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我比你早两年以前在那里。跟劳特巴赫演奏……这跟在伦敦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呀。何等的歌剧！噢，真是的，真是的！”
他手指敲着桌子，眼睛茫然地看着前方。
“服务生，约翰尼斯堡许洛斯酒！德国回忆，德国酒！”
“黄金的年轻时代，艺术家的生涯！”我想。“他也紧紧执著他德勒斯登的回忆不放！但是，啊，跟我的相比，那又算得什么呢！”
酒来了，他倒酒。“为我们的易北河的弗罗伦斯的日子干杯！”我们碰杯而饮，默然呆视前方良久。
“我想你也常去赛马？——我是指‘三鸦’，”他心不在焉地问我。
“没有，我只去过一次。或许你住在那附近？”
“嗯，近得很。”
“什么地方？”我立刻问，因为我的心狂跳起来。
“或许你还记得一条小街——绳厂街？”
“绳厂街？”我复述道，瞪着他。
他面现微笑。
“或许你也是住在那里？何等的巧合！”
“不，我并不住在那里，但我常去。我认识那里的一家人。”
“我明白了！嗯……在那些小街上，每个人都互相认识。也许你凑巧听过我住宿的一个家庭，房东是个公立中学教员。”
“杰格曼？”我叫起来。
那音乐家刚刚把满杯的酒举到唇边，这时泼下来，以致金色的液体沾在他大衣的翻领上。
“对，我就住在他们家！”他说，一边小心地擦领子。
现在我知道他是谁了。他就是她最初的、半孩子式的爱情的对象，是斯提芬逊看到她吻别的那个人。
“我常拜访的就是这家人，”我说，“其实只是夫人跟女儿——杰格曼已经过世了。”
“明娜——那可爱的女孩！”
我们两个都盯着酒杯，犹似席勒，在其中看到了一切：
但最明显的乃是，
我所爱老的面庞，
映在莱茵金液中，
那天使般的形象。
“你是否知道她——明娜·杰格曼——白那时以后——是否已经结婚？”他问。
我告诉他她已嫁给一个丹麦画家，大略说了一下他的地位与环境，以及少许我听过的一些事：她生过一个女儿，一年前死了。
那音乐家默然与我相对而坐，不时一干而尽，而又不常记得为我斟酒——他又叫了一瓶，并以一杯献予“DieschoneJagemann”。我也默然，如舒曼有一次所说，“wirschwiegenunsaus”。
那天晚上当我躺在床上，我了解到，在精神的怠倦中我险乎做了可鄙而愚蠢的事——尽管无人会称它为可鄙，甚且所有的人都会说它聪明。从那天开始，我不再造访那纺织厂厂主家。
我舅舅责备我的不专。我则诉苦想家，告诉他我要回去访访旧友。一星期之后，我回到哥本哈根。
我在哥本哈根的熟人不多，又没有一个直接认识斯提芬逊。但谢谢我们首都的闲言，我三折四转地听到不少关于他们的事。打听在德勒斯登的一个德国熟人本无任何特异之处，而假若有人猜疑其中有较深的意义，我也并不在乎。我要知道的是实情。
一般的看法是他们过得幸福——那是爱情婚姻，年轻时的感情，说不定还是初恋。有些人则提到他与女人的调情——一个嘴尖的人则说那是“私通”——说那不可能逃过她的注意，而她则是个颇为热情而烈性的人。可是另有人说她温柔而傻气。“傻气！”有几个人解释道，“她能够闪烁着原创的思想，但这个特点却并不是人人喜欢的，她对别人的缺点很有明辨力。”“无论怎么说吧，她是个有趣的人。”一个年纪相当大的人说。“但她自己却没有任何兴趣。”一个年轻的新闻记者这样补充。然而一个住在他们公寓上层的妇人却说无论如何她是个热烈的音乐爱好者，因为她常常弹琴，一弹就是半天。这使大家都吃惊了，因为在社交场合她从不碰钢琴，也绝少去听音乐会。她的仪表则得到众口同声的赞美。
我到哥本哈根已经将近两个星期，仍未见她一眼。我是否该直接去拜访她？我把这个问题思前想后了一百余遍——只有神知道是多少遍，终于有一晚当我走进港口咖啡屋，在人少的外间找位置要坐时，听到边间一个人声，绝无错误，那是斯提芬逊的，只是比以前更大舌头了一些，更甜腻了一些。我尽量安静地找了个最能俯视邻间的位置坐下。
这活跃的一群人中我惟一认识的是明娜，她离我不到十二步，几乎正以profileperdu对着我。斯提芬逊显然坐在墙角沙发里，而我只看到这沙发的最末端。一个微笑着的金发碧眼的女子一只胳臂依在沙发角，显然在跟他说话，她的脸具有某种俗丽，每一分钟她都把头侧在一边，让她略呈红色的头发触及她半裸的、透过黑纱花边向外窥视的肩膀。从她不断向斯提芬逊的角落所投的笑眼看来，证明她处在一种颇为兴奋的状态——我不说那是喜悦状态。有一位先生叫她的名字，而这名字在关于斯提芬逊的闲话中我曾听人提过。明娜靠背而坐，目光落在她自己的脚前，但显然她不时在注意他们。
服务生过来问我要什么。我很为难，因为怕我的声音会立刻被明娜认出。但正在这时那一伙人，除明娜以外，大声爆笑出来，是那种通常在低俗的笑话之后所发出的笑声，而我赶快借着这笑声的掩藏告诉服务生我要的东西。有一位先生——如果我不是新来哥本哈根，他的大名必定我早已久闻——为明娜的冷漠表示起不满来。“为什么你像根拐杖一样坐在那里，斯提芬逊太太？轻松一点吧，不要做德国俗人……请记得你是处在艺术家之中……干了你这杯。”“我只是累了。”明娜说。“那你就必须喝酒。”——“可是我不喜欢香槟。…‘啊，哈！这太法国味了是吧？太淡了太轻了，不对你的胃口。但莱茵酒，那你就非喜欢不行了吧？……我想一定！好！服务生！”服务生飞了进来。“不要，不要这样瞎闹了，请你！”她说，一半生气，一半风趣。——“真的不要？一定不？”——“真的，但是我谢谢你的好意……只让我坐在这里自己管自己就好了。我好累，头痛。”“你是不是已经要回家了，我猜？”斯提芬逊的声音，这一次则是极为不快的。明娜没有回答，只是捂着手帕打呵欠；她仰向椅背，侧面下望。她看起来真的是累了，但不是尖利的，而是长期的疲惫。她的脸——这时我看得比较清楚了——几乎未变，但面颊已不若以前丰腴。我注意到她的丹麦语说得非常纯正，外国腔已非常轻微。
她周围人士的谈话现在非常活跃起来。中心主题是美学——设若可以这样说。易卜生、左拉、杜斯妥也夫斯基、华格纳、白辽士、米雷、巴斯将勒帕芝之类的名字被提了出来，甚至连达尔文、米勒这样的科学家也回绕在他们嘴边，令人头昏脑胀。不过，我并不怎么吃惊，因为在我回来的这短暂时期，我已听惯了这类话题。一开始，你会大吃一惊。天啊！这些人必定念过多少！听过多少！竟有这般的教养与真知灼见，这样广泛的兴趣！但不久我就更有批评眼光了。我察觉那些说得最多的是最没有兴趣的，而许多高谈阔论时声音最大的人，深入的程度连我都不如——我这个忙着事业，而在文学与艺术上“赶不上时代”，又因身在英格兰，读的东西跟在丹麦时兴的作家很不相同的人。我甚至怀疑那斯提芬逊——虽然他的话越来越多——也未必熟知文学，很可能他只是想在那金发碧眼儿面前炫耀，而后者则因赞美之情时时要陷于晕倒状态。那要为明娜叫莱茵酒的漂亮金胡子魁伟男人则一再把斯提芬逊又吹又捧，使他越来越走向极端，像把整个那一伙人当做傻子似的。
斯提芬逊滔滔不绝的言词最后终于降格为关于未来艺术的胡说。他乱飞惊人之句，如“艺术的民主公式，”“对生活的科学性描绘，完全跟装饰性的奢侈品相反”，而结论道，在真正艺术家的手上，画笔要成为社会病痛的探针。
“那么，我的建议是要先把画笔彻底洗干净。”那漂亮金胡子男人说。
哄笑的声音有一阵盖过了讨论，但斯提芬逊的空洞言论却一直漂浮在上面，像一块软木。明娜抬头，看他。她可能会被这胡吹所动吗？我想。她转开的眼神我看不到。但瞬即她的眼睛半低下来，把头别过，因之我可以看到她大半个脸。这时，我几乎被她嘴角周围冷酷厌恶的笑容以及使她眉宇与眼神间之阴沉的恼怒吓住了。她就是这样看他的，然后她把头转开，因为她觉得她的表情太明显了。她绝未想到此时有一个人可以把她脸上的语言逐字逐行地读得那么清楚，犹如那是他的祖国语言，而其他的人则至多只能辨认出几个字来。“没出息！”那紧闭的嘴唇说：“谎言，骗子！”那宽阔的前额喊叫道：“不忠！”那清澈的眼睛喊着，那本可如此温柔凝视的眼睛现在却变得如此冷硬；但她整个的脸则叹道：“而‘他’竟是我年轻时的恋人！”
“可是拉菲尔！”那一伙中一个年轻人反对道，“不能这样以偏概全——”
“算了，拉菲尔！‘距离增加魅力，’”那漂亮的金胡子、好性情的魁伟男人大声说，“只不过是几百年的距离造成的。让斯提芬逊冷藏两百年，你就会看到他会变成什么人物了。”
“对，但是，”那金发碧眼儿叫道，“那时候，我们现在这一切……我们的艺术……是不是都会变成古物了，就像我们现在看以前的东西一样？”
“噢，当然！”那金胡子吼道，“你的名字是simplicitaspmfana！真的，夫人！一切都是相对的！即使我们伟大的斯提芬逊也不完全是绝对的；因此要小心，不要把他太auserieux！”“好个嘲讽，”斯提芬逊说。“不错，让一切都是相对的吧，但是我们——”
他，即使是他，这时都被一阵笑声惊住了，那笑声冰冻了整个那一伙人，是我永不能忘的。
笑的人是明娜。她站起来，手帕掩口，在她从那一伙人转身走开的时候，又忍不住笑了出来。
“有什么事情值得这样笑的？”斯提芬逊说，声音恼怒异常。
“Nien、esistzudrollig！”，明娜默默地说。同时在这一刹那，她的眼睛从我身上扫过，但若说在我身上停住，那也只是时间中的一微尘，使我不能确定她到底有没有看到我或认出我来。她慢慢走向空无一人的邻间，那里的煤气灯已熄。
“你到哪里去？”斯提芬逊问。
“我在这里觉得窒闷。”她回答，随则消失在黑暗中。我听到她开窗户的声音。
那不知疲倦的斯提芬逊又重开话匣子。但那粗壮的金胡子男人却站起来，走入邻间。我也穿上我的毛皮大衣，因为我也觉得窒闷。当我付账的时候，我听到粗壮的男人声音从内间传来：“侍者！拿一杯水来！”
不久那金胡子又走回那一伙人这边。
“好了，你蠢话讲够了，斯提芬逊。你太太不舒服，凭良心说，你那个太太比你所有的‘未来的艺术’都有价值得多！”
第二天我接到舅舅的信，问我何时可以舍离丹麦，前往斯德哥尔摩和圣彼得堡，因为在那里他有业务上的朋友，要我认识。
不错，我可以含离丹麦了，我已经太够了，而我又一点也不能尽力。从这个地方逃走是我能够做的，但不能逃的是我得到的印象，它昼夜侵袭我，只有勃斯尼亚海湾的晕船有足够的原始力量战胜了它一夜。在彼得堡我留了约一个月，在第聂伯河沿岸坐三头马车，每隔一个晚上参加宴会，直至清晨三点。我懊悔我的心不自由，不然也许我会在这些俄罗斯淑女中赢得一位。
自然，在我回英格兰的路上我参观了一些德国工厂。我前往萨克森，而德勒斯登则不可抗拒地吸引我，我借口要去看看“工艺学校”，并跟校长取得联系，而得以成行。
路上我去莱比锡看伊曼纽尔·赫兹。他娶了一个强壮的犹太女子，已为他生了几个孩子。在他的性格中有着某种不安加添进来，但他还是像以前一样温柔。当他说到他母亲时，热泪盈眶——她跟他住到一起，六个月前去世，这件事他已在信中告诉我。她葬在德勒斯登，她丈夫的旁边。
“明娜呢？”他问，“母亲去世时，她来过一封信，但她很少提她自己的事。你看到过她吗？”
“只偶然一次，但她没有注意到我。”
“嗯！你认为她快乐吗？”
“我想是吧，这是说，她有过苦恼——失去了孩子。”
“是啊，那时候她写过信给家母！噢，是啊，对一个做母亲的来说，这必然是可怕的！”然后他把话题转到一份自由主义的报纸，他是一半股东；又谈到对俾斯麦的反对。
4
到了德勒斯登，我立刻前往“绳厂街”。杰格曼早已搬走，而那公寓的住户无人知晓她迁往何处。我愁困地看着小庭院中的凉亭，彼处一切仍旧。我又到“雄猫”，以便探知寡妇杰格曼是否仍去。这里的人知道得多一点：明娜的母亲已于两年前去世。
我在城里四处走动，回顾我们那宝贵的地点乃是我不可缺少的享受。这些地方并非完全未经时间的手触动。台地上那亲爱的小陶尼阿芒咖啡屋，连同它纯朴的列柱，已被拉倒，是在那个地方，我产生了去莱丹的念头，也是在那个地方，我们遇见了斯提芬逊。那几条我们最后漫步的街道已不复存在，在跋扈的新建筑区上，几乎已难于再见到它们的踪迹了。“大花园”和公园中，灌木叶芽的新绿历历在目——已是三月初春——一切看来皆已不同。但在黑色的枝条上我仍看到那相同的树名标签，这些，我们当日曾经一同研究过，其中一种的名字非常异国风味，在毛利人或大溪地人口中或许十分顺畅，明娜念起来却做了许多至为可笑的鬼脸。我在那里站了很久很久，站在那些枯枝之前，凝视它们，凝视那小小的标签，犹如那是必须解开的谜，而它又抗拒被解，而我真的有一种无法领会整个事情的感觉，我无法了解这同一株植物何以仍旧站在这里，仍旧带着那难以发音的名字，更不了解我自己怎么会站在这里，而最不了解的是，怎么明娜会不在这里，或者，何以我不能去“绳厂街”拥抱她。我什么也不了解。
最后，当我转身，看到几码之外有几个孩子在聚头指指点点，笑，跑开。显然他们以为我疯了。而谁又知道呢？孩子们让人见到真相。
回程上我走过那优美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别墅，那我跟明娜戏称为我们的别墅。一个新的谜！在那个时候，我们两个觉得理所当然的要共筑一个家，但筑这么辉煌的家，则是胡思梦想。而现在，我买下这栋房子的可能性却比我把明娜带到一个至为卑微的家的可能性更大了。不可理解！这是否或许已是疯狂了？——在这事实上我猜根本无物可以让你了解不了解，在这头脑清楚的人看来根本一切都明澈如日光一般，一切都“已经”如此，一切都“必然”如此之处，我却有一种不能了解任何事情之感，却有这一切都“必不可能”——如此之感——这是否已经是疯狂了？疯狂！日光岩！我又何须不疯？“如果我住在那里，”我想，“总有一个好处，就是不会有拿破仑把我赶出去了。”
日落时分，信号炮响，表示易北河水异常涨潮。第二天早晨，当我仍半睡半醒，被第二日炮响惊起，那表示有洪水的危险。我立刻起身。我住在美景旅社，离河很近。门房说，从昨天晚上起，就有人涌到桥上观潮，彻夜不绝，而现在，桥栏杆上人已挤满。原先在高柱上傲然俯临河水的桥梁，现在已只剩穹顶，搅着激越的泥浆，泥浆里则挟带着翻覆的小船，树干，木材，桶和灌木，在汹涌的河道中翻滚。我挤到桥上。码头整个不见了，新城前面的草地也是一样，而河的此岸，河水则卷舔台地的石壁。
“噢，我们可怜的小菜丹，”我想，“现在那边不知成了什么样子了！不知我们在一起共度了那么多时光的亲爱的房子还在不在，也许已被冲走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