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县长杨华松后来的命运，我只获得很少的一点信息。一是在1946年10月15日出版的《民报》上查到他因为“贪污渎职，违法舞弊，包庇汉奸”等缘由，经皖赣监察使署派员查实被弹劾，但不知道这里的“包庇汉奸”是否与陈允兹有关。二是五十年代初杨曾一度外逃出省，但仍免不了被“跨省追捕”的命运，在押回县城后被镇反枪决。据老人们说，杨华松的后辈现在生活在兰州，前些年曾经远道而来祭祖，却不曾找到父辈的墓地。
山峙水流
以上是我能尽力打捞到的抗战时期有关本乡本土的一点人和事，这两位县长的故事在当地早已经湮没无闻，官修的县志里也不曾有他们的任何记载。回想他们当年的努力与遭际，在我梳理这些历史细节的过程中，也难免会心生感慨。
一是对国难与社会自救的理解，也就是我常说的“国破山河在”的意义。
1938年，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与蒋公子经国在小堡村二十公里远处办了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并出版《地方政治》周刊。在创刊号上，我读到一则《打破心理上的错觉》的短评，并深以为然：
一般“局外人”易犯的毛病，就是：以为平津失了，华北整个完了；广州失了，整个广东就完了；南昌失了，整个江西就完了。好像某一个省城丢了，在他心理上的某省整个地图，似乎都起了一层暗云；某省区几点几线被敌人侵占了，便会交织成全省沦陷的悲哀；某地被炸了，就认为全部毁灭，靡有孑遗：于是乎恐慌，于是乎悲观，于是乎苟安偷活……殊不知，某一省城丢了，某省仍在我全部控制中，而且处处可作省城。某地被炸，若干房舍居民安然无恙，商店旅栈照常营业，街上行人仍是往往来来；即使炸的最惨，损失最重，第二天的太阳仍然是从东方出来，仍是月啼花落，山峙水流。
虽然当时国家破碎，同样害怕被日军“跨省追捕”的国民政府也从南京流亡到了西部，但是山河还在。而这山河，断不只是自然意义上的，更是社会意义上的。日军当年之所以未能灭亡中国，正是拜“社会山河”之所赐。而本地乡亲之抗日，无论是守在山里的国民党游击队，还是留在河边日伪政权里的陈允兹，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不是乱世中的权力与主义，而是乱世中的社会与人心向背，乱世中的山河。
笔者深知，在一个可以让秦桧下跪千年的社会，一个至今仍“汉奸”帽子满天飞的国家，很少有人（甚至包括我自己）愿意相信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以身饲虎”，重新评价他同样意味着某种深不可测的风险。然而，以我对历史、社会与人性的有限理解，我依旧认为，当年的“和平建国”虽然输在气节上，虽然也难免有忍辱含垢、唾面自干的利益交换，但从陈允兹县长在本地的作为看，这种屈辱与委曲求全似乎也在日军与中国百姓之间形成了一个缓冲地带，对于保卫沦陷区灾民的生命财产多少起了些作用。毕竟，多数民众从逃难路上陆续回到了原来的田地，在刺刀边上活了下来，是谓国虽破而社会未亡。只要社会继续存在，就有可能让一个被颠覆或被侵占的国家起死回生。正是在此意义上，直到今天，我一直认为任何政府（无论外来的还是内生的）“颠覆社会”之害，远甚于“颠覆国家（政权）”。
在整理两位县长的资料时，我脑海里总是浮现出一种意象。面对牵着狼狗，扛着枪炮的日本人，杨华松守山如山，寸土必争，与日军正面冲突，其意义在于守土；陈允兹守河若水，在“体制内”周旋，其意义亦在于护民。简单说，汪日政权里虽然不乏十恶不赦的坏人，但也未尝没有良心犹存、徐图自救的“卧底”。不幸的是，他们无一不是这个时代洪流里的可怜虫，一旦上了贼船，便被认为没有了一个好人。
二是对历史的理解。2010年夏天，我在自己居住的小区里遇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我们素昧平生，他原是武汉大学的教授，虽已年近九十，精力却很好。那天，我们坐在阳光底下聊了很长时间。当他了解到我对今日中国的一些观点，也难免感慨我这代人在言论方面有些勇气——“敢讲真话”。然后，老人开始自责一辈子过得战战兢兢，无所成就。我于是对他说：“您能在二十世纪活过来，已经是莫大成就。”老人默然片刻，然后朝我点了点头。
遥想故乡当年的乱世，十几万国军都守不住修河，一夜沦陷，个体生命更是轻如蝼蚁。如此离乱的家国，能活下来何尝不是奇迹？茍全性命者，能在这样的乱世，或为守土，或为保民，或只是想活下去，同时不忘尽自己一点卑微的本分，即使不能收获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但也不必被全盘否定。
作为“汉奸”与“反革命”，两位县长在正统的革命叙事中皆非善类。然而，当你了解了上面这些已经鲜为人知的细节，你又不得不承认，在那个动荡而混乱的世纪里，这些在当时或后来被当作“人民公敌”收监或者处死的人，他们也曾过着有血有肉的生活，有着与你我相似的乡土情谊，恐惧、善良与欢喜，有着忍辱含垢、为民请命的过往，有着令人悲伤又复同情的命运。他们“站错了队”，但他们的人生都远没有被贴上的一个个“汉奸”、“反革命”标签那么简单。在此，我无意为任何人的罪错辩护，但我敢肯定，如果不能走进平常人的命运，你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一个民族的屈辱与抗争，了解历史事件背后的逻辑，了解一个国家的现在与未来。
6.地方如何记忆？
从历史到现实，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这都是一片苦难深重的土地。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纵火者与嗜杀者，日军侵华对中华文明的毁坏，远超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场战争。它不只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劫难，更是整个东方文明的劫难。它不仅毁坏了中国千百年来的文明累积，干扰了现代化进程，更在某种程度上毁坏了中国人的心灵，使这个原本与世无争的民族，不得不长期生活在一种历史的仇恨与羞耻之中。为了宣泄仇恨、淡化羞耻，于是有了无以数计的“抗日喜剧”。
常常听人说，中国人是“以历史为宗教”。话虽如此，古往今来中国人却从来没有认真地检讨过自己的历史，更少有具体入微的个体记忆与地方记忆。而在我看来，只有个体记忆优先于集体记忆，地方记忆优先于国家记忆，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值得信赖的集体记忆与国家记忆，而这也正是乡土记忆的价值所在。
说到日军侵华，此地自有无尽磨难。在有关访谈中，一位老人这样回忆发生在当地的一起轮奸案：
陈家桥的陈文德从东岸村那里讨（娶）老婆结婚时，轿子抬到了狗子岭，日本佬把抬轿子的人叫到一边，把新娘从轿子里捉出来强奸，过了12个（被12人轮奸）。强奸后都爬不起来。日本佬走后，那个女的叫轿夫：“老表，你来哟，我没死，你抬我去哟。”轿夫过来就朝那个女的肚子上踩一脚，一踩****就流了出来，人就没死，救到了。（王文明口述，生于1927年）
口述史里的新郎、新娘以及亲人也许并不知道卢沟桥是什么，但是从那一刻开始，他们知道什么是鬼子进村，无恶不作。
我还曾经听老人们说过周围的几个村庄发生过大屠杀，有的村庄都杀绝了。或者某个山坳里有万人坑。对于发生在当地的大屠杀，有较多记载的是布水寺大屠杀。1939年元旦，几个日本兵因为在经永修前往德安的途中遭到了中国军队的伏击。为了报复，日军在永修梅棠山上的布水寺大开杀戒，一次屠杀了400多位躲在那里的难民。
时光堆积，历史一代一代地被遗忘与淹没，包括上文提到的******调集十几万军队参与的“修河保卫战”，如果不是我走入田间寻访一些老人，搜集一些平常难得一见的文本，对于这些本土记忆我将一无所知。我行遍天涯，满脑子装的都是这个世界的大事件，直到过了而立之年才有心了解一点点家乡的历史，我为此羞愧难当。
有此遗憾，其过错并非全然在我。从少年开始，且不说我们在课本中所接触到的抗日史，“一寸河山一寸血”早已经被简化为一部政治正确的革命史；就应试教育本身而言，也并不鼓励学校开展本乡本土的历史教育。更别说，在这样一个健忘的国家，一些原本广为人知的事件，因为很少有人继续关注和讨论，隔不了几年就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了。
从2008年的夏天开始，为了梳理过去几十年乃至百年来本乡本土的记忆，我不断返乡，从田间的口述历史到档案馆的材料，从九江、南昌的旧书摊到网上的二手书店，我尽可能多地了解当地的历史，打捞沉沦的记忆。顺藤摸瓜，了解得越多，需要记录的东西也就越多。我相信最真实最值得信赖的历史，不是在政治广场上的振臂一呼，不是某个主义的从此流行，不是一场血腥战争的名字，而是无数具体的小人物的具体命运。
说到布水寺大屠杀，我有意关注这座寺庙的现状。虽然它已经劫后重建，但是有关当年大屠杀历史的记忆，在这里几乎无人着墨。你也许会说，他们记住了“南京大屠杀”。但这并不能掩饰中国人对历史的淡漠。生活在乡村，你需要了解城市的命运，但你更应该知道本乡本土的历史。而这种对历史的淡漠，包括对近在眼前的1949年以来的历史的态度，时常让我想起我在欧洲的一点见闻与心得：一是我走访法国的一些村庄时，发现村子里多半会有一个纪念碑，为了纪念当地在一战或二战时期死难的“孩子”。二是在诺曼底有个叫奥拉都尔的小村，那里同样承载了法国二战史上最为惨烈的记忆。1944年6月10日，纳粹党卫军用机枪和手榴弹集体屠杀了奥拉都尔600多位村民。战后法国政府保持该村原貌，没有进行修复重建，只在村口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记住”。三是科隆有位叫Gunter Demnig的艺术家，设计了一种绊脚石，安放在德国的几百个城市，它们由黄铜铸成，每块上面都刻了一个犹太受难者的名字和他的生卒年月。2008年有一部叫《绊脚石》（Stolperstein）的德国纪录片谈的便是这件事。两年后，德国人把若干块“绊脚石”带到上海世博会，也让中国人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以及他们对历史的态度。
与此相反，最不乐见的一种历史书写是，在一个地方，没有乡土历史，只有国家历史；没有邻人的历史，只有人民的历史；没有对历史的省思，而只记住一堆目光远大的仇恨。
我至今未忘小时候在《可爱的永修》上读到有关当地历史人物时的喜悦，时间那么远，地理又那么近。回望几十年来中国的教育，为什么不能为当地学生提供一些原生态的史料，让他们就近了解一个村庄，一个小镇，一条河流，一座城市？为什么饱经沧桑的老人不把他们所见证的时代与人生经历写下来留给子孙？几年间，在我不断梳理这些乡村记忆的时候，我的内心总是充斥着这些声音：没有地方的历史，何来国家的历史？没有个体的记忆，何来共同的记忆？没有具体的人的命运，何来民族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