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文字难免给人一种“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悲喜滋味，更让人感叹那一时代人们的理想。在我搜集整理民国时期的旧文献时，曾经读到当地人在1943年写的《赣江南北》，作者为沈传蕃。该书由******题字并作序。当时沈在******手下一起建设新赣南。作者在书的结尾写到自己的一个梦想：破坏和平，蔑弃人道的法西斯强盗德、意、日拖到1945年秋天完全崩溃，日皇退位，日本实施民主政体，并解除全国武装，而中国也在几个月后开始实施宪政，颁布宪法，实施选举，“劳苦功高的伟大领袖——蒋总裁，当选为第一任大总统”，而作者也回到老家，成为第一任县长，重修县政。
不知作者如何准确预言二战在两年后结束，接下来是下面一段：
我那夫人的本领真大，一连生了五男二女，这时都成了人。长子学习海军，做了海军少将；二子学习陆军，做了陆军中将；三子学习空军，做了航空队长；四子学工，做了某大工厂厂长；五子学习政治，就在本乡做个乡长；大女儿学医，在自己家里，办了一个小医院，以利本乡贫苦大众；小女儿学教育，就在乃父所办的学校里执教鞭……我虽年逾古稀，因平日修养有方，体格还很强健，就慨然同着夫人，带着简单的行李，跟长子游遍了南洋，跟次子游遍了全中国，跟三子游遍了欧美。这时我国已经是东亚的一等强国，天下的刀兵，早已化为玉帛，国际设有一强有力的和平机构，政府和人民，得以全力从事于科学之研究，所以出产丰盛，物质文明，旅客是乘飞机往来，交通极便利，天涯若比邻。
可叹历史并没有像沈传蕃梦想的那样走向和平，而是走向了一场新的残酷的内战。
庆祝大会结束后，接下来是夜间千人大游行。人龙所到之处，无不灯火通明，许多人兴奋得一夜未睡，以为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来临。至翌日清晨，游行队伍抵达小堡村附近时，离日军驻地仅几里之遥。而杨县长平生办的最窝囊的一件事，便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谓之“最窝囊”，当然不是说杨县长“马上要实行宪政”、“搞好地方自治”的梦想很快泡汤——这是全中国的大窝囊，小小杨县长如何担得起这个责任。杨县长的“最窝囊”是：当他率众行至修河南岸，准备去接管伪县政府并接受驻当地日军投降时，发现远处前来投降的日军军容整齐、刺刀闪闪。由于害怕日军诈降，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这一干人等便在河边一个村庄躲了起来。
很不幸，就在杨县长隔岸“静观其变”的半个月里，汪日政府及日军留下来的绝大部分物资钱财都被其间赶来的国民党第三十集团军105师第436团“劫收”。待杨县长终于壮着胆子被人抬到修河北岸，该团早已满载而归。国军留给杨某人的，只有两匹日本战马、一只狼狗、40条破枪以及保险箱里若干无用的储币。除此之外，还有12位“县伪汉奸”等着他收监看押，其中包括汪伪县长陈允兹。
三重牢
和杨华松一样，县长陈允兹同是本地人氏，其父陈法禄在清末曾经考过拔贡的功名。可怜陈允兹还是个遗腹子，由母亲阮氏抚养成人，并由外祖父资助入学，在九江师范毕业后，先是做了县城小学的教员、校长，后晋升为教育科长、县党部书记。1938～1939年间永修沦陷后，各地搞维持会，再后来在此基础上成立汪伪县政府，陈允兹便做了“刺刀下的县长”。据说，陈当时之所以能当上县长，还因为有汪兆娥牵线搭桥，到南京面见了曾经“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
汪兆娥并非什么名人。民国时期，永修有两个女人与当时政界风云人物关系不浅。一是吴城章亚若，即******的地下夫人，在生下蒋孝严、蒋孝慈后离奇死亡；另一位即汪兆娥，她是汪精卫的四姐。早年，汪精卫的父亲汪琡带着一身师爷本领在广东做了番禺县长王彤阁的幕僚，即现在所谓“战略知识分子”。由于共事同心、肝胆相照，两人不久便结成了儿女亲家。汪兆娥奉父命嫁到了本地大埠王村——王彤阁的老家。待王家父子先后过世，汪兆娥孀居寡欢，便就近改嫁了姻亲陈赋园，并育有一子陈世英。辛亥革命后，汪精卫路过九江时还特地绕道乡下探望四姐。三十年代，汪做了行政院院长，陈世英曾经满怀希望到南京求官，只因他既一无所长，又无文凭，所以只被汪安置在铁道部的图书馆里做了普通职员。1938年年底，永修北岸沦陷时陈世英抛下汪兆娥逃到了南岸山区，投靠了于此避难的国民县政府杨华松。两年后，当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陈世英当年之离母而逃亦被解释为“大义灭亲”，受到国民政府江西省主席的高调表彰，并且当上了县临时参议会的参议员。
汪日政权建立后，已年届七十的汪兆娥有心前往南京投奔胞弟，谁知刚出本地便遇到了一股游击队。同年3月22日由汪日政权主办的中联通讯社还详细报道了几位日本兵“勇闯匪窟”解救汪兆娥的英雄事迹。被解救后，汪兆娥答记者问，表示自己一切财产都被匪徒抢劫，所幸生还，余下之愿望就是早日赴宁面见亲弟。据说，陈允兹便是借着这次机会去南京拜会了汪精卫。而汪兆娥从此便和汪精卫、陈璧君生活在一起，未再回永修。
历史自然不会记住汪兆娥这样的小人物，她只不过是一个大时代里的小花絮。剩下的故事，我只知道汪伪政权倒台后，汪夫人陈璧君在南京羊皮巷的观音堂藏宝，便是听从了汪兆娥的建议。谁知后面这位这位小脚老太太天天去庙里烧香，被人跟踪，最后被抄了老底。
1941年，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召开时，远在南洋的陈嘉庚拍来“十一字电报提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和汪精卫一样，由于有过同日本人屈辱合作的经历，陈允兹很快被人戴上了“汉奸县长”的帽子。不过，就事论事，当地人对他的印象竟然好过国统区的杨县长。几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则有关陈允兹的文史资料，始觉此人颇不寻常：
今天，陈允兹其人已经作古三十五年了，可是他四十年前行止，在人们的脑海里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些年岁较大的老人偶谈起那段惨痛的往事，无不感叹地说：“陈县长”（老年人还是这样称呼他）是个好人！他在鬼子的屠刀下救了好多老百姓，那时候要是没有他，陷区人民不知要怎样遭殃。（王启坤《汉奸县长陈允兹》，《永修文史资料》）
其后，无论是我陆续搜集到的一些文字资料，还是我回乡偶得的有关他的口述历史，都表明这位“汉奸县长”为当地的确做过不少好事，简要说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在日人刺刀下救人无数。比如，某天有几个鬼子遭国军便衣袭击，导致大量群众被日本兵抓捕与拷打。陈闻讯后偕同日本联络官，亲赴南昌日军师部交涉，言明本地良民对此袭击并不知情，只是中国军队所为，得到了日军师部谅解。又有一次，一位上街买菜的日本兵遭便衣枪杀，为了报复，恼羞成怒的日军将一街百姓全部拘捕并且钉死门窗，准备烧杀泄愤。紧要关头，陈允兹来到现场与日军头目交涉，表示若不释放群众，宁可不做这个“县长”，日军只好就此让步，改罚这一街人在铁路边跪晒两小时的“日光浴”，一场浩劫由此避免。1944年间，日军苦战湖南，在永修强拉民夫四百余人，交给伪警察局局看管。陈暗令警察局长从后门放跑所有乡亲，待鬼子前来提解，已是人影全无。面对鬼子的责问，陈一问三不知，只当是在“打酱油”。
其二，体恤阴阳界和国统区民众的疾苦。由于日本人控制了生活物资尤其是食盐的供应，这些地方常年少盐吃。为此，陈允兹给这些地方暗中运盐三万斤。平时押盐时，保安团还会配合农民偷走几船盐。若是有贩盐的被日本兵捉到了，陈也会亲自去当保人，将他们保出来。
其三，支持国民政府抗日。为了和国民县政府保持联系，陈允兹在县城南门修河对岸（属阴阳界）设碉堡一座，明为保卫县城，暗为与杨华松部联络方便。鬼子有什么行动及时传递，国统区来人也在此接头。若要进城，碉堡还派人负责护送进城，所以这位伪县长家常有不速之客，只是对鬼子“瞒天过河”。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也许是坚持做了几年好事，问心无愧，或认为可以将功抵罪，所以在日本人撤退时，陈允兹并没有因为畏惧“汉奸”身份外逃，而是将伪政府改组为“永修县治安委员会”，维持当地治安并协助国民县政府办理接收事项。后惩治汉奸条例颁发，南昌高等法院根据国民党政府惩治汉奸条例“不问职务大小，只问行为若何”的规定，顺应民意，上报最高法院判处陈允兹有期徒刑三年。据说得知陈被收押后，永修十四个乡镇的百姓思念前情，纷纷具状请求政府宽待。
接下来的故事无比凄凉。三年后陈允兹刑满释放，回到县城。以“汉奸”之名服刑自有万般艰苦，不过他的历史问题并没有在国民党的牢里一次坐完。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很快陈又面临新政府的追查。为了避难，有天晚上陈允兹带着儿子逃到了修河边距县城只有五里地的一个陈姓村庄，从此一直生活在地下室里，直到1953年9月被公安抓获。
因为同是陈姓的缘故，起初我误以为这个村庄便是陈的老家，在后来的寻访中才知道另有隐情。据该村陈章天老人（生于1928年）说，村子与陈允兹并无关系，而他之所以能够在这里生活几年却不被发现，也是因为“陈县长”为该村及当地做了许多好事，“大家都念他的好”。比如有年冬天，日军因为铁路被炸抓了包括陈村在内的许多村庄的农民，就在大家即将饿毙之际，被陈允兹说情救出。农民纯朴，不识主义，却多知感恩，所以陈一旦落难，自愿鼎力相救。为了帮他藏身，村民们先是搭了一个茅棚，后来又特别为他挖出一个地下室。全村十几户人家，轮流给他送饭。因为担心人多嘴杂，后改为由一户人家包饭。谁知几年后这家的女人不小心跑了口风，终于东窗事发。据陈章天老人说，事发那年夏天，他正在水里打鱼，看到许多拿枪的人来了，便知道陈允兹出了事。当时还抓走了几位村民，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
记得我第一次向村里某位妇女打听陈允兹的事情时，她似乎仍有些警觉，在问明我的来意后，她的第一反应竟是问我是否要为陈允兹“平反”。虽然被称为“汉奸县长”，虽然抗战时期本地的确也出过一些大奸大恶，但不得不说的是，我对陈允兹的遭遇颇为同情。我不能断定陈当年出任伪县长是不是“以身饲虎”，也不知道他是否有其他恶行，但他在日人刺刀之下力求一方乡民的安宁以及“做官如坐牢”却也是真实的。若再加上后来分别坐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两次牢，陈允兹的人生便可以概括为“三重牢”。而且很不幸，由于长年生活在潮湿的地下室里，长了疥疮，又受了无穷无尽的惊吓，在被捕三个月后，陈允兹死在了牢里，最后还是陈村的人将他从牢里抬回埋葬。而陈的家人当时都不敢去认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