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礼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绅士职责时指出，绅士作为一个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承担了若干社会职责。他们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组织团练和征税等许多事务。他们所承担的这些事务，许多对政府是有用的。
有时绅士受命于官府而办事，或协助官府办事。有时官吏们倡议某些事，由绅士去干，并且让绅士放手去推行。还有的时候绅士倡议做某些事，然后由官府批准，往往还得到官府经费上或其他方面的实际支持。绅士护卫传统的纲常伦纪，在思想上与国家倡导的伦理道德保持一致。作为地方领袖，他们与政府结成联盟，也担任官员与当地百姓之间的中介。在正常情况下，政府和绅士的主要利益是一致的，并且为保持社会轮子的运转和维持现状，他们相互合作。
的确，绅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的最大功能就是在政府和百姓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他们穿梭于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把国家和地方社会融合在一起。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绅士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曾经为官或现在仍然担任了某种官职的群体，其影响力远不止于他们所处的地方，他们在各个阶层都有一定的关系网络和影响力，这对于加强各阶层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增强各阶层之间的融合，直到社会整合都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而且，由于接受了制度内的教育，他们普遍把统治者倡导的伦理纲常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这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国家的道德要求与地方社会的礼治秩序结合在一起，很好地实践着国家权力与地方治理的融合。
（二）国家权力与地方治理之间的分离
在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结构中，国家权力与地方治理之间除了具有相互融合的一面外，也存在着事实上的分离，二者之间表现为诸多的不一致性，这大概是学者们对传统社会地方治理颇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首先，这种分离表现在国家所倡导的行为话语与地方社会行为话语的分离。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的讨论并不多见，而笔者认为它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有必要作深入的探讨。只要细心体察一下便不难发现，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所倡导的行为话语与地方社会行为话语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性，而产生这种不一致性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的内在结构。
如果对中国文化的内在结构做一个模型的话，它恰似一棵年深月久的古树，这棵树由三个部分组成，上面是婆娑茂密的树叶，中间是粗大的树干，下面是盘根错节的树根。其中，上面的树叶就是在长久的历史长河里逐渐形成的中国官场文化，它没有太多的行之于文的规则在市井之间流行，但你只要步入官场，就会渐渐发现这一套游戏规则的存在。从古至今，官僚们就是按这部分文化所规定的游戏规则行为的。这种行为规则通常是在长期的官场生涯中习得的，和官员们在正规场合的话语几乎完全不一样，真正对官员们的行为有着很强约束力的正是这些不见之于文的潜在规则，而不是那些所谓的“官语”。中间部分是国家所倡导和追求的主导价值观和话语体系，这部分话语一直以来是社会教育和宣传的主要内容。比如中国传统社会所极力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价值观和话语就属于这个部分，它像一棵粗大树木的主干，处于树的显赫位置，常常是人们最容易关注到的地方。然而，人们经常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它恰恰是人们日常行为中很难做到或根本不需要做到的，它事实上成为一种很形式化的东西。而树下面盘根错节的根则恰似中国地方社会的文化，是普通百姓日常话语和游戏规则之所在。每一个普通百姓即使从不进入学校读书学习，也能在日常生活中习得这部分文化规则并在生活中运用得得心应手。这些复杂的根系脉络虽然深埋在地下，好像看不到也摸不着，但其实它们才是支配人们日常行为的真正规则。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所倡导的那一套行为话语与地方社会的行为话语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分离的，普通百姓的行为规则更多地受他们经验世界的潜规则支配，官方的行为话语系统对他们影响不大，也没有多大约束力。在这样一种文化结构中，国家权力要想深入地方社会，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困难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某种地方势力作为自己治理地方社会的代表，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国家权力难以到达，地方社会的治理又必不可少，这是不是中国传统社会以家族、宗族和绅士为代表的地方治理非常发达而成熟的原因呢？
其次，这种分离还表现为绅士阶层与国家之间某种程度的分离。虽然绅士阶层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与国家之间存在某种功能上的耦合，但二者之间的分离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绅士“在政府官员面前，他们代表了本地的利益”。由于绅士总体上是地方利益的代言人，而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总是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所以，绅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绅权与国家权力之间产生冲突就在所难免。这时，作为地方利益代言人的绅士，常常去说服政府接受他们的看法。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利用自己对官府的影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地方官吏，有时甚至凭借其地方领袖的地位对官府施加压力，以此维护地方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不触动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官府也只能默认或勉强宽容。
当然，这种冲突、反对乃至抵制官府的行为，是以不对中央政府造成严重威胁为前提的。换句话说，地方绅士与国家权力之间尽管存在着冲突或不一致性，但仍然是制度内的冲突，二者的分离是以二者的融合为前提条件的。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结构就是这样一种国家权力与地方治理并存的二元结构，二者之间既有融合，也有分离；有时相互冲突对立，有时相互支持。当一种权力结构出现危机时，另一种权力结构却安然无恙。所以，尽管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朝代更替，但地方社会治理结构却几乎不受这些冲击的影响，以自己独有的生命力和实用价值而被延续下来。这种治理结构非常有利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与延续。因为历次大的政治动荡摧垮的不过是某个皇权统治和国家权力，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连同地方秩序一同摧毁。当一个新的政权诞生的时候，地方社会凭借其内在的结构性力量很快就恢复了往日的秩序，中国传统社会就这样周而复始地运行了两千余年！
§§§第二节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秩序
在中国传统社会两千余年的历史中，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农业文明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秩序的主线。直到18世纪，“整个中国经济几乎全部都是农业部门，其他部门或是需要农业提供原材料，或是处于为农业部门服务的附属地位。手工业大多是一些棉花、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加工工业，商业则主要是进行食品和衣着的市场分配。只有那些在整个经济中占比重极小的部门，例如矿冶业、建筑业与政府服务部门才不需要依赖农业提供原料”。由此不难看出，以家庭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确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
不过，在强调中国传统社会农业经济自给自足性质的同时，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传统农业经济其他方面的内容。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经济在满足农民自己消费的同时，由于生活需要或少量剩余产品的存在，还发展了一定程度的集市贸易。有的地方集市贸易甚至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及其形成原因
在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史上，家庭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着中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农民们在自己的土地或从地主那里租来的土地上进行简单再生产，生产的大部分产品都是用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农闲时从事简单的家庭手工业生产，用于满足自己生活中的日常需要。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历史上封建时代最典型的经济形式，已被大家普遍认同，在此不做更为详细的探讨。
但是，对于中国传统社会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形成原因，学术界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有待于做进一步的探讨。笔者认为，在分析这种经济形式的形成原因时，至少有三个因素是必须考虑的，即封建土地所有权制度、血缘为基础的家庭结构、相对密集的人口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人地矛盾。
（一）土地所有权制度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与中国传统社会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相适应，土地上实行的是国家土地所有权制度，国家至少在形式上拥有对土地的所有权。而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最终又归结为国君一人所有，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此，土地属于以国君为象征代表的国家所有，是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土地制度的总特征。在这种土地所有权思想主导下，“传统中国社会形成了这样的土地产权结构：国君拥有法权规定的最高土地所有权。为了调节统治阶层内部的利益关系，国君将土地向下分封，从而出现了对各级贵族按照等级（公、侯、伯、子、男）和军功授予土地，即‘封邑’。这样，从表面上看起来，国君拥有的是所有权，或者称之为终极支配权，受封的贵族官吏拥有的是占有权，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拥有使用权”。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社会事实上存在着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
当然，中国传统社会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有一种逐渐复杂化的过程。国君虽然是名义上的土地所有者，但随着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化制度的确立，作为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主体——地主阶级成了事实上的土地所有者。
由于土地私有化制度的确立，地主们开始把拥有土地看成是一种最为重要的家业，他们凭借自身的优势，大量地兼并占有土地，租给农民耕种并收取地租。为了将农民附着在土地上，以便稳固地获取租金，国家将国有土地授予无地、少地的农民长期占有和使用，于是还产生了农民实际上的小土地占有。
这样，中国传统社会土地所有权关系中，存在一个自上而下的层级关系，即国家———地主——农民。需要说明的是，三者之间存在一种严重的不平等契约关系。在整个土地产权形成、演变过程中，国家作为界定和实施产权的唯一合法单位使得它在这种关系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农民处于极度不利的地位，只能被动地接受国家决定的契约安排。
可以这样说，正是这种不平等的契约关系，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本走向。
由于国家和国家利益代表的地主阶层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农民只能依靠少量的土地或租种地主的土地来维持生存。在这种土地制度下，农民的生活状况是可想而知的。一方面是缺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另一方面是辛苦劳动成果大部分被用来缴纳地租。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们的收成最多只能用来解决温饱问题，自然不可能有过多的积累来发展其他的事业。“在大多数前资本主义的农业社会里，对食物短缺的恐惧，产生了‘生存伦理’……糟糕的收成不仅意味着食物短缺；而且，为了吃饭而付出的代价可能是严重依赖他人的羞辱感，或者是变卖土地耕畜而减少来年收获足够食物的机会。农民家庭的问题，说白了，就是要生产足够的大米以养家糊口，要买一些盐、布等必需品，还要满足外部人的不可减少的索取。”
可见，在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下，缺少土地而经常受到生存威胁的农民是不可能冒着风险去从事其他或许能够为他带来相对丰厚利润的事业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他们唯一的理性选择。
（二）家庭——自然经济的基本构成单位
与现代工业文明不同，传统农业文明对自然条件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如果大自然格外恩赐，风调雨顺，不发生天灾人祸，农业生产才有好的收成。
一旦遇到天灾人祸而欠收，农民便只能忍饥挨饿，生存即刻受到威胁。对于这种以谋求生存为最高目标的传统农业经济，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曾做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以生存为目的的农民家庭经济活动的特点在于：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农民家庭不仅是个生产单位，而且是个消费单位。
根据家庭规模，它一开始就或多或少地有某种不可缩减的生存消费的需要；
为了作为一个单位存在下去，它就必须满足这一需要。以稳定可靠的方式满足最低限度的人的需要，是农民综合考虑种子、技术、耕作时间、轮作制等项选择的主要标准”。斯科特的研究虽然主要是以东南亚农民的生活为背景材料的，但也基本概括了世界各国传统农业经济的基本特征。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农民要解决生存问题，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与生存直接相关的吃饭和穿衣问题。而这两个基本生活问题是靠着一家一户的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来满足的。在传统社会的农民家庭里，通常男人主管田间事务，女人操持纺织针线，一方解决吃饭问题，另一方解决穿衣问题。中国古代民间社会广为流传的“男耕女织”的说法描述的就是农耕社会的典型图景。
当然，这种建立在没有社会分工基础上的农业经济效益是极其低下的。
为了在效益低下的生产方式下能够生存下来，普通家庭的男男女女都要参加生产劳动，否则就要受到生存风险的威胁。所谓“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汉书·食货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这样一种生产方式之下，广大农民的消费水平自然也只能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这种男耕女织的生产和经营方式只能满足农民最基本的吃饭和穿衣需要，而不能满足农民哪怕是稍高一点的享受需求，农民的消费水平一直停留在解决基本生活需要的水平上。总之，以家庭为基本构成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充其量只能达到解决农民温饱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