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类团体中，我们需要的领导者必须受过训练，而且具有某种人格特质。他们必须像慈母、慈父般愿意帮助人，因为做好事而感到快乐。但并非世上每个人都是如此。对于那些具有强迫性格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做？对于有精神分裂症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做？对于这些心理病患，只想要加入该团体却把事情搞砸的人，我们又应该怎么做？这个团体和学生本身，属于社会的高级知识分子。所以对于那些只能接受督促检查思考的大众而言，我们该如何做？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课程内容，如果再继续下去，只是在浪费时间，没有任何好处。但是如果是顾及全美国和美好的未来，而不是为了训练一群社会精英中的精英，也许可以尝试这样的实验。
同样的，个别心理治疗，对改善整个世界是毫无帮助的，因为没有足够数量的心理分析师，而少时的学习团体对于整体社会的影响而言，就像是汪洋中的小水滴，产生不了任何作用。但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可以把这种技术延伸到其他方面，把其中的原则运用在更多的情境中，例如学校里的年轻人。若以五岁、六岁、七岁或十八的年纪而言，我还未遇到有年轻人差劲到无法接受这样的教导。
就我所读过的一些关于管理以及企业组织方面的书籍，缺点是不够深入、不够广泛、不具整体性，大部分都只是针对特定的工厂、特定的场所或特定的团体所做的研究，这些作者和研究者必须学习以两亿人口和二十个世代的规模去思考，他们必须扩大研究的规模，更具哲学原理，更能接受时间的考验，他们必须将人们视为单一的物种、种族或是手足结合体，每个人只有些微的差距。
说到这里又令我想起以前曾经做过的团体治疗实验（每年一个团体共两年）每个团体有二十五人参加。我要求每一个人都去尝试着扮演病人的角色，向另一个扮演治疗师或倾听者说出自己的想法。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同时练习扮演两种不同的角色。也就是说，你是某人的病患同时是另一人的治疗师。我训练两个团体共五十个人，以最有效率、最快速的方法，教导他们利用罗嘉斯的非指导性咨商方法成为一名好的听众，我也告诉他们心理分析师应扮演的基本角色，就是随意地说出心里话，无须加以批判或组织。黑脚族印第安人是最好的例证。他们每个人自然而然会与另一人成为“极为相爱的朋友”，他们的关系非常亲密，彼此都愿意为对方牺牲生命。
在这里我想要说的是，这些人与人的相互治疗关系，主要是基于亲密、诚实、自我揭露、觉察自我的原则，并负责任地回应我们对他人的印象。这是极具革命性的概念，将社会全体带往一个更有利的方向，到时候整个世界的文化将会在十年之内产生巨大改变。
我一直试着将这些治疗团体或是个人发展团体的技巧和目标压缩成几个重点。
第一，我想最明显的是，在非结构性团体中，一个人可以表现最真实的性格，别人看到的是我们内心真正的特质，而非外加的社会角色或刻板印象，如此通过别人的回馈，我们可以认知自己的社会刺激值。真正的重点在于，假设我现在处于一个可以完全展现自我的环境，那么对他人而言，我看起来如何？我如何对他人产生影响？他在我身上看到什么？他们共同看出什么特征？我如何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影响？
第二点要强调的是罗嘉斯所称的体验或是开放体验，或是我所谓的天真的觉察。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体验最深处的心灵，同时学习去体验他人真实的自我，例如仔细地聆听、观察对方，了解他所弹奏的音乐、所说的话和话中意义。这是永不间断的过程。
第三，诚实而流畅地表达自己。我们不仅要有觉察的能力，还必须毫无顾忌地、没有阻碍地说出我们所感觉到的、所觉察到的。当然，这样的文化论述偏重行为方面的探讨，也就是表露诚实的话语与行为。当我与卢本谈到这点时，他非常同意我的说法，但他认为团体历程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过我认为，就个人发展和个人成长而言，比较不是那么重要。也许我会在稍后处理团体的问题。但目前我没有这样的打算。
另外还有一个未成形的想法，我不太确定它是什么，不过我应该知道它的大意，但是不清楚其中的细节。其中一件我们必须做的是让沟通更不具结构性。在我们的社会定义下，好的思考与好的写作必须是逻辑的、有组织、可分析的、可说明的、符合现实的。但事实上，以荣格的理论而言，我们必须更有诗意、更有想像力、更形而上、更原始。在我谈论存在的书中的附录里就已经提到，现今的人们太过强调理性与可述性，尤其是科学界情况更为严重。
我们的世界对于好的思考与写作的定义是，必须有逻辑、结构、可分析的、可说明的、符合现实。但很明显的，我们必须更有诗意、更有想像力、更形而上、原始。什么叫做有智慧的会议，科学的记录？或是有组织有架构的型态？所有的这些都反应出一些并不正确的事实真相以及表达方式。
近十年以前，那时我们参加某个高科技研讨会。当时上台演讲的来宾是一位管理顾问也是一个作家——— 汤姆彼得斯。他发表的一些言论令在场的观众相当地震惊，不过现在来看，却比十年前更适用于今天的社会。
彼得斯的言论一向与正统思想背离，留给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思想。他说：“你们这些人有个问题，几年前当我看着观众席时，我看见了另外一群彼此都不相同的人。现在你们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并没有多大的分别，说着同样的语言，穿着打扮也很类似，因为你们现在都变成了‘专业人士’，获得某种程度的‘成功’。”
他所讲的重点和马斯洛的有些类似。人一旦达到某些成就时，就觉得必须遵照社会原有的架构，组织以及规范我们的想法，如此才能显得出自己的专业，使自己更容易控制一切，更像是社会的一分子。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将自己同质化，至于能产生创作力、有趣、幽默、学习以及创新能量的心灵，则就此关上，因为害怕被排斥，我们默默地掩藏起自己的才能。我们并不是要倡导企业抛弃秩序、专业性、架构，
或者像是游牧民族一样丝毫没有定性。我们想要倡导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能忍受失去哪些东西。我们认同马斯洛在他的日记里所讲的主张，这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开路先锋，以及最杰出的思想家，他已感觉到了顺应潮流的压力。1960年，马斯洛在一些著名大学发表了好几场专业的演说。他曾经为了要探索一个问题，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他说，整个探索的经验就是典型的高峰经验。因为他习惯把心里所想的写在纸上，因此就把所有的经验都写了出来。他本来想用演讲的方式把自己的理论说出来，以代替用纸记录思想，不过他还是有些犹豫，他说：这是一种真正的高峰经验，就像附着在会飞的翅膀一样，非常完美地印证出我一直期望的多元化论点。不过，因为它是如此的私密性，如此的非传统，我发觉自己很难在大庭广众之下念出这些东西，这样很不恰当。这种著作不但不“适合”公开出版，也不适合在会议中发表，但是这样的想法同时让我觉得很疑惑，那些创造不合时宜的个人事实与发现，又如何？在这个“合适”的过程中，我们又失去了什么？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如果有人像马斯洛一样，那么有文学修养、老练，那么有知识，却一样在这个过程中保持沉默，我们如何才能让组织拥有创新的能力？
先前我对某一件事有一个模糊的印象，讲到这里我又开始想起来了，那就是这些学习团体容许非结构性的沟通。每个人都可以试着表达自己的想法，其他人也都能很了解其中的困难，因此你可以使用比较隐喻式的字眼，断断续续地说出你的感觉，这种沟通方式结合了我在《两种认知》论文中提到的次级历程和原始历程活动。也许我应该把这个想法加入那篇论文中。在治疗的情境中，一个人学习对另一个人表达内心对所有事物的感觉和情感，这时很难用理性而有次序的词句表达；所以这类团体治疗的成员，在表达心中情感的亲密关系时，都必须借由非结构性的沟通来完成，也必须容许采用非结构性的沟通。也许观察真实存在的非结构性沟通，会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计划。例如，我常常会结结巴巴、犹豫不决，不知道要用什么字眼，然后又推翻先前的话，重新再来一次。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希望能提出最清楚的论述，但是之后又会说：“不，这不是我要说的，让我再试一次。”
我会建议团体中的学生进行这项研究，因为我怀疑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和机会。我会把非结构性沟通纳入学习团体的目标清单中。正式一点地说，学习团体的目标之一是接受较不具结构性的沟通或是非结构性的沟通，尊重它、珍视它，并教导人们使用它。我还会更仔细地思考这个问题。如果《存在》论文中的附录值得单独成为一篇论文出版，而且对大多数人有益的话，我会把这个目标加上，或是请别人代劳把这个想法做出一个更深入的分析。也许我应该把它视为另一个认知心灵现实的方法。
事实上，学习团体的作用即在于让人学习面对心灵的现实，长久以来我们的文化一直否定、压抑或抑制这样的行为。我们强调具体的事物，重视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工程师，我们只认同由人们的手指和双手实验所得的知识和科学，例如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我们完全放弃内心生活的微妙。我现在所要探讨的正是关于心灵方面的知识。我们的现实世界强调实质的结果，这使得人们倾向于压抑和完全控制心灵生活。
这也难怪，在许多个人或团体治疗的过程中，常常会引发不可思议的情绪力量和学习效果。因为这是我们完全不熟悉的领域。我们仿佛在学习一门新的科学知识，看到全新的事实和自然界的另一面。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内心行动、原始历程、形而上的思考、行为的自发性，并觉察到梦、幻想与希望的运作逻辑完全不同于一般的事物。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情形，是因为学习团体中的学员大多数是最没有心灵生活的人，如工程师、经理人、生意人、总裁等，他们都是一些“事物人”，所以会发生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好比一个滴酒不沾的人，第一次闻到酒精就醉了。
这些团体的另一个目标，就是佛格森主张的概念化。对许多学习而言，都经历了一次全新概念化的过程，首先，就是关于人类生活的事实——例如重新认知个人的差异。但更重要的是，许多概念在经由瓦解而再建的过程之后，不仅含纳了真实世界的事实，还包括心灵世界的感性、恐惧、希望和期望。因此全新的理论与态度即将形成。我之所以会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每个人对（1）自我、（2）重要的他人、（3）社会群集、（4）自然及物质现实，以及（5）对某些人而言属超自然的力量等所表现出的态度，也就是我所谓的“基本性格态度”，它反映了个人内部的性格结构。任何一种态度的转变，代表性格的转变，也就是个人内心最深处的改变。在我看来，某些学员的某些基本性格态度是以一种极为激烈的方式改变的。当然这种改变相当重要，因此我认为将它纳入训练者的意识目标比较恰当。
现在我又回想起某些事。在这些团体中没有任何的价值判断。他们认识到感觉是确实存在的，他们也开始学习，将感觉提升至意识层面并勇敢地表达出来，不做任何的价值判断。例如，有一个人谈到自己反犹太主义的感觉，当然他很诚实地表露自己的内心感觉，也希望大家能帮助他。他的团体对这件事的处理方式非常成熟，他们不去争论对与错，而是接受这项事实，完全没有任何的道德批判。如果他们以道德的观点来处理，彼此就会陷入攻击与防御的对立关系，而这位学员的反犹太主义的态度将更为强化。
在同样的团体里，当领导者要求学员说出更多关于个人偏见的例证时，并没有任何赞同或判断的意味。某个人可以说出某种心态确实存在，而他也引以为耻。然后他们围成一圈，有一部分人可能犹豫不决、吞吞吐吐，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表达个人对女性、黑人、犹太人、宗教人士或非宗教人士的偏见，而每个学习也都不带任何价值判断地接受事实。就好比心理分析师会接受治疗者的话，了解他所说的事确实存在。我想起一位教授，他是我一个心理分析师朋友的病患，长久以来他一直苦苦压抑对女童性侵犯的冲动，虽然他从未真正行动过，以后也不会，而他正逐渐克服这种冲动，但是这股冲动确实存在着，就像其他令人不悦的事物——蚊子和癌症。如果我们认为癌症患者是邪恶的，因此将他们拒于门外，与他们划清界线，就真的对癌症束手无策。一个好的态度，或是每个人对于任何正在改变心灵现实的人应有的态度是，不论喜欢与否，赞同与否，即使这件事是不好的，你都必须接受它存在的事实。
现在我必须说明一点，以扩大我对爱的定义。先前我已说明爱是没有价值判断的。爱与正义、判断、评价、报酬、惩罚不同，而团体中的学员会在不知不觉中学习到，不对任何事采取价值判断，其实就是一种爱的表现；学员通过这样的训练，学习去爱，去感受爱。在我自己的治疗经验中，我也发现当我了解一个人，而且此人愈愿意放下身段告诉我他的罪孽和劣行时，我反而因此更喜欢他。这些学习团体的情形也是一样。他们无意间将自己恶行全盘托出，却让我更加喜欢他们。因为这个团体没有任何的价值批判和惩罚，因而只有接受没有拒绝。喜欢吹毛求疵、有强烈道德主义、不认同他人、希望改变对方、重新塑造对方，这都不是爱的表现。这也是造成婚姻不幸和离婚的主要原因。你可以说，只有当两人互相接受对方本有的自己并因此感到快乐，不会觉得受到干扰或激怒时，才能成为一对真正相爱的情侣。
其实，以上所说的，与我接下来要讨论的特定学员有关，这群人包括老板与领导人。在此我们必须区分两种职能角色：一是判断、惩罚、训练、担任纠察或稽核员的角色；一是治疗、协助和关爱的角色。我曾说过，我们校园中的治疗师最好不要兼任老师的角色，因为后者必须给分，表示认可或不认可。例如在芝加哥大学，是由一个主考官委员会做评分的工作。这样一来，学生与老师的关系会更为亲密，都是只单纯地担任支持者的角色，不必同时兼任支持者与反对者的角色。所以同样的道理，学习团体的训练员也是只担任支持者的角色。他们不给予成绩、奖赏或惩罚。他们完全不作任何的价值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