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经历了以土地和人力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形态，以机器和资本为基础的工业经济形态，正在迈向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形态。不同经济形态的生产力对资源的需求和依赖程度是不同的。在农业经济形态中，生产力需求表现为对以土地为中心的自然资源和体力劳动者的依赖，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消耗主要表现为劳动者体力的消耗和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浅层次的消耗。在工业经济形态中，人类利用大规模机器在单位时间内消耗的自然资源量越多，生产力水平就越高。这种“工业文明”造成了对地球资源的过度耗费，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以及自然资源消耗的有害性逐渐成为工业经济形态社会发展的桎梏。于是，人类经济发展的资源依赖逐渐发生转变：从以自然资源消耗为主转向以劳动者的智力（人才资源）消耗为主。正如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的，人类的未来并不完全取决于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取决于人类智慧的开发。
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推行沙皇特辖区制度
瓦西里三世的儿子伊凡四世（1533—1584年在位）即位时年纪只有三岁，大贵族为了控制实权而不断地互相争夺，罗斯一片混乱状态。1547年伊凡已经成年，举行加冕仪式，自封沙皇（音译自罗马皇帝的头衔”恺撒Caesar”），表明自己要象罗马皇帝那样地行使权力。伊凡性格狂暴、手段狠毒，因此被称为“伊凡雷帝、恐怖伊凡”。
为了加强皇权，从1549年起伊凡四世开始改革。改革依靠有军功的中小贵族的支持，限制大贵族的专横。军功贵族是为沙皇服军役的贵族，沙皇封给他们土地，称领地，不服役时收回。而大贵族则主要是罗斯王公的后代，他们世袭占有大面积的土地，对皇权加强不满，因而是伊凡四世打击的对象。
1565年2月，伊凡四世在全国推行“特辖制”，把全国划分为两大部分：普通区和特辖区，前者由贵族组成的杜马管理，后者由沙皇直接派人管理。特辖区内原来的大贵族（王公、波雅尔）一律迁入普通区，在那里领取相应的土地，特辖区里的土地转归沙皇，但又分发给亲信和军功贵族。波雅尔的经济基础被摧毁，敢于反抗和表示不满者，则被严厉镇压。对于曾与沙皇分庭抗礼的斯塔里茨公国和诺夫哥罗德，镇压尤为残酷。特辖制刚一推行就从斯塔里茨公国开刀。1565年初，以“重大叛国”罪处决该公国的数名显赫王公。1566年，把200名上书要求废止特辖制的贵族全部杀死。沙皇听说波雅尔杜马成员费多罗夫等与波兰国王勾结，1568年4月，便在皇宫里当着杜马成员的面亲自杀死费多罗夫，并血洗其领地。1570年1月，沙皇亲自率领特辖军到诺夫哥罗德，以所谓“阴谋叛变”罪，在那里进行六个星期的大屠杀。特辖制的实行，沉重地打击了大贵族势力，有利于君主****制度的确立和巩固。
伊凡四世一面对内巩固权力，一面对外拓展版图，改国名“罗斯莫斯科公国”为“俄罗斯”。伊凡四世亲率大军十五万人和几十门大炮打进喀山汗国。1552年喀山城陷落，城内男子惨遭屠戮，妇孺财物横遭抢劫。四年以后，又吞并阿斯特拉罕汗国。接着又相继吞并了伏尔加河以东的诺盖汗国和巴什基尔人的地区。
向南扩张取得进展以后，伊凡接着就把矛头向东指向西伯利亚，向西指向波罗的海沿岸。1581年以叶尔马克为首的哥萨克队伍开始越过乌拉尔山脉，向亚洲西伯利亚扩张。
立沃尼亚即今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两国所在地，里加、列维尔（塔林）等海港是当时东西欧贸易往来的枢纽。16世纪上半期仍属骑士团统治，但处于割据状态。1560年，俄军进攻立沃尼亚，击溃了骑士团。俄军的胜利，引起波兰、立陶宛、丹麦、瑞典的不安，并先后出兵立沃尼亚。1561年，瑞典占领了列维尔和爱沙尼亚北部，同年底，波兰、立陶宛占领立沃尼亚南部。伊凡决定与瑞典、丹麦言和，集中力量打击立陶宛。1564年，俄军在波洛茨克附近惨败，被迫停止进攻。1569年，波兰、立陶宛签订卢布林和约，两国合并，并联合瑞典、克里米亚汗和奥斯曼帝国，从北南两个方向夹击俄国。1571年，克里米亚汗率军一度攻入莫斯科。1582年，俄国被迫同波兰--立陶宛签订十年停战协定，放弃立沃尼亚，维持原有边界。1583年8月，俄国与瑞典签订停战协定，不仅没有得到纳尔瓦，而且把雅姆、科波里耶、伊凡城划归瑞典，俄国只留下芬兰湾岸边涅瓦河口一块不大的地方。立沃尼亚战争以俄国的彻底失败告终，波罗的海出海口没有打通。伊凡四世火冒三丈，一气之下用手杖击毙太子。
从1584年3月18日伊凡四世病死，到1613年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将近30年间俄罗斯处于混乱时期。贵族争权、政变频繁，外敌入侵，人祸天灾，国家处于极度动荡之中。
“古典革命”：用古典经济学反对重商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Classicaleconomics），凯恩斯理论出现以前的经济思想主流学派，由亚当·斯密在1776年开创。主要追随者包括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和约翰·穆勒。一般说来，该学派相信经济规律（特别如个人利益、竞争）决定着价格和要素报酬，并且相信价格体系是最好的资源配置办法。
古典经济学又称古典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大约从1750--1875年这一段政治经济学创立时期内的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外的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其起源以大卫·休谟（DavidHume）的有关著作出版（1752年）为标志，以亚当·斯密（AdamSmith）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1776年）为奠基。
亚当·斯密的继承者之一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RobertMalthus），他以一部被后人称为人口论的著作而闻名。而在亚当·斯密之后，推动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和作出主要贡献的是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他在继承斯密理论的同时，也批判了斯密的一些观点，从而形成了一种似乎不同于斯密的体系，甚至有人将此称为“李嘉图革命”。李嘉图的成功曾吸引了一批跟随者，其中有著名的詹姆斯·穆勒（JamesMill）。
古典经济学着重经济总量研究，这涉及到经济增长、国际贸易、货币经济和财政问题等方面。这与1870年以后盛行的研究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是有所不同的。古典经济学关心的是国家经济问题，虽然那时候的学者也非常强调个人利益必须尊重，但他们更强调的是如何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保持协调。斯密在讲到这一点时，总是谆谆地开导人们，国家大事相比个人更重要。
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是经济增长产生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相互作用的思想，即资本积累进一步推动了生产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而劳动分工反过来通过提高总产出使得社会可生产更多的资本积累，让资本流向最有效率的生产领域，就会形成这种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古典经济学似乎是想告诉人们，顺从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保持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会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但他们又看到劳动分工是受条件约束的，资本的积累会使现有的劳动分工以更大的规模出现，并表现出工资的随之上涨，而劳动分工的发展却不易实现，这将使资本积累受到劳动分工发展跟不上的影响。古典经济学的分析产生了自身的矛盾。李嘉图特别强调过这种矛盾，不过他的解释也不能消除这种核心思想中的矛盾。
关于废除《谷物法》的争论是古典经济学争取自由贸易主张的一部分。一些经济学家由此提出了自由贸易理论，其中著名的有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该理论指出，一个国家能够从进口甚至那些它以具有竞争优势的商品中获益，只要它在生产其他商品上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所以，按照这一理论，一个国家应该将其生产能力更多地集中在比较起来优势更大的产业上。休谟研究的国际收支问题的成果为这方面理论研究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他认为，国际收支逆差将通过黄金的流出来减少货币供给，从而也降低物价水平，使得出口具有竞争力而进口的吸引力减少，这一均衡机制将持续地发生作用，直到黄金外流暂停，收支进入平衡为止。而李嘉图等人的看法是，当黄金外流时，作为货币供应的一部分纸币发行必须收缩，因为黄金外流是物价水平太高的一种征兆。这些思想至今不无启发意义。
后来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卡尔·马克思曾这样概括地评价：“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1975，P.16）但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理论的批判关系，古典经济学也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引自《政治经济学大词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12P638--639）
亚当斯密：将普遍性带入经济学
亚当·斯密（1723～1790）是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1723年亚当斯密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CountyFife）的寇克卡迪（Kirkcaldy）。
亚当·斯密并不是经济学说的最早开拓者，他最著名的思想中有许多也并非新颖独特，但是他首次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学说，为该领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完全可以说《国富论》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
该书的伟大成就之一是摒弃了许多过去的错误概念。亚当斯密驳斥了旧的重商主义学说。这种学说片面强调国家贮备大量金币的重要性。他否决了重农主义者的土地是价值的主要来源的观点，提出了劳动的基本重要性。亚当·斯密（分工理论）重点强调劳动分工会引起生产的大量增长，抨击了阻碍工业发展的一整套腐朽的、武断的政治限制。
《国富论》的中心思想是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个自行调整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的数量。例如，如果某种需要的产品供应短缺，其价格自然上升，价格上升会使生产商获得较高的利润，由于利润高，其他生产商也想要生产这种产品。生产增加的结果会缓和原来的供应短缺，而且随着各个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供应增长会使商品的价格降到“自然价格”即其生产成本。谁都不是有目的地通过消除短缺来帮助社会，但是问题却解决了。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国富论》，第四卷第二章）
但是如果自由竞争受到阻障，那只“无形的手”就不会把工作做得恰到好处。因而亚当斯密相信自由贸易，为坚决反对高关税而申辩。事实上他坚决反对政府对商业和自由市场的干涉。他声言这样的干涉几乎总要降低经济效率，最终使公众付出较高的代价。亚当斯密虽然没有发明“放任政策”这个术语，但是他为建立这个概念所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人都多。
有些人认为亚当·斯密只不过是一位商业利益的辩护士，但是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他经常反复用最强烈的言辞痛斥垄断商的活动，坚决要求将其消灭。亚当斯密对现实的商业活动的认识也并非天真幼稚。《国富论》中记有这样一个典型观察：“同行人很少聚会，但是他们会谈不是策划出一个对付公众的阴谋就是炮制出一个掩人耳目提高物价的计划。”
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体系结构严密，论证有力，使经济思想学派在几十年内就被抛弃了。实际上亚当·斯密把他们所有的优点都吸入进了自己的体系，同时也系统地披露了他们的缺点。亚当斯密的接班人，包括象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这样著名的经济学家对他的体系进行了精心的充实和修正（没有改变基本纲要），今天被称为经典经济学体系。虽然现代经济学说又增加了新的概念和方法，但这些大体说来是经典经济学的自然产物。在一定意义上来说，甚至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自然不是他的政治学说）都可以看作是经典经济学说的继续。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了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的观点。虽然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都坚持认为人口负担会阻碍工资高出维持生计的水平（所谓的“工资钢铁定律”），但是亚当斯密指出在增加生产的情况下工资就会增长。事实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亚当斯密在这一点上正确，而李嘉图和马克思是错的。
除了亚当·斯密观点的正确性及对后来理论家的影响之外就是他对立法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国富论》一书技巧高超，文笔清晰，拥有广泛的读者。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干涉商业和商业事务、赞成低关税和自由贸易的观点在整个十九世纪对政府政策都有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他对这些政策的影响今天人们仍能感觉出来。
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致他的一些思想已被搁置一边，因而人们容易低估他的重要性。但实际上他是使经济学说成为一门系统科学的主要创立人，因而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主要人物。
从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可发现：以前学者多研究经济现象，所称经济学不过是特定时代、特定场所的经济政策，亚当斯密以”人性”为出发点，把普遍性带入了经济学的领域，使之成为社会科学。
“斯拉法体系”：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画上圆满句号
古典经济学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重商主义已经不适应日益壮大的产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资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对封建势力作斗争，这种斗争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怎样使财富迅速增长，探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由此，产生了由流通过程进入生产过程研究的古典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的先驱是英国的配第和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配第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初步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等范畴。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流通过程不创造财富，只有农业和畜牧业才是财富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