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八年（1803年）六月，清军将领额勒登保驻开县，督二十路清军，大规模“搜剿”老林。七月，宣布“彻底肃清”，并大量裁减乡勇。清政府又采取了收买、分化起义军的诡计。嘉庆九年（1804年）八月，起义军内叛徒赵洪周杀死其领袖苟文润投降清军。九月，起义军领袖苟朝九在南郑被俘就义。十一月，除个别小股起义军外，其他全部遭到了清军的残酷镇压。直到嘉庆十年（1805年）五月，起义军最后一个首领王世贵壮烈牺牲，标志着这次“白莲教”大起义最终失败了。
乾隆皇帝也不失为一代明君，只因晚年好大喜功，力不从心，再加上以和珅为首的贪官巧立名目，压榨百姓，贪污之风蔓延开来，致使朝廷腐败，百姓遭殃，官逼民反，然而战乱更给和珅创造了混水摸鱼的绝好机会，弃国危民难于不顾，贪污之行变本加厉，可见其私欲已膨胀到令人发指的地步，这同时给清朝皇室的衰落起了一个催化作用。
9．顺者渐多，官位渐固
和珅虽然喜好读书，诗词歌赋背通，但也称不上文采超人，满腹经纶，但他倚仗乾隆的宠爱有加插手于文化事务，曾参与了多处书籍的编纂，以官职之便，公报私仇，迫害了一大批有志之士。
乾隆帝在世时，一再标榜自己的“文治武功”，尤其是对他在文化领域所取得成就更沾沾自喜。乾隆帝在文化方面确实有特殊的爱好。他不但喜欢书画碑帖、文物珍宝的收藏，而且在整理、编纂各种书籍上也雄心勃勃。他不仅要超过其祖父康熙帝编纂《古今图书集成》的大业，而且要取得超越古今历代帝王编修大书的“功德”。他确实有要在中国文化领域做出点建树的信念，想模仿并超越宋代编修《太平广记》、《太平御资》、《文苑英华》，明代编修《永乐大典》及其祖父康熙帝编《古今图书集成》的作法，编纂一部《四库全书》，以博稽古文之美称。
《四库全书》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官书，它所收集的图书除皇家内府藏书外，并采进、征集了各省民间的大量藏书，全书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起编，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初步完成，共计10年。收著录书总计3470种，79016卷，36078册。这在世界上可说是屈指可数的。
《四库全书》开馆时，由大学士于敏中任总裁。此书最早曾得到著名学者朱筠的支持和赞助，但朱筠并没有全力支持于敏中，因为二人矛盾很大。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底，于敏中病故，一度由大学士英廉接任总裁，但时间不太长。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十月，和珅受命担任正总裁。据清史档案记载：“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和珅著充四库馆正总裁。钦此。”
和珅出身于文生员，从小就喜爱文墨，对诗词歌赋都略有涉猎，又加之多年伴随乾隆帝左右，耳濡目染，颇受熏陶。因此，他掌管文化教育方面事务，并不是外行。他生性刻薄，对别人的文笔、著述往往百般挑剔，因此在文化界并不受人们欢迎。据清人笔记所载：“乾隆间故相和珅屡奉派文字之役，在高宗意不过欲其追从儒臣练习文采耳。而坤忮刻特甚，凡得卷非其属意者，先视其笔误斡补处抉去之。其无笔误则妄摘瑕庇，以指甲深画之。南巡召试，数与梁文定、朱文正、董文恭请公同阅试卷，或取或舍，坤辄专决，其谬妄可想，其气焰亦可想。”又，在和珅当国之时，著名学者孙星衍（字伯渊），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考中进士，任编修。但此人性“耿介自持，不随流俗”，素不喜倾倒权贵。当时许多“英俊之土，多屈收和门”，但孙星衍却从不与和珅往来，因此，和珅素衔恨星衍，有机会就陷害他。有一次，孙星衍散馆试《厉志赋》，用《史记·鲁世家》中“匑匑如畏然”等章句。和珅看到后，不认识该字，反倒认为孙星衍写了错别字，严加指责，并把星衍“抑置二等，以部员（部主事）改用”。此时和珅正兼管翰林院，他曾几次邀请孙星衍面谈，但均被孙拒绝，并说：“天子命何官不可为，某男子不受人惠也，卒不往。”和珅对此非常生气，借此机把孙降为刑部直隶司主事。此事与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的和珅为刻石经事对彭元瑞的打击、陷害等事联系在一起，就可以看出和珅在管理文化事务中也是独断专行，气量狭小，不能容人的霸道作风。
按着清朝制度规定，大学士照例要担当编纂各种官书的总裁官，该职并不是挂名的虚衔，而是要负实际责任，也就是说有职有权。论学问，和珅比起他同时代的几位大学士，一般说来是略逊一筹，但由于他聪慧机灵、谋略多端并狡诈善变，干起来也还得心应手。同时他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干”，倒也实心实意地去做。
和珅一生除了充当《四库全书》正总裁外，还充任过许多官书的总裁。如《开国方略》总裁、国史馆正总裁、清字经馆总裁、《日下旧闻考》总裁、清《三通》正总裁、《热河志》正总裁、《石经》正总裁和《大清一统志》正总裁等。他在任编纂这些官书正总裁和总裁时，经常翻阅书稿，并组织亲信查找书稿的讹舛之处、错别字和编撰不当的地方，然后呈给乾隆帝阅看，借机打击不愿与他合作或他所衔恨的编撰者。如为了编修《四库全书》，纪昀（晓岚）、陆赐熊等曾多次受到斥责、降级或赔款，而陆费墀等人几乎被弄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由此可见和珅在主编官书中挑剔、倾轧、陷害之一斑。
和珅除了负责编纂官书外，还控制了国家教育、考试以及皇家子弟教育的大权。他先后担任过教习庶吉士、经筵讲官、翰林院掌院学土、日讲起居注官和殿试读卷官及兼任廷试武举发策等职务。他利用这些职务控制了一部分官吏诠选和升迁，从而把他的亲友、党羽安放在国家要害部门，排斥、打击他的仇家和他看不上眼的人。他经常以个人的好恶随意进退科名。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山西举人薛载熙在京考进士，复试时被和珅除名。此人就其学问而论，尚属可以中取，试卷“文理尚无大疵，惟诗粗率，奏请停科”。但乾隆帝认为，可以“加恩宽免”，和珅在决定薛载熙是否可以参加复试的讨论时，“以薛载熙复试与中卷不符，难保无代倩情弊，请追革在案”。薛载熙就被赶回了山西。事后连嘉庆皇帝也认为：“薛载熙斥革本非皇考之意，和珅办理此事，实属从刻。”嘉庆六年（1801年），薛载熙在北京郊区拦驾哭诉冤枉，嘉庆帝“命试以诗”，考试结果是“诗句较前稍胜，著加恩赏还举人”。此案总算得到了平反。
乾隆六十年（1795年），窦光鼐以左都御史任会试主考官，在京师主持会试。当时虽然也有两位副考官参与其事，但由于他们资望较浅，一切都听从窦光鼐的意见。发榜之时，人们都不禁惊奇起来，因为此次会试第一名王以铻与第二名王以衔是同胞兄弟，实为一大怪事。因和珅素与窦光鼐不睦，他便跑到乾隆帝面前，说窦长期在浙江为官，而这二王又是浙江人，断定窦一定在考试中搞了名堂，才会有这样的结果。乾隆帝刚听到这一消息时，也不禁怀疑起来，决定派大臣复试。重派的这位主考官就是纪晓岚。和珅本来要借这次考试“兴大狱以倾窦，复试日使卫立环列讥察之，无所得”。最后竟以王以锫中试之卷“疵累甚多”，而罚他停科。王以衔参加了复试，当考试完毕后，考官们向乾隆帝呈进了殿试卷10本，名次均已定好，拆视弥封，第一名正是王以衔。乾隆帝感到很惊奇，便问和珅这是谁取的，纪晓岚回答是他取的。这时，“和珅与诸大臣瞠目相视，因奏日：‘此次阅卷诸臣，皆秉公认真，亦无私弊，如有失当，何妨易置。”’乾隆帝也不得不承认，他说：“若此则彼之兄弟联名，或出偶然，科第高下，殆有命焉，非人意所能测也，何必易置。且既拆弥封而再易置，则转不公矣。”这样窦光鼐和其他主考官才免除了开缺或“交部议处”的厄运。“胪唱之日，舆论翕然，盖以二王素着才名也”。
又如，沈祥年的祖父本来在丁未（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科春闱中，已列入殿试前十名。和珅也想拉拢他，便让人叫他到家中叙谈，但沈终不前往，惹恼了和珅，一气之下，“抑置归班”，取消了沈的殿试名次。
与以上事例相反，和珅对待他的亲友和愿意投靠他的人，百般照顾，大开方便之门。如吴省钦、吴省兰兄弟二人，在和珅少年时曾为和珅老师，后来和珅成为军机大臣、大学士，二吴又“藉其援引，反屈身拜门下”，称和珅为老师。他们靠和珅提拔主管“九典试事，门墙桃李几遍天”。
由此可见，和珅为了巩固自己，插手文界是别有用心，他倡导“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遏制迫害忠贤之臣，想方设法让对方身败名裂，而对于那些奉承阿谀之人却大开方便之门，一是可以有金钱入账中饱私囊，二是又多了一批“忠心耿耿”的得意弟子，如此以来，朝廷之中文武百官“顺者”渐多，“逆者”逐渐减少，这使和珅在朝中与乾隆心中的地位得以更加稳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