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印第安黑脚族身上。如果小孩或晚辈犯错的话，通常决定惩罚规则的人是部落里的长者，而不是自己家里的父母。当负责惩罚的人出现时，父母亲就变成了维护者，他们站在小孩这一边，他们是小孩的拥护者和最要好的朋友，而不是要对他们执行惩罚的刽子手或惩罚者。因此黑脚族家庭父母亲与小孩之间的关系，往往比一般的美国家庭亲密许多。一般美国家庭的父亲通常都扮演爱的给予者以及惩罚者双重角色。我想这点可以加入治疗团体的目标清单中。
现在我想起来，当初天尼堡拜访非线性系统公司时，也曾经和他讨论过这个议题。我们都同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论点。我想会把这个观点运用到企业老板的身上，他们有权力雇请员工或解雇员工，给予员工升职或加薪等。我想说的是，担任裁判者和死刑执行者角色的人，不可能对于非裁判者或是没有支配权力的人，给予同等的关爱与信任。
针对这一点，我想我会再做进一步的说明，因为这是很重要的理念，也是我对现代管理政策过于乐观的倾向所提出的重要批评。许多学者认为好的管理政策和参与式管理，可以使得老板与员工结合成为一个快乐的大家庭，或是成为称兄道弟的好朋友。我怀疑这是有必要的。我确定在这种环境下，友谊与信任有一定的限度。事实上，身为老板、裁判或是负责人事雇用的人，不应该与他所要惩罚的人太过亲近或友善。如果惩罚是重要的、必要的而且是经常性的，那么彼此间的友谊会使惩罚的工作更加困难，不论是裁判的一方或是接受处罚的一方均是如此。受到处罚的人如果被他认为是朋友的人降级，就觉得自己被出卖。而如果一个与某个朋友的感情很好，难保不会力荐他的朋友角逐总裁的位置。
另一方面，如果老板开除他的朋友，这对他来说也很不好过。事情会变得非常复杂，心理的罪恶感不断加深，这也是造成胃溃疡的主因。我认为，执法者最好保持超然立场，与被执法者保持一定的距离，就好比军队里的长官和士兵，不能建立太亲密的关系。就我了解，世界上有太多人努力促使军队走向民主化，不过却从来没有成功过，因为总是要有人指定某一个士兵牺牲生命。这不能以民主方式来决定，因为没有人想死。指挥官必须不带个人感情地选择必须牺牲生命的人。所以作为一个将军，最好保持孤立以及超然的立场，不要和部属太亲近，不要和任何一个士兵变成朋友，因为你可能随时要他们去送死或是接受处罚。同样的情形也可以运用在医生身上，尤其是外科医生常会拒绝替自己的朋友进行手术，或是心理医生也会拒绝诊治自己的朋友或亲戚。
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人们无法同时爱一个人又能公正无私地审判。对同一人拥有爱与正义是很困难的事，却是存在我们周围一项无法避免的事实。我们总是很难以超然的立场，同时处理对同一个人的爱以及惩罚。我知道这观点与我所看过的管理政策完全相反。权力就是权力，它有可能支配我的生死，对于一个操控我生死大权的人，我无法像对待一个与我没有权力关系的人那样采取同等态度。
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凯依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他认为坦诚的概念其实被混淆了，他认为开放心胸有两种意义。我想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认为那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区分方式。以老板和参与式管理的角度而言，开放心胸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建议、事实、反应或资讯，不论令人愉快与否。毫无疑问地，在此方面他必须开放心胸，他必须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若是指坦诚以对、毫无顾忌地表露自己的想法，对于法官、警察、老板、船长和将军来说，就完全没有必要。在特定情况下，领导者有责任隐藏自己内心的恐惧。如果现在坐一艘正在汪洋中航行的船只，船长不断地公开说出他的恐惧、焦虑和不确定，可以肯定的是我下次再也不会搭这艘船。我希望船长能承担所有的责任，宁愿相信他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我不愿接受他是一位容易犯错、看错指南针的船长，这会让我感到惶惶不安。对医生的态度也是一样，我不希望他在为我做健康检查时，大声说出他的想法，当他在检查我是否患有结核病、癌症或心脏病时，我宁愿他将自己的怀疑藏在心中。
对于军队里的将军或是家里的父母亲也是一样。作为一个父亲及丈夫，如果他总是告诉他的太太和小孩自己的害怕、怀疑、不安和缺点，就会失去稳定全家的功能。事实上，丈夫或父亲的另一项角色功能就是自信来源者，他是家中的领导者，必须承担一切的责任让家人依靠。对于那些认为必须对妻子、小孩和朋友坦诚的人，我的建议是他必须负起领导的责任，不要说出自己的困扰，他必须有足够的承受力自行承担一切。
同样的，作为一家企业的老板或管理者，一定也会遇到一些紧急状况，这时候他应该尽量在员工面前保持镇定，自行承受所有的恐惧、怀疑或沮丧，不要在公司里、在整体员工的面前让情绪决堤。
在我早期的教学生涯中，我非常喜爱我的学生，和他们非常亲近，也希望成为他们真正的朋友。后来我渐渐了解到，只有在不牵涉成绩的情况下，我才能对他们永远保持微笑与友谊，我可以爱一位心理学成绩不佳的学生，但是他们不了解这一点，也无法接受。当我与学生成了好朋友，如果我给的成绩不好，他们就觉得是我背叛了他们，认为我是个伪君子。当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这样认为，心理较健全的人就不会如此想。渐渐地，我放弃了这样的做法，尤其是面对学生数目众多的大班级，我都会保持距离，与学生维持一种英国式的关系，不再像以前一般地推心置腹。唯一亲近的时候，就是当我特地为某些学生准备资料，向他们解说，并事先警告他们会有不及格的危险时。
我对心理分析团体和个别治疗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想法，很多人认为：有关团体治疗与个别治疗之间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原因之一，两者的目的不同，治疗的对象也不同。因此重点在于，我们必须先理清是什么样的问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目标，再决定要采取团体治疗或个别治疗，或是二者兼用。
另外一种比较普遍性的结论就是，这些学习团体可以促进成长和人格发展，这是一种心理内化的过程（心理治疗是让有心理疾病的人变得正常，心理内化是让正常人变得更好）。这和耕田是一样的道理，一个好的农夫把种子撒出去，培育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然后就放任这些种子自由成长，只有它们真正需要帮忙的时候才提供协助。他不会常常拔出刚刚发芽的种子，检视它是否正常成长，也不会去扭转它原来的形状，不去推挤它或拔出来后再把它放回土壤里。他只是把这些种子留在土壤里任其自由成长，只提供最少的帮助（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会出手帮助）。毫无疑问地，爱罗湖的团体具备良好的成长环境。他们拥有好的训练员、好的领导者，不会强行训练、塑造学员，只是单纯的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给他们一些成长的种子或激发原来隐藏在内心的种子，任其自由地成长，而不给予太多干扰。
我差一点忘记的另一个问题现在又浮现在我脑海里，这是非常私人的问题。这是从我最近阅读的书籍里以及从爱罗湖的训练团体得到的启示，并由此产生了疑问，我发觉许多专家学者都忽略了隐私的需求。当然，这些训练团体的目的就是要学员抛开隐私。他们采取的自发式训练，就是教导学员依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我隐瞒或自我揭露。他们大多认为隐私权是一种恐惧、强制、无能和限制等等。事实上，在我针对自我实现的人们所进行的研究显示，当人的心理愈健康，就愈需要非强制性的隐私，他们比较没有神经质的隐私问题，也不会保有不必要的秘密，刻意隐瞒自己的创伤，戴着一副面具生活。
我的这些想法是受到我太太贝塔的刺激，她是一个特别注重隐私的人。要她在二十个人的团体面前说出自己的隐私，她就会感到不寒而栗。这并非是神经质的隐私，她只对自己的知心好友说出心中的想法。许多人需要正常的隐私，他们会自我选择倾吐对象，因此像爱罗湖的团体就不适合他们。这对他们而言非常不自然，就算强迫他们参加，也不会有多大用处。在这种集体公开表白的过程中，这些人仍保持着防卫的心态。
重点是，我们必须区分健康的、有必要的隐私和神经质的、强制的、无可控制的隐私。我们必须努力解除神经质隐私——— 这些都是无用的顾忌，相当愚蠢、非理性、没必要而且不切实际，他们忘记健康隐私的必要。我们也忘了个人之间的差异。依据我个人的经验，可以将人分成不同的等级，从易于自我揭露到需要健康隐私。
我甚至可以大胆地说，瓦解神经质隐私是达到健康隐私的先决条件，也才能真正享受隐私以及独处的乐趣（一些神经质的人甚至大部份的平凡人就办不到这一点）。神经质隐私的瓦解是迈向健康的一个必经过程，这里所谓的健康包括对隐私的需求、享受隐私以及保有隐私的能力。
这种情形和我们前面所讲的，企业领导者不能在员工面前尽情表达情绪有一些关连，在某些情况下他最好保有隐私。当将军决定要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时，最好不要到处宣扬心中的不确定和怀疑、不停地扭动手指显示他的恐惧，因为这样的行为会击溃全队的士气。我想所谓的健康隐私也包括这样的情形，当客观环境需要时就必须保有某些隐私。
这与另一个问题有关，我曾在某个团体讨论的课程中谈到防卫态度的必要性。当初我要说的是神经质防卫与健康防卫的不同。我们必须记住，神经质防卫是不健康的，因为它是不可控制的、强迫性的、非理性的、愚蠢的、不被接受的。我们有许多控制冲动的力量，防卫就是其中之一。当然我们现在已意识到，在现今的文化中许多的失序状况是因为缺乏控制，但是弗洛伊德当年却未曾意识到这一点。常常有人开玩笑说某人必须克制，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玩笑话。我认为人们不可以、不应该、也不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表达心中的冲动，我们必须有所节制，不仅是现实环境需要，也是个人发展、存续和价值的需要。事实上，人类生活中也有许多存在性冲突：许多问题无法获得解决，许多时候为了某些事物，而必须放弃其他事物。这就是冲突所在，当我们朝向某一目标前进时，往往必须放弃某件事物，甚至对此感到哀伤，努力抑制自己的情绪。
通常一个决定就代表对一件事物的承诺，对另一件事物的排斥。我们不可能在两件事物间来回做选择。例如，一夫一妻制就意味着最后的决定以及永远的承诺，因此必要的、健康的控制和防卫是不可或缺的。“防卫”一词已被人们过度丑化。在这里，“防卫”意指“因应机制”。社会哲学家一再地强调，弗洛伊德所处的1910年代与我们非常不同的。我们也可以这么说，他们承受过多的压抑，部分是因为弗洛伊德，使得这些不必要的压抑遭到瓦解。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控制冲动和必要的压抑，我想到了一个例子：曾有一位妇女，当她想到什么，也不管别人还在说话，就开始说了起来，因此遭受团体学员的猛烈攻击。他们“请自我控制一下，闭上你的嘴，我们也要发表自己的看法，当没有人说话的时候再说，别打断他人的话。”这就是必要防卫或因应机制的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