵护与治疗。
11月9日，端纳病逝。第二天，******的夫人宋美龄、上海市长吴国祯，主持了一场宗教气息浓厚的基督教追悼仪式。端纳的遗体上覆盖着一方青色绸缎，上书英文：“威廉·亨利·端纳。蒋主席介石之顾问与朋友。”
“顾问与朋友”，在一定意义上说，不失为两人之间的真实写照，也是******之于端纳的一个准确评价。
斯大林
“斯大林邀余访俄，此乃离间中、美关系之最大阴谋。斯惯玩弄他人，而余则不受其欺诈也。”
（****：《******生平》，第48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