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指标的中产阶层在年龄特征分布上也有一定的不同。在职业中产上，20~29岁年龄段中职业中产所占比例为35.7%，30~39岁年龄段为57.8％，40~49岁年龄段为54.4%，50~59岁年龄段为46.7%，60岁以上年龄段为67.7%，检验表明，不同年龄段上职业中产的比例有显著差异（df=6，P＝0.000）。收入中产上，以20~29岁年龄段的人所占比例最大为39.3%，其次是30~39岁年龄段为35.8%，40~49岁年龄段为28.0%，最少的是60岁以上年龄段为10.1%，不同年龄段上的收入中产分布比例呈显著性差异（df=6，P＝0.000）。在消费中产中，20~29岁年龄段的人有28.4%，30~39岁年龄段的有27.6%，40~49岁年龄段的有22.6%，50~59岁年龄段的为15.9%，，60岁以上年龄段的为5.7%。
在认同中产指标上，19岁以下年龄段为87.5%，20~29岁年龄段为63.3%，30~39岁年龄段为64.3%，40~49岁年龄段有54.9%，50~59岁年龄段为43.3%，60岁以上年龄段的为55.4%。从这个几个指标的年龄分布特征看，目前我国城市中产阶层在不同年龄段的分布不太一致，即虽然在职业中产上，未见有明显的年轻化倾向，但从收入中产、消费中产、认同中产的数据上可以看出，新兴城市中产阶层在人口年龄分布中有明显年轻化的倾向。同时从结果还可以看出，职业中产与收入、消费、认同的不一致，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城市中产阶层存在着代际更替现象，即老的职业中产的衰减与新兴中产阶层的兴起，这一点正如李强早期的敏锐分析所指出的，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变迁的一个反映。
在不同的学历层次上，五大城市各个指标上的中产阶层分布也表现出程度不同的差异。在职业中产上，不同学历层次的分布分别为：初中以下5.9%；
高中专20.5％；大专27.6％；大学本科38.3％；硕士研究生及以上7.7%。其中大专以上占73.6%，这表明城市职业中产中大专以上学历已经占大多数，职业中产在不同学历层次分布上呈现显著差异（df=12，P=0.000）。收入中产一项上，大学本科最多，占45.3％；其次是大专占19.3%，硕士研究生以上占8.7%，三者合计占73.7%；高中专为17.3%，初中以下为9.3%。收入中产在不同学历次层的分布也呈现显著差异（df=8，P＝0.000）。消费中产上，仍然是大学本科居多，占将近1/2（49.2%），初中及以下占15.3%；大专占13.6%，高中专11.9%，硕士研究生以上占10.2%。不同学历层次上的消费中产分布呈显著性差异（df=8，P＝0.000）。在认同中产上，不同学历层次的分布分别为：大学本科35.4%；大专23.4%；高中18.3%；硕士研究生及以上11.8%；初中以下11.1%。不同学历层次的认同中产所占比例也呈现显著性差异（df=8，P＝0.000）。不同指标上的中产阶层分布反映出目前我国城市中大专以上学历者占据城市中产阶层的大多数。
五大城市不同指标的中产阶层分布基本上反映了我国城市的基本现状，即在年龄分布上男性优于女性，这是由我国特殊的原因造成的；在年龄分布上也呈现年轻化特点，即更多集中在30~50岁年龄段，虽然在职业中产、认同中产上50岁年龄段占据比例较大，但在收入与消费上他们所占比例较小，这一事实恰好反映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中产阶层形成的具体特点；在学历层次上，大专以上学历在不同指标上都占据了绝对优势，这与目前我国改革开放后公民参与改革不同阶段的情况相符，即在第二阶级由于新中产职业者进入市场或者说由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调整，以教育作为资本的新中产阶层开始进入城市中产阶层的队伍之中这一概念仍然比较陌生，因此有关这一概念的理解也各不相同。虽然在学术界这一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已经出现，但真正出现在报刊媒介上，只不过是近两三年的事。对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上存在很大的分歧，即理论上界定的与实际上自我认同的中产阶层有一定的出入，这对于调查中产阶层的认同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在国外，由于对中产阶层的理解不存在太大的障碍，因此中产阶层认同的研究中通常直接以个人是否认可自己是中产阶层作为标准。
目前在国内，一般情况下，这种认同基本上以所谓的“中层意识”来代替，即以个人的自我社会地位评价作为主观认同的标准。在要求人们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进行评价时，一般采用五分法：即上、中上、中中、中下、下，将中中、中上甚至上等地位的认同作为中产的主观认同。
作为比较，我们在本次调查中也设立了这一调查内容。城市居民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认同分别是：上0.6%；中上14％；中中43％；中下28.4%；下9.9%；说不清4.1%。
如果按照这种计算方法，大城市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应该为57%，也就是接近60%的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间地位（见表7－4）。
但如果将这一结果用为中产阶层的自我认同，其中存在的问题就再也明显不过，即这种结果充其量只能是一种“中层意识”，它与中产阶层的存在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联，即便在不同的时期采用这种方法，也可以得出相应的结果。所以说，这种“中层意识”不能等同于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只有在社会中间层与中产阶层的内涵基本一致时，这种结果才能起到类似的作用，但至少就目前而言，断言我国已经存在一个庞大的主观认同中产是有问题的，这很容易使我们与其他国家的数据进行比照，得出一些表面上的满足，但实际上却忽略了现实情况的差异。
调查表明，五大城市居民对于中产阶层应具备的资产状况的看法没有明显的一致性。回答最多的是认为这个数据“说不清”；其次，21.2%的样本认为中产阶层家庭资产应该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19.3%的样本认为中产阶层家庭资产应该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12.5%的样本认为中产阶层家庭资产应该在30万元人民币以上。由此可见，家庭资产在30万元人民币到100万元人民币是社会大众对中产阶层资产状况比较认同的一个大致范围，显然这是一个比较宽泛而且模糊的范围（见表7－5）。
从五大城市居民对于“您认为当前中国中产阶层人士中的主流人群，至少应接受什么教育”一题的回答可以看出，对于中产阶层的教育水平的看法主要集中在：大学本科49.8%；大专25.6%；高中及以下和硕士及以上较少，而认为没有限定的有15.7%。也就是说，对于中产阶层的受教育水平基本认可为大专以上教育的占将近80%。这一点与我们界定中采用的标准基本吻合。
从对于中产阶层的财产、教育等方面的认同来看，目前城市居民有关中产阶层这一概念的认识仍然分歧很大，考虑到学术界本身在这一概念方面的争议，这一点不足为奇。而且严格来讲，中产阶层这一概念也是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的产物，自然也免不了社会文化色彩的影响，因此在相关研究中进行严格的界定是很有必要的。
这种调查上发现的中产认同方面的问题在具体的调查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与形象，我们看一下在调查中符合中产标准比较典型的个案对中产的看法与认同：“我应该不是中产，因为中产应该是年薪至少10万以上，中产阶层还比较模糊，肯定要跟收入挂钩，但是也不一定，有些人比方说个体户，很有钱，并不能算中产。中产阶层按人群职业来分，自认中等，衣食无忧是肯定的，但更高的要求就达不到。我跟同学朋友比，不是太好，也不是很坏，只能说中等。衣食无忧是肯定了，但是更高消费还比较难。我也买了房，100多米。但是要我买车，我一下子还拿不出这么多钱。更高的消费也没有。”
（上海访谈个案1，某医院医生博士）“我应该不属于你们所说的中产阶层，我看过一篇文章说有个标准，资产达到多少、消费方式、行为方式，我就都不符合这个标准。因为你看，我给自己买一个80块钱以上的东西都要考虑一下。
在有的小区停车，超过半个小时就要交5块钱停车费，那我就会在半小时之前把事情办完。我就觉得交5块钱划不来。我的衣着没有任何名牌。我穿的都是工作服。没有时间，没有兴趣。我的理解，中产阶层应该个人资产是200万以上，500万以下。他愿意干什么干什么，不愿意干也可以很舒服，不像我现在还是在为生计奔波。
我有个朋友，是中国最年轻的上市公司的经理，他应该算是中产阶层。像他那样的人不要看领导的脸色，进入了一种自由王国的状态。我现在还是忙于生计，是打工性质的。”
（北京访谈个案2，某公司经理）在我们的访谈中发现，城市居民对于中产阶层的认定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个是企业主阶层或者高级经理层，甚至有些人认为是经济精英，这可能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在社会分层中我们沿用已经形成的社会分层以及其后的导向，将中产阶层与小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在这样的社会集体意识中，中产阶层中的中产让人往往将其与老中产结合起来；
一个主要是白领阶层，这主要是由于媒介的宣传作用。而这两个方面的认同都与目前研究所界定的现代新中产阶层———职业中产即米尔斯的白领不同。
“我不是中产阶层，我是无产阶级，中产阶层需要有资本积累，至少是有房有车，经济上压力不应该有。我虽然买了房，但是还要还贷。小孩你想给他提供好的条件，现在都是讲钱的，所以就有压力。现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他。本来没有孩子，我们有40多平方米，两个人活得像神仙似的，从来不考虑，但有了孩子，这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上海访谈个案2，保险公司部门经理）这三个案只是目前中产认同中的一种代表，它实际上反映了目前中产认同中的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同西方国家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相比，目前我国城市的中产阶层社会认同程度明显偏低，而且比较模糊。而且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目前我国明显存在中层意识与中产阶层认同的分离，即从社会地位的社会比较来看，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的人比较多，而自认是中产阶层的人却并不多。也就是，很多认为是社会中层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因此，不能因为中层意识的认同度而据此推断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度，同时还要看到，在中国由于长期以来的思想意识形态因素和大众媒介的宣传影响，中产阶层概念在一定程度较西方理论中的中产阶层相对狭小。
因此，就目前来看，在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问题上，应该把中层意识和对中产阶层的认同做一定的区分，二者不能简单等同。因此，单就这个方面而言，将认同作为中产阶层的划分指标显然有些不合时宜。
§§§第三节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中产阶层的特征分析由于各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不同的社会转型中形成了两种相异的中产阶层：一种是先发、内源式现代化下渐进式社会转型中的中产阶层，即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层，这种类型的中产阶层的产生、发展与演变具有一定的顺序与逻辑，这种模式已经得到广泛的研究并基本定型；
另一种就是后发、外源式现代化下骤变式社会转型中的中产阶层，东亚中产阶层尤其是韩国中产阶层成为其中的典型，其他后发现代化国家可能也将承继此种模式（虽然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异），由于其突生性、复杂性加之尚未明朗化，因而他们将会成为未来中产阶层研究关注的中心。
有关东亚中产阶层的研究中大多基于以下理论假设或者命题：第一，第一代命题。有人认为在东亚四国，中产阶层仅仅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当时这些国家正在进行快速的工业化。许多中产阶层成员是“二战”后出生的，他们大多来自于工人、农民家庭，童年时代经历了贫穷和艰难。
第二，流动命题。认为中产阶层是东亚资本主义快速发展与社会流动中的主要受益者。有利的市场位置（如高额薪水、职业发展和住房收益）使得东亚中产阶层能够在生活上无忧无虑，形成了一整套明显的阶级符号来表现自己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第三，上升阶级命题。中产阶层更多依靠的是他们自己的知识而不是劳动或资本，由于有技术专长，能够提供不可替代的职业服务，中产阶层自视为正在上升中的阶级。第四，中产阶层复数（异质性）（themiddleclasses）命题。研究者在研究中谨慎地使用了中产阶层一词的复数而不是单数，以强调中产阶层内部的显著差别。东亚中产阶层可以再分为所谓的“新中产阶层”（薪水职业雇员、管理人员）、老中产阶层（小业主、小资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层（一般的非体力雇员）。第五，国家文化命题。研究认为，把台、韩、香港、新加坡纳入一个经济共同体类型是不恰当的。尽管快速的工业化模式相似，但各个社会的民族文化、政治结构却大相径庭。
因此，是民族文化而不是中产阶层的体验在东亚中产阶层发展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因此在理解这种模式的中产阶层时，就不应该陷入米尔斯式的单一理想模式。肖兴煌认为，要进一步了解韩国城市中产阶层的生活和日常行为应该考虑家庭因素；为了分析东亚中产阶层的形成和结构必须考虑历史因素；为了准确把握韩国中产阶层在政治转型中的未来角色、政治潜力和局限就必须考虑国家的作用；要从一个人文主义角度把韩国中产阶层理解为一个东亚文化变迁过程中的新的价值观和理念转变的行动者就必须考虑文化因素。
这也是我们在理解中国中产阶层时应该考虑的重要因素。
作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高速持续发展的结果，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产生具有以下值得考虑的特征：其一，同东亚中产阶层一样，当代中国中产阶层具有很大的异质性，或形象地称之为杂领。
这就意味着，老中产阶层（私营企业主等）和新中产阶层的同时增长，新老中产阶层在一定时期内的并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