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又恢复了新的和平。遭受战争创伤的日本人民，在新的和平环境里又重新燃起对生活和工作的热情。睿智的松下幸之助又“超前”地看到“新文明”将带来世界性的“家电热”。对于“松下电器”，既是一次发展壮大难得的机会，也是一次艰巨而又严峻的挑战。
松下幸之助正是凭借着“稍微走得快了一点”，大刀阔斧地进行机构调整和技术改革，从而使松下电器在新的挑战前景下得以长足发展。
上世纪50年代，松下幸之助第一次访问美国和西欧时发现：欧美强大的生产主要基于民主的体制和现代的科技，尽管日本在这方面还相当落后，然而这一趋势将是历史的必然。
松下幸之助正是把握住了这一超前趋势，在日本产业界率先进行了民主体制改革。政治上给予产业充分的自主权，建立了合理的劳资体制和劳资关系。经济上他改革了日本的低工资制，使职工工资超过欧洲，接近美国水平，并建立了必要的职工退休金，使员工的物质利益得到充分满足。劳动制度上实行每周五天工作日，这在当时的日本还是第一家。
松下幸之助认为：这一改革并非为了单纯增加一天休息，而是为了进一步促进产品的质量，更好的休息才有更出色的工作效率。只有这样，生产才能突飞猛进，效益才能日新月异。
“时势造英雄”，被改变了的环境就是一种新的时势、新的发展机遇。无论是地理环境、交际环境，还是职业环境、人文环境，每一次改变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
经验证明，许多创造性的想法是在不经意时就如黎明前的曙光一样突然产生，使自己的思想焕然一新。不过，开始时如果没有有意识的思考，创造性的思想也不会自动降临，这些事实证明了一个结论：为了接受“灵感”或“预感”，一个人必须对这个特殊的问题给予关注，或寻求解答，有极端的兴趣。在这个问题上尽力收集所有的资料，并考虑所有可能的行动，而最重要的是，他必须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遇到问题，要想得到圆满的解决，就必须尽力想各种方法，焦急、暴躁、忧虑都是无济于事的，只会阻碍问题的解决。
大家都知道，爱迪生在找不出问题的答案时，总是躺下来小憩片刻，而非坐立不安。
达尔文告诉我们，当他写《物种起源》时，努力地思考几个月也想不出一个问题，其后，总会有一个直觉突然闪进脑际。他说：“我还记得，当我坐马车在路上走时，突然有一个令人兴奋的答案自动跑来找我。”
罗素说：“我发现，如果我要写比较深刻的题目，最好的方法是努力地加以构思，尽我所能地用几个小时或几天来构思，最后再命令自己不去想它，任它在暗地里自行滋长，几个月后，当我再想这个题目时，却发现文章的内容已经全部完成了。以前我没发现这个办法，老是因为没有进展而连续忧愁几个月。忧愁并不能解决问题，那几个月的忧愁等于白费。现在我可以将这几个月用在想其他的问题上了。”
从旧模式到新模式的转换，意味着用全新的视角、全然不同的新方式来思考原有的问题。要转换成为新的模式，就要改变以前对工作的看法。首先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相信休闲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事，和我们以前所从事的任何工作一样有价值。纯休闲的生活并不一定一点好处都没有。休闲并不意味着就孤独地锁在家里，在充满了无聊的电视肥皂剧生活里虚度。在休闲的国度里，我们的生活其实可以变得很有意义。
生于春天的松鼠没有经历过严冬，但一入秋，便会匆匆忙忙地囤积果核，准备冬天时食用。小鸟不用教就能筑巢，不用教就能飞行。候鸟能飞行数千里，甚至飞过汪洋大海，它们没有报纸或电视的气象报告，也没有先驱者或探险者的经验指引，然而它们却知道寒冬何时来临，甚至也知道数千里外温暖气候的正确地点。
经过分析后，发现这类动物的“本能”可以成功地帮助它们对抗环境。因此可以简单地说，动物有“成功的本能”。
可是，我们却忽略了人类也有成功的本能，而且比动物的更加神奇，更加复杂。
上帝并没有虐待人类，相反地在很多方面特别赐福人类。
动物对于目标不能任意加以选择，它们的目标(自保与繁殖)可说是既定的，它们的成功机能也仅局限于这类既定的目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本能”。相反，人类拥有动物所没有的东西———创造性的想象力。因此在万物之中，人类不仅是物，而且是造物者。惟有人类才能利用想象力去导引成功机能。
我们经常认为，只有诗人、发明家等才具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其实，做每一件事时，我们的想象力都是具有创造性的。为什么想象力能推动创造机能呢？历代伟大的思想家都无法找到答案，但他们皆承认这一事实，而且能加以利用。
拿破仑说道：“想象力可统治整个世界。”
格林·克拉克也说过：“人类所有天赋之中，最像神的就是想象力。”
想象力这种天赋，是人类创造活动的最大源泉，也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毁坏了这种天赋，人类将停滞在野蛮的状况中。因此，一个人一生的成就，全归功于他能建设性地、积极性地利用想象力。
8．既能统观全局，又要明察秋毫
成大事者既能高瞻远瞩，又能明察秋毫。
“百智之首，知人为上；百谋之尊，知时为先；预知成败，功业可立。”这是成大事的首要条件。
所谓知人，就是善于了解人，有知人之明。
所谓知时，就是善于洞察世事，能够掌握做出决断的条件。
所谓知成败，就是能够根据上述两个方面，对军事、政治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做出预测，并同时为取得最好结果而积极准备。
《孙子兵法》里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这可谓是古往今来战争经验的总结。
“知彼”的情形十分复杂，包括对对方的将帅、士气、作战能力、所处形势等所有方面的综合了解。
如果说“知彼”难的话，“知己”就更难，所谓“当局者迷”，人们往往很难对自己做出客观的了解和评价。如果既能客观地评价自我又能全面地了解对手，那么就会无往而不胜了。
但在“知彼”的诸多方面中，了解彼方主帅的性格、谋略、为人、心态、志向等因素恐怕是十分重要的也是首要的。只要能吃透对手，对他的意图了然于胸，那主动权也就牢牢在握了。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政治家，他们往往有如神算。实际上，他们也是平凡普通的，只不过善于根据社会形势、人事去分析得失成败以及各种力量的对比发展罢了。所以，高瞻远瞩就成了统治者必不可少的素质。
因此，中国在政治预测方面的智慧是相当发达的，但具体的世事变化之后，总有一定的发展规律，把握了规律就能有正确的预测。从人在社会中的生存来看，不外乎从社会发展、形势变迁、人事转化三个方面入手。
司马懿的儿子司马昭可谓有知人之明，亦有政治家的才干。他在派大将钟会和邓艾伐取蜀国时，做了一番细致独到的分析，可谓把钟会和邓艾紧紧地捏在手心里，不论二人反与不反，都逃脱不了司马昭的控制。
当初司马文王(司马昭)想派遣钟会征伐蜀国，下属邵悌求见文王说：
“臣认为以钟会的才能不能担任征伐蜀国的重任，更不可让他统率十万军队，否则只怕会有不测，请您再考虑考虑别的人选。”
文王笑着说：“我难道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吗？蜀国给天下兴起灾难，使黎民不得安宁，我现在讨伐它，胜利如在指掌之中，而众人都说蜀不可以征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