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于个人来讲，算是一个成功者。在他走上权力顶峰的道路上，也是披荆斩棘，踏着对手的尸体走过来的，只不过和珅达到目的的手段较常人更胜一筹。对于不顺从他的人，或与他不合、触犯他的人，和珅就瞅准机会向乾隆进谗言，以激怒皇帝，借刀杀人。
和珅自以为有这么多人向他靠拢，他的关系网遍布全国各地，以这些人作“和家铺子”的班底，把他们插在中央乃至地方各要害部门中，一有风吹草动，也可对抗一阵子。可是他这个算盘却打错了，他没想到，所以有那么多人向他靠拢，献媚取宠，送钱送物，并不全出于真心，其实这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当时和珅正处于高位，不少人是屈服于和珅的淫威，甘心情愿者寥寥无几。一旦和珅垮台，这些人便会树倒猢狲散了。这一点吴熊光就很清楚，他曾说：“凡怀不轨者，必先收拾人心。和珅满汉几无一人归附者，即使用心中怀不轨，谁肯从之。”可是，和珅既大权在握，“用事将二十年，威福由己，贫黩日基，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纳赂谄附者，多得清要，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这正说明和珅的为官之道是任人惟亲，拉帮结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凡亲朋好友、亲信党羽，他就多方引进、庇护和培植，把他们放在显位，控制、把持着国家要害部门。反之，凡是不依附于他，不愿意做他的党羽，进而反对他的人，他就想尽办法排斥、打击、陷害。
当时，受和珅排挤、打击和陷害者很多，我们在这里不妨摘其要者介绍几个：
阿桂，章佳氏，字广庭，初为满洲正蓝旗人，以其军功与驻部伊犁之劳，改隶为正白旗。其父阿克敦曾做过大学士。阿桂于乾隆三年（1738年）中举，最初曾“以父荫授大理寺丞，累迁吏部员外郎、军机处章京。”乾隆十三年（1748年），随兵部尚书班第参加平定大小金川之乱。由于战争失利，受到岳钟琪弹劾，被治罪。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帝“以阿克敦年老，无次子，治事勤勉，阿桂罪与贻误军事不同，特旨有之”。官复原职，不久又累擢为江西按察使，补内阁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和工部侍郎等。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到乌里雅苏台任督台，参加平定准噶尔的战争，从此多年过着戎马生活，征战在全国各地。他曾主持在新疆，尤其是伊犁地区的移民屯田和军屯。“造农器，督诸屯耕获，岁大丰”。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被任为内阁大臣、工部尚书、镶蓝旗汉军都统，仍驻伊犁。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又在新疆主持建筑了绥定、安远二城。被授予骑都尉世职、军机大臣、正红旗满洲都统，加太子太保、伊犁将军、四川总督等。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又与傅恒一起到云南地区与入侵缅军作战。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黄河在仪封、兰阳地区决口，他又受命办理治河事宜。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回京，兼职翰林院掌院学士。不久又被派到浙江监修海塘工程。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省境内撒拉尔回族新教与老教矛盾激化，清统治者支持老教，压制新教。陕甘总督勒尔谨和甘肃布政使王廷赞逮捕并杀害了新教首领马明心。新教教民在苏四十三领导下起义，2000多新教教民渡洮河进军兰州，兵锋所至，清军溃逃，形势很紧急。乾隆帝派额驸拉旺多尔济、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护军额森特等率兵讨之。接着他又使“和珅为钦差大臣，偕大学士阿桂前往督师。”可是阿桂一来因海塘事未竣工，二因身体稍感不适，故他让和珅兼程前往。当和珅到达甘肃时，海兰察已初挫起义军，可和珅求胜心切，强迫海兰察等冒进，结果遭到起义军顽强抵抗，起义军打死了清军总兵图钦保，占领了龙虎、华林等山，扼守住险要道口。待阿桂赶到甘肃后，和珅不仅不承认自己指挥不利，反“委过诸将不听调遣”。阿桂听后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该杀。”第二天，阿桂与和珅一同部署战事，“阿桂所指挥，轭应如响。乃日：‘诸将殊不见其慢，当谁诛？’和珅恚甚”。从此与阿桂结下了大怨，伺机要报复一下。乾隆帝得知他们二人发生矛盾，便“命和珅速回京”。谁知不但没有处罚他，反让他“兼署兵部尚书，管理户部二库”。
不久阿桂率领清军平定了这次起义。乾隆帝接着又命令阿桂处理王宣望等人在甘肃的冒赈贪污案件、治理黄河在河南着龙冈决口事件和到浙江处理陈辉祖贪污案件。从此以后，阿桂就没有在京师长期呆过，不是参与军事活动，就是监督治河工程，审理案件，几无虚日。其实这是乾隆帝的精心安排，他既宠幸和珅，就要把他留在身边，陪伴自己；而阿桂出身显贵，战绩、政绩均很卓著，办事认真，颇得人心，真可谓“德高望重”，因此乾隆帝也不得不尊重他，委任他为首辅。可是却尊而不重用，或派他外任办事，或令其在自己巡幸期间留守京师。将其在朝廷中的权力驾空，徒有“首辅”虚名。正如人们所说“充位而已”。在乾隆帝心中，和珅才是自己最贴心的人，事无巨细必找他来商量，对于这一点，和王申心中也一清二楚。他时时不忘打击、迫害阿桂，一找到机会就搞小动作。阿桂在主持审理福康安请李天培代买木植私交粮船带运一案和审理富勒浑贪污案时，和珅想给阿桂戴上包庇案犯的罪名，可惜并未得逞。又如，军机章京、员外郎海升殴杀其妻后，以妻“自缢而亡”上报。其妻弟贵宁上告，“阿桂以尝奏及语袒海升，坐罚俸”。和珅借此大作文章，“欲引以为重”，狠狠打击一下阿桂，并驱使曹埴出来做证。可是“文埴特持正，故非阿和珅，母老决引退，恩礼弗替”。这样，和珅这一阴谋才未得逞。
阿桂对于和珅的陷害、排挤并没太放在心上。他对和珅的骄横非常痛恨，对他十分鄙视。但心里明知只要乾隆帝健在，就奈何不了和珅，但又不愿与他同流合污，故“每朝夕入直，必离立数十武（步）外。和珅知公（阿桂）意，故就公语。公亦泛答之，然卒未尝移立一步”。以示不屑与和珅为伍。
嘉庆元年（1796年），阿桂年已八十岁，故请求辞去兵部尚书等职，在家休养。不久便身染重疾。在病中他曾对亲属们说：“我年80，可死；位将相，恩遇无比，可死；子若（若作“及”解）孙皆已佐部务（官侍郎），无所不足，可死。忍死以待者，实欲待皇上（指仁宗嘉庆帝）亲政，犬马之意得一上达。”这是说，我阿桂今已年至80了，又作了大将、大帅和宰相，并且子孙满堂，享尽了人间富贵，所以说死了也没什么牵挂的了，只是多年身受皇恩，还没来得及报答，因此目前还不能死，等到嘉庆皇帝亲政那一天，我一定效犬马之劳，协助皇上惩治奸臣和珅。遗憾的是他没能等到那一天，就含恨而死了。
阿桂内心也十分清楚，嘉庆皇帝早就想惩治和珅了，可是由于有太上皇乾隆这把大红伞保护、包庇着和珅，成为他的护身符，只好暂时采取韬晦政策，等待时机，待太上皇乾隆帝驾崩后，再收拾他。
嘉庆二年（1797年）八月，阿桂带着未了的心愿和对和珅的怨恨去世了，终年81岁。嘉庆帝听到阿桂去世的消息，觉得他一生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威望素著，故十分悲痛，不但拨款为其治丧，而且亲自到阿桂宅第为其祭奠。阿桂死后被追赠为太保太傅，一等诚谋英勇公，谥文成，祀贤良祠。
福康安，字瑶林，号敬斋，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父傅恒是乾隆朝名臣，官大学士，赠郡王忠勇公，谥文忠。他的姑母是乾隆帝的孝贤皇后。他初为云骑尉，后累迁三等侍卫、头等侍卫、户部侍郎、镶黄旗副都统、正白旗满洲都统、将军吉林、盛京将军、云贵总督、四川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成都将军、御前大臣、工部尚书、兵部尚书和总管内务府大臣、协办大学士等，并加封为太子太保、一等嘉勇忠锐公和郡王贝子。嘉庆元年（1796年）五月，在镇压湖南、贵州苗民起义时，身染瘴疾而亡，死后谥文襄。乾隆帝对福康安的“军功”是非常欣赏的，对他也特别钟爱。和珅因此不免嫉妒，演出了指使其弟和琳参劾李天培代福康安购买木植的闹剧，使福康安受到惩处。后来虽然福康安与和琳二人关系还算不错，但福康安对和珅一直心里不满，“稍欲歧贰于坤，颇自矜持，收拾人望，而宠权相埒，势不两立”。乾隆帝想解决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亦采取对付阿桂的办法，常常把福康安安排在外省任事，而把和珅留在自己身边。
王杰，字伟人，陕西韩城人。拔贡出身。因家境贫寒，为赡养老母，曾先后在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苏巡抚陈宏谋处当过幕僚。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中进士，引见时深得乾隆帝赏识和欢心，曾亲自赋诗以记其事。一生中曾任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东阁大学士等官，并加封为太子太保。
王杰在军机处前后十几年，此时正是和珅把持军机处，声势显赫之时，凡“事多擅决，同列隐忍不言，杰遇有不可，辄力争”。正如朝鲜使臣所说：“刘墉之劾奏，王杰之却衣，人称朝阳之凤。”他每遇“事有可否，未尝不委曲陈奏”。因此，和珅非常讨厌他，总想把他从军机处中排挤出去。无奈乾隆帝喜欢王杰的长相英俊又有学问，同时为人正派，始终不肯让王杰离开自己，所以和珅总没得逞。
每当王杰值班时，他除了应对皇上呼唤外，总爱一个人在军机房默然独坐。有一天正赶上和珅也在军机处值班，他看见王杰独坐炕边，便凑到王杰身边，拽起王杰的手，拍拍、摸摸，摆弄了好半天，然后半开玩笑地说：“你的手怎么这么柔嫩啊？”王杰正色道：“王杰手虽好，但不能要钱耳！”和珅听后好似针扎一样，吃了一闷棍，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从此更衔恨王杰，遇事总排挤他。嘉庆元年（1796年），王杰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便以足疾为借口，请求退出军机处，并免去上书房和礼部的事务。嘉庆四年（1799年），和珅事败，王杰重新出山，担任首辅。
董诰，字蔗林，浙江富阳人。其父董邦达曾做过尚书。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进士。以其家传的书画绝技和“奉职恪勤”，深得乾隆帝的赞赏。曾任庶吉士、内阁大学士、吏、户、刑和工部侍郎、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和《四库全书》副总裁、上书房总师傅，等职，并加封为太子太保和太子太师。
“董诰在军机先后四十年，熟于朝章故事，有以咨者，无不悉。凡所献纳皆面陈，未尝用奏牍”。在和珅独揽大权时，他与王杰“榰柱其间，独居深念”。为此亦深为和珅嫉恨，曾几次找机会陷害他。
嘉庆元年（1796年），嘉庆帝曾赋诗给他的老师朱珪，并打算请朱至京参加内阁。这件事为吴省兰发现，便密告和珅，和珅又跑到太上皇乾隆帝身边偷偷地说：“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乾隆帝听后十分恼火，便把董诰叫来，气冲冲地问他：“汝在军机、刑部久，是于律意云何？”董诰听后，马上跪下叩头说：“圣主无过言。”乾隆帝听后，“默然良久，日：‘汝大臣也，善为朕辅导之。’乃以他事罢硅之如。”董诰既给嘉庆帝解脱了困境，同时也巧妙地保护了自己。
朱珪，字石君，顺天大兴（今北京市大兴县）人。自幼聪颖好学，与其兄朱筠同时中举，“并负时誉”，在当时文坛上是一位佼佼者。乾隆十三年（1748年），年方18岁便中了进士。曾任编修、侍读学士、福建粮驿道、按察使、布政使、巡抚、侍讲学士、福建学政、浙江学政、礼部侍郎、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大学士、湖北按察使、山西巡抚、安徽巡抚等职。
乾隆四十年（1775年）时，“直上书房，侍仁宗学”。从此时开始，朱珪就成了嘉庆帝的老师。嘉庆帝对这位老师较为敬重。后来和珅得知朱珪“负时望，将大用”，非常忌恨，总想找机会整一整朱珪。嘉庆元年，“乾隆帝将皇位禅让给十五子永琰（即嘉庆帝）。和珅借授受礼成，珪进颂册，因加指摘，高宗日：‘陈善纳诲，师傅之职宜尔，非汝所知也。’会大学士缺，诏朱珪，卒为和珅所诅”。和珅又乘机向乾隆帝告密，说嗣皇帝先向老师写诗祝贺，“欲市恩于师傅”，引起乾隆帝重怒，便借广东“艇匪”劫扰福建、浙江沿海，责备朱珪不能及时缉捕，“寝前命，左迁安徽巡抚”。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帝病逝，嘉庆帝亲政，铲除了和珅，把朱珪从安徽召回京师。“命直南书房，管理户部三库，加太子少保，赐第西华门外”。不久又让其署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并不时单独召见。此后一直辅佐嘉庆帝，积极为皇上提建议，想办法，直至嘉庆十年（1805年）病故。赠太傅，祀贤良祠，谥文正。
彭元瑞，字芸楣，江西南昌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中进士。历任编修、侍讲、侍郎、尚书和协办大学士等职，并加封为太子太保。此人文章、书翰俱佳，又不愿与和珅为伍，故深为和珅嫉恨。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乾隆帝命刻石经于辟雍（国子监），以备士子们参考。命和珅为正总裁，另有总裁金简、彭元瑞、王杰、刘墉、董诰等8人，彭元瑞独任校勘。乾隆帝还命令彭元瑞编著《石经考文提要》一书。书成进呈御览后，乾隆帝很满意，并重赏了彭元瑞，加官宫保。于是和珅心中燃起了嫉妒之火，在乾隆帝面前挑拨说：“非天子不考文。”乾隆帝听后并不在意。他说：“书为御定，何得目为私书耶！”和珅竟对乾隆帝的话不以为意，“乃集翰林之能文者数人，成《提要举正》一书。大意以乡僻士子难概从宋本为辞，上亦允所请”。和珅并不就此善罢甘休，必欲将《考文提要》全部烧毁，乾隆帝没有批准。和珅无奈，将《考文提要举正》抄写三部，分别存放在懋勤殿、翰林院和国子监。接着还派人“凿去彭所纠正之字，而以原字（即伪俗之字）补之，提要遂弃置之”。
揭发和珅的官员大多遭到和珅残酷的打击报复，例如：御史曹锡宝揭发和珅的仆人刘全奢侈无度，建房超过标准，乾隆知道曹锡宝目的在于揭发和珅，因不敢明言，只好以揭发其家人为借口，于是派王大臣等人前往调查。但和珅已暗中指使刘全迅速拆毁豪华逾制的房屋、衣车，调查没有结果，曹锡宝反而以所告不实，受到革职处分。言官钱沣弹劾过和珅的党羽国泰贪污等事，结果被罚往外地监察，因劳累而死。侍御管世铭正直敢言，与友人饮酒时说出要弹劾和珅的话，这天晚上他回家不久就猝然死去。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帝八十大寿，准备大肆铺张庆祝一番，让和珅与金简负责筹备庆典事宜。内阁学士尹壮图上疏说各省金库已经空虚，大搞庆寿财政上有困难，乾隆帝看后很吃惊。和珅就请求乾隆派尹壮图到各省调查金库情况，又派他的羽翼、户部侍郎庆成前往监视，实际是进行监视破坏。庆成每到一地就招摇过市，花天酒地，让该省官员将金库亏空挪移填满后，再行盘查，结果到任何地方都查不出问题。尹壮图反以妄言罪被罢官。
曹锡宝和其他人弹劾的失败，给人们发出这样一种信息：在乾隆看来，他最可信赖的大臣和珅掌管多方面的权力，难免得罪了不少人；任何想参劾和的人，都极容易被他理解为挟私报复。加之和珅非常狡猾，许多正直之士鉴于曹锡宝的教训也只冷眼相看，不敢上言了。一些不愿阿附和珅的重臣也不得不为“韬晦之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