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雠也。
——《逸周书》
只有在黑人有投票权时，
奴隶制才会被禁止。
——道格拉斯《对美国反对奴隶制协会的演说》
1. 城乡不平等的起源
穿的粗布衣，吃的家常饭。腰里掖着旱烟袋儿，头戴草帽圈。手拿农作具，日在田野间。受些劳苦风寒，功德高大如天。农事完毕，积极纳粮捐。将粮儿交纳完，自在且得安然。士工商农轻视咱，轻视咱，没有农夫谁能活天地间？
晏阳初的这首《农夫歌》曾经广为流传。而我真正以农村人的身份走入社会，还得从我第一次卖粮开始。
第一口啤酒
十多年前，法国作家菲利普？德莱姆写过一本名为《第一口啤酒》的散文小集子。该书由34篇小文章辑录而成，写得细致入微，都是生活中的小事情，如喝第一口啤酒、在海滩上阅读、早餐时读报、在影院里看电影，等等。我印象最深的是帮人剥豌豆时的情景：“大拇指在豆荚的裂口处一压，豆荚就顺从地、情愿地张开了。”如此平淡的细节，相信会给那些尤其是曾经在乡村生活过的人们带来某种温馨的记忆。
德莱姆在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不无感慨地说，在法国和在世界各地一样，“人们忍受着没有时间的痛苦”。想来也是悲哀，现代人虽然早已经衣食无忧，却像是被“成功学”诅咒，绝大多数人都在为并不存在的事业终日劳碌，荒废自己宝贵的人生光阴。
好了，在您认定我走进写书评这个行当之前，我还是趁早回到生活与回忆中来，讲述我生活中的“第一口啤酒”。大概是1984年秋天的一个清晨，也就是在我刚上初中的时候，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父亲让我跟随村里的几个大人一起到最近的一家粮站去卖两麻袋谷子。一行人随车到了粮站，然而好说歹说粮站的大人就是不收本村的大人运来的谷子。万般无奈，大家只好继续租着车赶到十几里外镇上另一家粮站。记得当日酷暑难熬，直到下午两三点这些粮食也没有卖出，而我早已又饥又渴，于是就在粮站附近的小卖部里买了平生第一瓶啤酒。我一饮而尽，然后就躺在树底下的石条凳上睡着了。
老实说，我一点也没有品味到德莱姆写在《第一口啤酒》里的美妙，更未见那“近似于蜂蜜与冰冷阳光的颜色”。虽说饥不择食、渴不择饮，但我还是觉得啤酒非常难喝，像想象中的猪潲水的味道。这个印象，直到上大学后，啤酒喝得多了，才稍稍有所改观。再后来，我对啤酒有了美好记忆，也只是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的监狱屋顶上，而不是在我的生活里。
“少一味粮食”
不要误以为当天我只是平平整整地躺在石条凳上。如果您有点历史感，也许还会发现这疲惫不堪的乡村少年更是躺在一场见证农民命运的时代波折之中。正是从那年夏天开始，刚刚尝到一点单干甜头的农民首次遭遇“卖粮难”。世事白云苍狗，沉浮难料，而就在此前没几年光景，各生产队的大小干部们还在像“鬼子进村”一般在农民家里翻箱倒柜，查他们是否私藏粮食，是否“粮心”大大的坏了。如您所知，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尽管在农村出现了大批农民饿死的情况，农民仍旧被逼着交“爱国粮”。此前搞劳动竞赛，更是鼓励农民早送“爱国粮”，而且“早送早光荣！”似乎一群人饿死在农村是自生自灭，只有饿死在城里才可能是政治事件，是人道主义悲剧。
据凌志军在《1978，历史不再徘徊》一书中记载，在当时医生如果诊断出大批人生病死亡的原因是饥饿，便有可能会挨整。在一个叫“武店”的公社，医生王善身在被问到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少了什么药时，说了一句“少一味粮食”，结果官员当场将王逮捕，以攻击人民公社之罪交由群众大会批判。类似的故事、相同的逻辑在当时并不少见。
韩国电影《北逃》里有句经典台词：“难道填饱肚子比祖国更重要吗？”可怜当年的中国农民，和所有生活在封闭年代的人们一样实际上“无北可逃”，更可怜有无数人因为种种原因活生生饿死在粮库边上。
此后之所以出现“卖粮难”，首先归因于生产力的大解放。1980年前后几年间，各地农村陆续破除人民公社体制，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他的一个个劳累如常却已意气风发。这一切的确有点像歌里唱的那样，“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生活在人们的劳动中变样”。
当粮食产量迅速增加，冲击原有的收购体系，使其不堪承受，“卖粮难”也就不期而至了。而且，与卖粮难几乎同时出现的还有“打白条”。农民虽然“多收三五斗”，但是增产不增收，好不容易卖掉了粮食还拿不到现钱。
经年累月的卖粮难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城里感冒，农村吃药”的现象却有增无减。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负担却与时俱进、与日俱增。谈到农民负担，许多人首先想到的莫过于“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事实上，以农民一年的收入计算，即使不被“三乱”，他们的生活水平并不能提高多少。这也是为什么现如今虽然取消了农业税，但许多农民依旧贫困之原因。
2009年夏天我回到县里，一位乡党委书记对我大发感慨：虽然现在取消了农业税，但是农民的日子并未因此好过；你只要一想到工农业产品交换时有着这个大“剪刀差”，就知道最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做。他直言不讳：“要说取消点农业税，农民的生活水平就有所改善，说难听点那纯粹是忽悠。”
如今乡下，偶尔你也会看到有些人家也用起了空调、彩电和冰箱，中国乡村在物质上获得进步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电器通常都是家庭成员外出打工所得，而不是来自非国民待遇“在野派”的居家劳动。更何况，就目前的农业生产本身而言，种地赔本的事情并未完全消失。近年来的乡村变化真应了那句话：农产品价格比眉毛长得还慢，而农资价格长得比胡子还快。最让农民心理不平衡的还有，国际农产品价格上涨更是大胡子的速度。也正是这个原因，早已意兴阑珊的农民只把农村当作安顿生活的后方而非谋生之地。无论是自己种地还是将田租给别人种，通常也只是收点口粮。在此情形下，农村土地大量抛荒，自然在所难免。
至于当年我曾经见证过的几家权倾田野的粮站，如今早已经荒弃凋敝，蒿草满街，不但不见满头大汗前来送粮的农民，甚至连从前颐指气使打白条的“白军”也都已经逃之夭夭。灶台还在，铁锅无存，屋舍的内墙也已经爬满了爬山虎。随着中国粮食流通体制多年来的改革，购销市场化的推行，民营的粮食购销企业和个人在基层得到迅速发展。尽管农产品低价依旧雷打不动，但只要市场放开了，各路提着麻袋和秤杆走村串户的贩子也会有竞争意识，农民因此可以做到表面上的“养尊处优”，只等他们上门收购。过去那种在粮站苦等几天卖不掉粮食的情况已不复存在。
一个悄然的变化是，炎热的夏天，原先是终于失去耐心的农民与粮站里的“白军”大打出手，而现在这种打斗则主要发生在抢生意的贩子之间。我在前文提到的当年那位扒光“特务家属”的衣服，推着她满地打滚的书记，离任后也做起了贩子。有一年，他在附近某个乡里收购花生，被当地一伙花生贩子打了个半死。由于身体本来有病，没过多久，这位曾经威风八面的书记不到六十就死了。
奔跑的马车
我的南开学生来自不同阶层，他们当中有的人在寒暑假回家或者找工作时坐飞机，有的则连学费都交不起。一位来自农村且有些才气的学生不无感慨地对我说，“今日中国，半边是滚烫的热钱，半边是凄凉的生计”。年轻的学生并非看不懂中国，他们知道财富的倾斜与种种不公正在分裂着这个国家。而这种贫富分化是我在九十年代初刚上大学时还不能完全体会的。尽管那时候我曾经体会到什么是贫穷。
谈到中国农民对国家所做的贡献与牺牲，早在2004年年底陆学艺先生便在一个高规格座谈会上列举数据如下：
首先，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还很大，农民每年向国家贡献1000多亿元；其次，国家通过农村税收和支农支出收付相抵，农村每年贡献也是 1000多亿元；再次，近20年内通过征地总共从农民手中拿走2万亿元以上，平均每年又是1000亿元；此外还有农民工的巨大贡献。据专家计算，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价值2.5万元的财富，而所得约为8000元，每个农民工每年的贡献为1.7万元，2002年9460万农民工，合计贡献16082亿元。
通过上述几项城乡不平等的制度安排，中国农民每年向城市做了大约两万亿元的贡献。与此相关的另一组数据是各国政府对农业的扶持态度。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会加大投入，补贴农业生产。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农民不但得不到补贴，而且还要不断为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输血。即使是在近些年，伴随着中国经济有了较好的发展，政府对农民的补贴依旧捉襟见肘。2005年世界经济合作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政府补贴给本国农民的钱只占本国农业总产值的6％，而欧盟诸国平均是34％，美国是20％，日本是58％，韩国是64％。
2003年，我在法国一期杂志上看到有关中国腾飞的专题报道，封面用的是电影《卧虎藏龙》里的章子怡，但见这位东方姑娘一袭轻衣，足踏火箭——中国何等速度！然而事实上，谁都知道此时的中国更是一个“悖论王国”：口号与行为、主义与顺口溜、东部与西部、豪奢与赤贫、白领与黑领、城市里的新留学运动与农村的失学大军，农民进城与贪官外逃，生活于底层的人更自嘲是“赚买白菜的钱，操卖****的心”……
中国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有目共睹，在此不妨简要罗列。
收入差距方面。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城市居民与农民的收入差别达1.8倍，到2004年，城乡收入差别扩大到3.2倍，而到了2007年，虽然几年间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但是这个差距继续扩大到3.33倍。而且，这是一个以户籍人口为标准进行统计的数据，如果以职业人口为标准进行农业、非农业人口收入的数据统计，差距势必更大。要想了解中国城乡差距的真实状况，就应该把2亿多农民工的非农收入计入城市居民收入而不应该计入农村居民收入。事实上，早在2002年，国家统计局有官员坦承，若将城市居民的一些隐性福利、优惠折算成收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达到6∶1。
医疗方面。2003年SARS引起了国家与社会对公共卫生体制的反思。在2005年1月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官方就“看病难、看病贵”总结的五大病因，其中第二条便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80％在城市，20％在农村。农民对80年代以前的农村合作医疗有一些怀旧之情，也在情理之中。在农村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不由自主地将原本由国家与社会担负的责任都归到了自己名下。到1986年，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面由七十年代的90％下降到了4.8％。无奈之下，农民只好“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
社会保障方面。先不妨回到历史，为什么腐朽的资本主义没有像列宁等革命者预言的一样走向死亡，没有发生饿死数千万人的“自然灾害”？如果需要找原因，至少有一个原因，即资本主义建立起了自己的最低社会保障制度。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中认为，当饥饿现象发生时，社会保障系统尤为重要。世界上富裕的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存在饥荒，并不是因为就平均水平来说那里的人是富有的，而在于这个国家的社会保障系统提供了保证最低限度的交换权利。
而在这里，绝大多数农民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劳动保护，没有工伤事故保险。终身为农，没有童工一说，也没有退休一说。
教育方面。农家子弟没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恐怕是最不需要什么论述的。中国的二元分治，同样表现在二元教育制度上。城市中小学教育基本是国家投资，而农村中小学教育基本是以摊派的方式由农民自己投资。所谓义务教育，异化为农村孩子有义务去上学，农村家长有义务交学费，与国家无关。更不公平的是，农家子弟受教育条件本来就是最差，而高考的分数却要比城里的孩子高出许多才有希望考上大学或者考上好一点的大学。
张英洪先生在《农民权利论》一书中谈到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深陷在三个恶性循环之中。第一个恶性循环是臣民教育，第二个恶性循环是应试教育，第三个恶性循环是收费教育。对于农民而言，教育产业化更是在收费教育之后的雪上加霜。作为一个外国留学生，我在巴黎大学读书的学费一年只有230欧元，而同时期中国普通大学的收费已经5000元左右。如果按所占人均年收入比例来计算（法国人均年收入为25200欧元，月工资为2100欧元，中国农民人均年收入为5500元，月均收入合458元），法国为0.9％，而中国则是91％！
经济权利方面。有必要对上文提到的“剪刀差”做进一步说明。所谓“剪刀差”，指的是在工农业产品交换时，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所出现的差额，因用图表表示呈剪刀张开形态而得名。它表明工农业产品价值的不等价交换。如果价格背离价值的差额越来越大，叫扩大剪刀差；反之，叫缩小剪刀差。尽管农民不知道这个概念，却有着受害无穷的体会。每当我回到乡下，最经常听到他们说的一句话就是：“谷价没涨几块，肥料价却翻了一倍。”毋庸讳言，从表面上看，这种“剪刀差”体制只是照搬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其实质上是从农民身上抽血，以给养市民与城市化、工业化建设。
就业方面。在《失衡的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中，作者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部、厅、局等机构称为“城市的机构”，是“十分之二公民的机构，从来而且似乎永远如此”。长期以来，政府只负责市民的就业与培训，政府在统计失业率时，也只统计城镇居民的失业率，仿佛那些农民根本就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