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如此不择手段地陷害异己，遍树党羽，又有乾隆作靠山，虽罪大恶极，却稳如泰山，屹立不倒，而且官越做越大，越升越高。
6．煽风点火，暗中操纵
俗话说：“鱼有鱼道，虾有虾道。”君子有君子处事的妙招，小人亦有小人的做人之术。和珅极精于诋毁诬陷之道。此术有二字为要，日：阴险。栽赃陷害，恶语中伤，其最终目的在于借助皇上的权势和权力达到清除政敌和对手，所谓“借刀杀人”。总是躲在暗处，处心积虑，一方面在上司面前煽风点火，左右上司言行；另一方面暗中操作，挖空心思，致人于死地而后生。
和珅一生树敌颇多，难免遭人暗算。凭借此功，和珅每每化险为夷，反客为主。其破解曹锡宝“倒和”运动一事就颇能说明这一点。
曹锡宝，字鸿书，一字剑亭，上海（南汇）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进士。历任内阁中书、军机处章京、刑部主事、郎中、监察御史等职。此人生性坦率，刚直不阿。他看到和珅揽权纳贿、贪污腐化、结党营私，十分气愤，总想找机会弹劾和珅。但他深知和珅树大根深，身后有乾隆皇帝这个大保护伞，一时不敢轻易触动他，便想拿和珅的忠实奴仆、大管家刘全开刀，拉开“倒和”的序幕。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六月初，曹锡宝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向乾隆帝呈上一道奏折，弹劾刘全“持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请求严惩刘全。其实曹锡宝的真实用意，并不是仅仅为了惩治刘全，此乃“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实际上曹要扳倒的人是和珅，因和珅根子太硬，不便直接弹劾，故拿他的家人刘全作个试探。因为刘全逾制的房屋住宅，仅距和珅新宅第咫尺之远，故曹心想，如刘全宅第露馅，那和珅的宅第也就保不住了。
刘全，绰号刘秃子，又叫“外刘”。他家是和珅家“世仆”，从小为和家赶车，是个车夫出身，他伴随青年的和王申奔走各地，风里来雨里去，吃了许多苦，深得和珅信任。和珅得势后，他便成了和家大管家，主管和珅一家的外间事务，如代理和珅掌管崇文门税关的税收，以及管理和珅所开的各家店铺等，故人称“外刘”。
平日他依仗和珅的势力，以和珅代理人的面貌出现，狐假虎威，招摇撞骗，借着工作之便，贪污受贿，侵冒公款，无所不为。不但一般平民、商贩与其交往，甚至不少朝廷官员也与他过从甚密，彼此称兄道弟，结成亲戚。刘全与和珅一样，亦很善于敛财，广置房产，经营当铺以及其他各种店铺、作坊，没有几年的工夫，家产就成千上万，比一般京官富裕得多。他曾在和珅宅第附近的兴化寺街修建了一座深宅大院，十分阔气。其建筑规模大大超过了一个管家的规格。此外，他家使用的车马、穿戴的衣服也都愈制。曹锡宝就以此为突破点，写好一道奏折，准备参奏刘全。奏折写好后，他首先拿给同乡吴省钦阅看，想请他谈点自己的意见。不料，吴省钦为了讨好主子和珅，竟不惜出卖朋友，迅速将此事偷偷地通知给身在热河承德避暑山庄的和珅。和珅得知这一消息后，开始有些紧张，但不久便平定下来，他立刻派人通知刘全火速来到热河避暑山庄。
此事非同小可，一旦奏折奉上，事实清楚，不仅刘全不保，和珅也会受到牵连。六月十三日，刘全“以因有家务面禀”，匆匆离开京师赴承德，六月十七日，便到了避暑山庄。和珅首先批评刘全不知检点，平日过于招摇，因此叫别人抓住了把柄，险此坏了大事。然后两人经过一番密谋、商议，和珅指令刘全迅速拆掉逾制房屋，毁掉不应配置的车马；隐藏、转移不应穿戴的衣服。刘全马上又布置家人，遵照和珅的旨意，把住宅屋宇该拆的拆，该毁的毁，“皆匿无迹”。一切办置妥当，和珅便给乾隆帝上了一道奏折，其中假惺惺地说：当他得知曹锡宝弹劾刘全一事，心里十分气愤，马上把刘全叫到承德，进行了审问，但刘全矢口否认曹锡宝所劾的事实，现在把刘全申诉的内容全文呈上，请皇上一阅，但刘全所述的一切乃“系一面之词，难以凭信”。为了尽快把事情弄清楚，现决定把刘全押赴京师，“交留京王大臣收审”。望各位王爷、大臣，秉公执法，严肃审查，刘全如有违法逾制之事，一定要严惩法办。
其实这是和珅耍的一个手腕，表面上煞有介事地要秉公办事，严厉执法，实际是故作镇静，假作姿态，表示他对自己的奴仆所犯罪行一无所知，当然他自己也就没有任何过错了。
与此同时，他又在奏折中向乾隆帝求援，恳求他出面干预此事，以使刘全解脱困境，并进一步使曹锡宝处于被动的境地。
同时，和珅还想尽煽风点火之能事，贬低别人，为自己人开脱。
和珅在奏折中向乾隆帝表白，刘全“素昔尚为安分朴实，平时管束家人甚严，向来未闻其敢在外间招摇滋事”。此话有两层意思：其一，和珅首先把自己开脱出来，因为他平日刘家人、奴仆管教“甚严”，因此，他的家人都是奉公守法的老实人，从未听说他的家人敢在外面招摇撞骗、惹是生非的。其二，给刘全评功摆好，打保票。说他一向安分守己，生活俭朴，为人老实。这样就来了个先入为主，以取得皇上对刘全的好感。
为了使乾隆帝出面说话，也为了掩人耳目，他又对乾隆帝说：也许由于我跟您“扈从出外，日多无人管教，渐有生事之处，亦未可定？请旨饬派严查重处”。乾隆帝听了这一席话，觉得和珅说得十分中肯，便信以为真，还没有进行认真的调查，就先定下了调子。他在谕旨中说：“和珅家人全儿，久在崇文门代伊主办理税务多年，其例有应得之项，稍有聚蓄亦属事理之常。”“至于盖造房屋数十间居住，亦属人情之常，天下各处关榷其管理之员，不能不派委家人分管税口，自不免皆有羡余，既吏胥等亦藉余润，其服用居室，稍有润饰，亦若有理所有。”这就是说刘全靠主人和珅，积蓄点钱财，盖几十间房子，是人之常情，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不仅和珅如此，全国的官吏，特别是管理各税关的人员，不也都与和珅一样吗？
经过和珅一番游说，使乾隆把矛头直指曹锡宝，怀疑他弹劾刘全动机不纯。乾隆说：“若伊（指刘全）倚藉主势，实有招摇撞骗，或于额税之外，擅自加倍，以肥私橐，或如富礼善殴毙人命顶凶各情节亦未可知，应令曹锡宝逐条指实。如有以上情节，即一面从严审办，一面据实具奏。或曹锡宝及伊亲友有应过税之物，全儿多索税银，或挟伊不肯免税之嫌，架词耸听，尚为情理所有。若曹锡宝竟无指实，不过摭拾浮博建白之名，亦难以无稽之谈，处人罪之理。况曹锡宝与和珅之家人何能熟识，伊于何处得知详细，亦应详问实在，方成信谳。”乾隆帝以咄咄逼人的口气，叫曹锡宝把刘全的问题“逐条指实”。他不是支持御史行使监察职能，而是庇护刘全。他认为，曹锡宝弹劾刘全是由于曹锡宝或其亲友因挟带行李、货物被刘全苛以重税；或曹要求免税而未得到满足，因此心怀不满，所以才弹劾刘全。乾隆帝甚至还怀疑这是曹锡宝受纪昀的挑唆和指使所为，因“上年海升殴死伊妻吴雅氏一案，和珅前往验出其伤，心怀仇恨，嗾令曹锡宝参奏以为报复之计……”。乾隆帝怀疑曹锡宝的最终目的是要搞垮和珅，“故以家人为由，隐约其词，旁敲侧击，以为将一波及地步”。因此，他决定要教训一下曹锡宝。
曹锡宝在明处，和珅在暗处，“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经过和珅的幕后操纵，刘全方转危为安，却把曹锡宝推向了十分危险的境地。
乾隆帝表面上要将刘全一案查个水落石出，而实际上是使曹锡宝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他命令“著将原折发交留京王大臣，除伍弥泰系和珅至亲应行回避外，著添派绵恩及都察院堂官佥派后严行访察。如刘全果有借端撞骗情事，即据实参奏从严办理，不可因和珅稍存回护也”。于是留京王大臣、署步军统领定郡王绵恩、都察院堂官大学士梁国治、董诰等人偕曹锡宝一起至刘全家查验、审视，因为刘全家早已按和珅指示，把一切谕制的物件拆毁、隐匿起来，处理得十分妥当，不露丝毫马脚，故查验结果一无所获。以绵恩为首的留京王大臣们得出的结论是刘全没什么大问题。这时刘全也理直气壮地说：“我从不敢招摇滋事，交接官员。即所谓房屋宽敞、器具完美，容或有之，亦非可挟以外出之物。我与曹锡宝御史名姓素未闻知，彼又何从进宅目睹？”曹锡宝在这种上下威逼之下，处境十分尴尬，因“不能指出实据”，只好承认自己是道听途说，贸然行事。他说：“我与和珅家人刘全向来不认识，即伊在崇文门管理税务，我亦并不知道。”他还说：“我见和珅家人刘全房屋整齐，恐有借主人名目招摇撞骗之事。又伏读谕旨，以大臣中受家人之累者不少，仰体皇上保全臣下之意，原要和珅先行约束，杜渐防微，庶将来不致受家人之累。至我皇上用人行政一秉大公至正，凡杜渐防微之处，无事不周，实无可以仰稗高深。再全儿并无劣迹可以指实，我实现浅少，见其所住房屋整齐，未免过分，所以具奏嗣奉。谕旨派员带同亲往各大臣家人住居阅看，始知家人住房五六十间者系常有之事，是以蒙皇上垂询时，即面奏全儿没有十分不是之语。总是我冒昧糊涂，措词失当，咎无可逭。”乾隆帝认为，“杜渐防微”一词亦不得当，命令军机大臣、大学士梁国治复审，结果还是什么也没查出来。在这种强力的压迫下，曹锡宝又不得不承认言语失当，请求治罪。
不仅如此，对于曹锡宝来说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和珅的手段向来是心狠手辣，斩草须除根。虽然他不能亲自动手，但可以左右皇帝，借刀杀人。
当年六月二十三日，乾隆帝把曹锡宝召到热河避暑山庄，当面狠狠申斥了他。严厉指出，曹锡宝参劾刘全，其实本意欲参劾和珅，使的是旁敲侧击战术。或者是受人指使，公报私仇；或者是因刘全向其索要关税较重，而心怀怨恨，总之全不出于公心，而是图谋报复。接着他又说：我不能因“一虚言而欲治和珅，更非欲为和珅开脱”。他在一份手诏中说得更为明确：“平时用人行政，不肯存逆诈亿不信之见。若委用臣工不能推诚布公，而猜疑防范，据一时无根之谈，遽人人以罪，使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断无此政体。”这样，曹锡宝不但没有触动刘全、和珅一根毫毛，反而惹下大祸。最后乾隆帝裁决：“锡宝未察虚实，以书生拘迂之见，珪为正言陈奏。姑宽其罚，革职留任。”就这样，一个诤诤之臣，秉公执法的御史，在和珅不可一世之时，“举朝无一人敢于纠劾，而锡宝独能抗辞执奏”。最后却落个“革职留任”的处分。此后他一直闷闷不乐，心情忧郁，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含冤而死。
在和珅当政时，很少有人敢公开弹劾他，曹锡宝敢公开劾奏和珅大管家刘全已实属勇敢之举。这正如嘉庆帝的老师朱珪在给曹锡宝撰写的墓志铭中所言：此时“和（坤）当政已十余年，中外无一人敢投鼠者，闻公（指曹）此举，皆咋舌，噤不能吐气。一二有心人，仰屋窃叹而已。亦未敢言公贤”。
7．网络做大，呼风唤雨
坤想在官场上立得长久，不仅要懂得“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靠众人的智慧而完成”，还必须广结同僚，网络做大。身在官场，就必须结交各种各样的关系。和珅所交的关系网，既密且固，行行皆有，路路皆通。他用其庞大的关系网来保证两点：一、进可以大规模按自己的意志施政；二、退可以用来自保其身。这样的为官之道，颇有些战国时代合纵连横的味道。
人是社会中的人，一旦结成凝固的利益关系，就会痛痒相关，荣辱与共了。俗话讲：没有永久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
和珅网络同党的办法非常多。和珅对待他的亲友和愿意投靠他的人，百般照顾，大开方便之门。如吴省钦、吴省兰兄弟二人，在和珅少年时曾为和珅老师，后来和珅成为军机大臣、大学士，二吴又“藉其援引，反屈身拜门下”，称和珅为老师。他们靠和珅提拔主管“九典试事，门墙桃李几遍天”。
和珅由于经常主持会试和殿试，所以他也特别熟悉乾隆帝喜欢出什么试题，往往是一押便准。据说在顺天府举行乡试时，一般都由乾隆亲自命题，有一次，他首先让内阁先呈进四书一部等出完题再发还。“乾隆乙酉科乡试，内监捧四书发还到内阁时，砷探问帝命题时情状。内监言：‘上手披《论语》第一本将尽矣，始欣然微笑振笔直书云云。’坤沉思良久，遂知为乞醯一章。盖乞醯二字中嵌乙酉字在内也。乃密通信于其门生，倩人预构坤者甚重”。这个传说未必真实，因为乾隆年间的“乙酉”年为乾隆三十年（1765年），这时和珅才十五岁，还没发迹，更不可能人阁。而下一个乙酉年是道光五年（1825年），根本不可能了。如果把“乙酉”改成“己酉”还差不多，因“己酉”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这时他已是军机大臣、大学士了，已有资格人内阁打听太监事情了。但不管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它确实反映了和珅机敏，十分了解乾隆帝的脾气和习性，因此他经常能猜到皇上考试喜欢出什么样的试题。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和珅确实操纵了一部分教育和考试的大权，这样在诠选官吏时便于他使手脚。如他凭藉担任殿试读卷官的机会，任意对试卷进行涂改，以此来掌握应试者的命运。对于试卷中难认的字句，他往往判别人写错了，而责怪人家。这样就造成了乾隆晚期举朝官吏“几出和门”的局面。
和珅贪污网的形成，是与其共同的利益分不开的。可以说，利益是维持他们关系的纽带。
乾隆中期以后，贪污行贿之风已相当普遍，差不多成了公开或半公开的事情。因为皇上需要的钱物，多来自和珅，和珅又转向各省督、抚、藩、臬等伸手索取，督、抚、藩、臬又摊派给道、府、州、县，道、府、州、县则取之于百姓，这样层层加码，使百姓的负担要比原来增加数倍。而且此间揭发出来的贪污案，或直接，或间接多与和珅有联系，可以说和王申就是其总根子。这正如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所指出的，和珅当政期间，“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如蚕食，渐至鲸吞，……一时不能猝办，率由番库代支，州县徐刮民财归款”。而乾隆帝就是和珅的后台，他的许多做法，实际上是自觉不自觉地支持了和王申的贪纵。乾隆不仅是向和珅要钱，还经常把大量钱财交给和壬申，有的是叫他赏别人，有的则不知所用，实际上是给了他贪污的机会。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六，乾隆帝就把张家口地方所得税课余“著交和珅三万两，其余银三千二百八十二两七钱九分五百厘五毫赏给那郎阿”。同年二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又把所得羡余银3600两交给了和珅。仅短短二个月中，乾隆帝就把三万三四千两银子交给了和珅，虽然不知这笔银子的具体用项，但是从上谕的前后文来看，好像也是乾隆帝赏给和珅，或放在和珅那里让他随便支配的，这样就给和珅贪污营私提供了好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