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调查访谈员为南京财经大学社会工作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经过专门训练的学生。调查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目的在于调查我国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社会交往、休闲与社会认同状况；第二部分主要目的在于了解我国城市中产阶层的文化传播媒介、阅读与文化品位、成就动机与教育、政治参与情况。除去电话空号、无人接听、拒访等因素所造成的情况外，第一部分共获得有效问卷1519份，第二部分调查获得有效问卷1509份。这两个调查样本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两个大体相当的复本。现以其中第二部分的调查为依据分析目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构成、规模及分布状况。
在1519人的总样本中，五大城市的调查对象数量均控制在各300人左右，分别是：北京，301人，占总样本的19.8％；上海，302人，占19.9%；
广州，302人，占19.9%；武汉，305人，占20.1%；南京，309人，占20.3%。从以上数据所显示的基本情况来看，调查样本在各种人口特征上的分布基本合理。在总样本中，其中男性727人，占总数的47.9%；女性792人，占总数的52.1%，性别比例分布基本合理。其他指标如职业、教育程度等分析也基本呈正态分布。
一、五大城市中产阶层分布情况
由于不同城市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加之目前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区域不平衡性，目前我国城市中产阶层的分布应该呈现出同样的不平衡性，这点已经有相关学者在研究中指出，但这种研究缺乏相应的经验支持。
研究的结果证实了中产阶层在五大城市分布的状况及其差别。从几个不同的指标看，城市中产阶层的分布呈现显著的差异。就所选择的城市而言，以不同指标所界定的中产阶层以及在严格的职业、收入、教育三者合一的标准下所界定的中产阶层都不尽相同。这说明，采用的标准不同，中产阶层的数量、规模也各不相同。因此，在试图说明目前中国中产阶层存在的具体状况时，必须以一定的界定标准与前提条件作为根据，否则就难以获得统一的认识。
（一）五城市中产阶层群体总体情况
对于目前中国是否出现了中产阶层这一社会中间层，其规模如何，目前的研究结果不尽相同。具体涉及中产阶层的实证调查主要是社科院的一次全国性调查。其结果表明，中国目前的中产阶层大约有8000万人左右，占总人口的15％左右。洪大用等人用社会经济地位量表（职业、收入、教育）对北京市的社会阶层结构调查得出的结果如下：上层占2%，中上层占16%，中层占36%，中下层为31.9%，而下层为14.1%。
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9月份公布的《首次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调查总报告》显示，截至当年6月底，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户均总值已达22.83万元，其中有48.5%的被调查户家庭财产在15万元～30万元之间。如果以后者为“中产阶层”收入标准的话，中国的中产阶层人数大约超过2亿，占全社会人口的18%左右。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春玲在研究中分别就职业、收入、消费、认同四个方面对中产阶层进行了分析。她认为，在符合中产阶层标准的情况中：职业中产的比例为15.9%，包括党政官员、企业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收入中产的比例为24.6%，“从生活在当地社区的人的眼光来看，收入状况在当地的平均收入水平之上的人，是经济条件较好的人，能够维持较体面的生活，这些人可以算是收入中产”；消费中产的比例为35%，是以家用电器和耐用品的消费状况来作为衡量标准；自我认同中产的比例为46.8%。如果以四个指标共同界定中产阶层，即某一个人既是职业中产（白领职业），又是收入中产（收入水平在中等以上），同时也是消费中产和主观认同中产（家庭消费达到小康并认为自己处于中等或更高的社会地位），才被归类为中产阶层，那么中产阶层的比例大大下降，仅为4.1%。也就是说，在当前中国适龄社会人口中，只有4.1%的人符合通常意义上的现代中产阶层的标准，如果加上老中产阶层（收入在中等以上水平、家庭消费达到小康并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处于中等或以上的个体工商户），那么中产阶层的比例达到7%。
从调查来看，就不同指标而言，在所调查的五大城市中，我国城市中产阶层在不同程度上已经开始初现，在特定区域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就整体而言，在不同指标上，中产阶层已经占据了城市居民的相当比例。职业中产占调查样本的22.6%，收入中产占23.9%，消费中产占14.5%，认同中产为59.6%，教育中产为53.1%。即使以常用的、较为严格的职业、教育、收入三个综合指标而言，中产阶层也已经占到11.8%。这些指标间的数据差异可能是由于目前城市居民在这些指标上的情况还不统一的缘故（详见表7－1）。这个结果与本研究同期进行的另一调查样本结果相近，因此可以肯定，这些数据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这一结果与洪大用的北京调查的不同在于划分指标及具体标准的确定上，而与李春玲研究的差别则是由于样本所选取的地区不同导致的。就此，可以看出，目前我国中产阶层的数量与规模估计上应该非常谨慎，以一定的较为同质性的具体时空为依据，而不能盲目推论。
2．五大城市中产阶层的分布及其差异
除去在研究中采用的职业、教育、收入的综合标准外，研究还采用了一些相关的单一指标来统计中产阶层比例情况。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单一指标只是为了考察我国城市中产阶层的具体情况以及差异时采用，并不表明这些指标都可以独立用作中产阶层的界定标准。调查发现，中产阶层在五个城市的分布存在一定的差异。
调查中所涉及的职业类别分别是：（1）党政机关公务员；（2）事业单位管理与专业技术人员；（3）经理人员；（4）私营企业主；（5）企业管理技术人员；（6）个体工商户；（7）企业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8）下岗失业人员；（9）学生；（10）农林牧渔劳动者。我们将（1）、（2）、（3）、（4）、（5）五类职业者作为职业中产阶层，其他职业视为非中产阶层。从以职业作为单一标准的划分来看，北京、上海明显要高于其他几个城市，广州的职业中产阶层最低。广州职业中产较其他城市低的原因可能有：第一，由于具体情况，广州的职业分布上与其他城市不同，一些传统的中产职业如事业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可能少于其他城市，这是由于市场经济本身的作用使得计划内的单位、职业相对要少，而企业工人、商业服务人员可能相对多些。
第二，这种调查中常用的职业分类对于广州来说可能有些不太适用。第三，与其他四个城市比，广州的高等教育相对要弱一些，这可能也是其职业中产较少的原因。第四，样本抽样的误差也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从统计分析来看，五大城市间的职业中产阶层分布呈显著差异（N＝594，df=4，P＝0.0000）。除广州外，差异与各个城市的基本情况相符合，即职业中产向大城市与经济发达城市集聚。
调查中的收入层次分为：（1）1500元以下；（2）1501~2999元；（3）3000~4999元；（4）5000~6999元；（5）7000~9999元；（6）10000~14999元；（7）15000元以上。我们将个人月收入3000元以上、家庭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核心家庭界定为收入中产阶层，个人月收入超出3000元作为中产阶层的底线。
在五个城市中，上海的收入中产人数最多，占27.7%，其次为北京与广州，武汉最低，只有9.3%。收入方面的分布基本上与各个城市的经济水平相应。从统计分析的结果来看，五大城市间的收入中产阶层分布呈显著差异（N＝332，df=4，P＝0.0000）。这种差异基本上与各个城市经济发展的相一致，即上海、北京与广州基本持平并高于南京、武汉，而南京则明显高于武汉。
调查中的消费水平层次分别为：（1）1500元以下；（2）1500~2999元；
（3）3000~4999元；（4）5000~6999元；（5）7000~9999元；（6）10000~14999元；（7）15000元以上。我们将个人月消费1500元以上、家庭月消费3000元以上者界定为中产阶层。
消费中产上海最多，占其中的32.0%，其次为广州，占其中的25.5%，其余依次是北京、南京、武汉。可以看出，消费中产的分布与收入中产的分布有一些出入，这可能是由于城市的具体特点造成的。从统计的结果来看，消费中产阶层在五个城市的分布也表现出显著的差异（N＝247，df=4，P＝0.0000）。上海、广州两城市消费中产的比例较大，可能与这两个城市居民的消费习惯有关，而南京、武汉稍低，则可能是由于其经济基础稍低造成的。
鉴于中产阶层一词具有很大的歧义性与模糊性，一般人可能会对它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在确定主观认同时，这一研究没有使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测定中产阶层的常用方法，即使否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调查中有一个问题，是让人们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进行高低等级上的评价，分为5个等级的选择：上、中上、中中、中下、下。由于自我认同为“上”的人数很少，我们将自我评价为“中中、中上、上”的人界定为认同中产，而评价为中下、下的人定为非中产。从统计的结果来看，认同中产阶层在五个城市的分布也表现出显著的差异（N＝655，df=4，P＝0.0000）。认同中产中北京最高，远远高于认同相近的其他四个城市，这可能与北京市民相比较而言的心理优势有关。
这里的住房标准只是一个相对的标准，在我们所调查的五城市中，拥有80平方以上的住房是家庭资产的一个重要方面。不管住房如何购得，这对于城市居民来说都是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部分。
当然，这里只是基于反映住房差异时的一个指标，对于中产阶层的界定来说，一般情况下，住房是一个必要指标，但一般并不将其计入划分指标。
在界定中产阶层时，教育的标准常常也会因具体情况发生变化。如韩国社会发展研究院在20世纪90年代时界定的中产阶层增长率标准为具有高中文化水平，而美国有时界定的教育标准为接受过研究生教育。对于我国现实情况而言，由于大学教育由精英不断向大众化的转变，城市居民的教育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加之人们关注的新中产阶层，所以目前来说，将接受大专以上教育作为划分中产阶层的标准在目前是比较合理的，在其他一些相关的研究中也采用的是这一标准。
对于现代的新中产阶层而言，教育无疑是他们跻身于中产阶层行列的主要途径，甚至在西方国家，教育被称为中产阶层“社会地位的提升机”，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教育无疑也是新中产阶层的一个重要标志。教育中产是以个人的学历作为操作化指标的。我们将大专学历以上的人定为教育中产，大专以下的人定为教育非中产。
在五个城市中教育中产的比率比较高，平均在53.1%。这个数据可能会比正常值高，但代表各个城市的差异情况还是可信的。教育中产最多的是北京，最少的是上海。而且在各个城市的分布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显著差异（N＝807，df=4，P＝0.0000）。对于北京、南京等城市教育中产较高容易理解一些，而上海教育中产低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抽样误差所致。
住房作为城市居民最重要的个人资产，是所有家庭财产中的代表。我们将城市住房面积在80平方以上的家庭划为住房中产，80平方以下的归入住房非中产。
可以看出，在五个城市中，住房中产的分布也呈现显著的差异（N＝731，df=4，P＝0.0000）。
以职业、教育、收入这三个区分中产阶层的常用标准，我们统计了三合一的中产阶层比例。其中上海最高，占总数的34.1％，其次为北京，占总数的24.4%。广州与南京比例相同，武汉最小，可以看出就综合指标而言，中产阶层的分布在五城市中也存在显著差异。这与各城市的具体情况是相对应的（N＝731，df=4，P＝0.0000）。
对于不同标准上的城市差异可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我国城市中产阶层的具体特点差异，但这些差异是否具有普遍性，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去验证。从不同标准上的中产阶层分布状况来看，所调查的五大城市中，中产阶层在北京、上海、广州明显多于南京、武汉，这印证了一个常识问题与假设，即目前我国城市中产阶层的分布集中在几个经济发达的地区与大城市。
当然，以此结果来推断整体仍然会存在一定的问题，但中产阶层分布存在城市与地区差异却是一个事实。这一常识问题再次表明，就整体而言，中国中产阶层正在出现或者还很微弱，但在局部地方，中产阶层已经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二、五大城市中产阶层的构成特征
为了进一步了解城市中产阶层的特征，我们对不同指标上的中产阶层在性别、年龄以及学历上的构成比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指标的中产阶层在年龄、性别、学历分布上不尽一致。男性中职业中产占51.3%，而女性中职业中产的比例为41.0%，二者的差异呈现出明显的差异（df=1，p=0.000）。
职业中产中男性占优势这一结果基本上与我国城市的具体现实情况一致。男性中有32.5%属于收入中产，而女性中收入中产所占的比例为25.4%，检验表明，二者的差异具有显著性（df=1，P＝0.008）。在消费中产上，男性中有24.1%，而女性为19.5%，虽然有一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在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上，男性有57.3%的人认同自己的社会中间地位，而女性中只有37.3%，统计表明，二者的差异具有显著性（df=1，P＝0.000）。从这四个指标的性别比例来看，五大城市的中产阶层性别比例上具有一定的差异，即目前男性不论是在职业、收入，还是在自我认同上都要优于女性。
李强认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国有企业职工、政府管理人员等可以称之为“类中产阶层”。这些类中产阶层在改革开放后参与市场比较晚，而且后来由于同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很多人失去了原有的优势。这样他们只是保留了原有的职业优势，其他方面的优势则被后起的新中产阶层如白领们所替代。因此，中产阶层的年轻化正是我们中产阶层伴随改革不断发展与变迁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