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练兵不行
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败得一塌糊涂。不仅割地赔款，而且丢掉了天朝大国的尊严。其实，这个天朝大国的所谓尊严，早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就快丢光了！
清朝政府的失败，对于性格强悍的军人袁世凯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打击。让袁世凯不服气的是，当时的清朝军队已经不再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装备和战术落后西方列强一大截的军队，早已由八旗军和绿营军发展到了湘军、淮军以及北洋水师这样的近代化军队。而且，这些军队曾经在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乃至朝鲜内乱中，发挥了很积极的作用。怎么一遇到日本人，就可以说是溃不成军，甚至不堪一击呢？
其实，让袁世凯不服气的问题，也是困扰着当时中国所有仁人志士的问题。
我们现在当然知道，西方列强包括日本，其军队在当时之所以那么强大，原因既在于先进的装备和战术，更在于他们近代化的军队组织和管理理念。而这一点，正是清朝军队所缺乏的。不过，这些更多是后来的反思。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除了少数学术思想界和政界的精英之外，很少有人能思考到这么深的层次。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袁世凯在甲午之后对战败原因的思考，以及随后的练兵举措，就显得尤为有意义了。然而，甲午战争刚刚结束那段时间，袁世凯和他的上司李鸿章一样，都面临了巨大的舆论乃至政治压力。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李鸿章由于在战争中执行消极抵抗的政策，而且又在战败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战后成为了千夫所指的奸臣。而袁世凯则被批判为导致中日战争的罪魁祸首，理由则是他在朝期间与日本人结怨太深。
面对舆论的压力，李鸿章灰溜溜地躲在北京贤良寺避风头，而袁世凯也只好告假回到了河南彰德“省亲”。过了一段时间，等风头稍微平静一些之后，袁世凯才又回到了北京。
再次回到京城的袁世凯，那段时间的心情可想而知，是相当郁闷的。不过，他依然揪心于已经近代化的清军为何会输给日本这个大问题上。因此，当时居住在北京河南会馆的袁世凯，再次拿起了他心爱的现代军事著作，细心研读起来。
袁世凯不仅读书，而且写下了一些研究性的文字。他甚至还带着自己的这些见解，拜访了许多在京的著名大臣。通过与这些既有名望又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大臣交往，袁世凯逐渐形成了自己新的练兵想法。
袁世凯拜访的大臣之中，有一位湘军名将叫刘坤一。在交谈中，刘坤一发现，这个谦虚好学的年轻人是个不可多得的治世贤才。于是，刘坤一很快就向光绪皇帝举荐袁世凯，认为他可堪大用。
实际上，光绪皇帝早就听说过袁世凯的才干。袁世凯还在朝鲜的时候，李鸿章对他的高度评价就引起过光绪皇帝对这个人才的注意。因此，老将刘坤一向光绪皇帝保荐袁世凯的时候，这位年轻而且急欲改革的皇帝，很快就召见了袁世凯，并对他一再勉励。能受到皇帝的接见和鼓励，自然让袁世凯激动万分。
在那段时间，他悉心钻研了近代的各种军事制度，比如营制和粮饷、军事指挥人才的训练、军事装备的使用，以及阵地战等战术。然而，作为一个军人，仅仅潜心研究军事，是难以发挥其最大作用的。
据说，在马关谈判时，伊藤博文曾询问李鸿章，袁世凯现居何职。李鸿章答道： “小差事无足轻重。”伊藤博文听后很惊讶： “以袁世凯之才，仅任无足重轻小事，无怪无人材也。”
看来，就连对袁世凯深恶痛绝的日本人，也把他当成一个难得的人才。可是，这个人才什么时候才能重振雄风呢？
没过多久，袁世凯的好运气来临了。当时，为了组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清政府正在四处寻找能臣。
于是，在李鸿藻、李鸿章、张之洞和刘坤一等重臣的联合推荐下，深通西洋近代军事的袁世凯，被任命为了清政府的新式陆军督办大臣。而训练新军，就成为了袁世凯政治生命中举足轻重的一个转折点。
委以重任，大显身手
袁世凯被任命为新军督办大臣时，年仅三十六岁。可以说，这是他有生以来最春风得意的日子。
朝廷训练新军的旨意下达以后，很快袁世凯就来到了训练基地，也就是距离天津六十余里、距离北京大约三百里，素有京津南大门之称的潦水套。由于这里也是天津与大沽口之间的一个小站，所以也称小站。于是，袁世凯的这次练兵，就成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小站练兵”。
一直以来，袁世凯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能亲自训练清朝的军队。之前，他虽然训练过新军，但是当时一方面他的西方近代军事知识还比较欠缺，一方面训练的是朝鲜军队，因而对于袁世凯来说，还算不上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可是，这次的小站练兵则不同。经过多年的磨炼和学习，此时的袁世凯已经具备了较为丰富的西方近代军事知识，再加上这次训练的可是自己国家的军队。因此，获得重任的袁世凯，内心满是憧憬和希望。
袁世凯又是怎样训练这支新军的呢？让我们去看一下。
很显然，既然是训练新军，那么在指导思想上，就不能再停留于淮军或者北洋水师的旧思维，而是要向西方和日本学习其近代陆军训练。换句话说，这是一次军事训练思维的大变革。
具体说来，袁世凯的练兵，包括了以下一些重要方面的内容：
第一，训练士兵。
大家都知道，士兵是军队主要成分，他们的素质高低最终决定了军队的强弱与否。袁世凯十分注重士兵素质的提高，为此他对士兵进行了系统的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
在军事训练方面，袁世凯依据西方的各种操典和军规，并结合中国实际，制订和颁布了几十种军队规章。其中，像《操场暂行章程》、 《夜战章程》和《行军暂行章程》等，极大地提高了士兵的作战能力。
除此之外，为了鼓励士兵积极上进，袁世凯在军队里设立了炮兵学堂、步兵学堂和德文学堂，专门选拔优秀士兵进去学习。两年的学习期满后，经过考试，成绩优秀者便可以得到重用。
在训练士兵上，袁世凯最有特色的一个方法就是主持编写了好几首军歌，比如《行军歌》、《对兵歌》、《劝兵歌》等，都是用来鼓舞新兵士气的。
这些歌的歌词通俗易懂，简明扼要地点出了做一名合格军人应该遵守的各项规矩。我们不妨去看一下《劝兵歌》的歌词： 谕尔兵，仔细听： 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 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 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
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
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
军装是尔护身物，时常擦洗要干净；
二要打仗真奋勇，命该不死自然生，
如果退缩千军令，一刀两断落劣名，
三要好心待百姓，粮饷全靠他们耕，
只要兵民成一家，百姓相助功自成；
四莫****人妇女，那个不是女母生，
尔家也有妻与女，受人欺辱怎能行；
五莫见财生歹念，强盗终久有报应，
纵得多少金银宝，拿住杀了一切空；
六要尊重朝廷官，越分违令罪不轻，
要紧不要说谎话，老实做事必然成；
七莫赌博吃大烟，官长查出当重刑，
安分守己把钱剩，养活家口多光荣。
你若常记此等话，必然就把头目升。
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
这些歌词朗朗上口，既方便记忆，也深入人心，取得了很好的新兵训练 效果。
跟军规相联系的，则是处罚的严厉。据说，一天晚上，当袁世凯亲自巡 营的时候，竟然发现一名士兵在偷吸鸦片。袁世凯大怒，立即抽出佩刀，将 这个士兵砍死。可见，袁世凯治军是十分严厉的。
第二，袁世凯十分注重军官的训练。
如果说士兵是军队的主干的话，那么军官则是军队的灵魂。一个优秀的军官，必须能起到很好的带头和表率作用。因此，在练兵的一开始，袁世凯就在军官的选拔和训练上十分用心。
当时，清政府已经开设了北洋武备学堂，专门培养近代军事人才。从这个学堂里，走出了像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王怀芝、王英楷、王占元、何宗莲等高级将领。这些人都接受了系统的西方军事教育，因而得到了袁世凯的重用。要知道，这些人都不是袁世凯原属淮军的旧人。换句话说，在选拔军官时，袁世凯更多看重的是军事才干，而不是社会关系。
当然，对于淮军一些懂得近代军事的优秀将领，比如徐世昌、阮忠枢、刘永庆、雷震春、江朝宗、沈祖宪等人，袁世凯也是照用不误。
这些军官来到小站后，也要严格遵守袁世凯编订的《新军官制》。这个制度对于军官的资格、官阶、考核和晋升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从而使得军官系统更加科学化和正规化。
正是由于在小站的严格管理和训练，从这些军官里面出来了除袁世凯之外的三个民国总统(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六个民国总理和陆军总长(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贵、唐绍仪、张怀芝、靳云鹏)。至于督军，则有三十四个。
由此可见，小站练兵同样也练出了一批优秀的军事将领和政治家。
第三，对军队的编制进行改革。
袁世凯认为，原来的4750名定武军，在人数上还是少了些。因此，他在河南、山东、皖北、苏北、奉天等地方征调了2250人，组成了一支总共7000人的新军。
为了管理好这支军队，袁世凯建立了一个陆军督练处，下面设有参谋、督操、执法三个营务处，以及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局和教习处等办事机构。
完善了军队组织之后，袁世凯又根据德国和日本军队的办法，将新军分为了步、炮、马、工程、辎重五个兵种，分别加以训练。
这样一来，这支新军就是一支真正的近代军队了，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协调配合，具有很强的机动性、灵活性。
第四，加强新军的武器装备。
在这一点上，袁世凯是出了名的舍得花钱。在他看来，一支近代军队倘若没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是名不副实的。因此，这支新军的所有装备都全部由德国进口。其中，包括了曼利夏步枪、马枪、手枪和格鲁森速射炮等先进武器。
除了这些武器之外，袁世凯还效法日本，给新军配备了完善的远途作战装备，比如电台、手表、帐篷、雨衣、雨帽、毯子、军乐器、望远镜、指南针等。
经过这些方面的努力，袁世凯的新军成为了清政府的一支精锐部队。在作战能力上，可以说远远超过了淮军。
至于新军的官兵们，则对他们的统帅袁世凯表现得十分的忠心。据说，在新军的各个营里面，都供奉有袁世凯的长生禄位牌。
最有趣的是，每天军队上操、下操的时候，带军的军官都要大声问道：“咱们吃谁的饭？”士兵则会答道： “吃袁大人的饭！”军官问： “咱们穿谁的衣？”士兵则答：“穿袁大人的衣！”而当军官问：“咱们为谁出力？”士兵则答道： “替袁大人出力！”可见，这时的新军就俨然是袁世凯的家兵家将了。
这样说，绝对不是夸大。当时，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袁世凯在军队中扶植自己的亲信。至于那些原本不是亲信的军官，他则通过各种方式，比如结拜兄弟等，加以拉拢。
经过严格和科学的训练，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据说，在1898年，当那位受英国联合商会主席委托，前来考察中国政治军事的英国海军司令贝思福看到袁世凯的新军后，曾写下了如此的评价：“当各队操练之时，各兵类皆年轻精壮，身材适中，操法灵熟，步式整齐。先在本营操场操演阵式，后至旷野操练两军攻击阵式，各将弁与兵丁等皆娴习口号，熟谙行阵，可想见该军纪律之严明矣。惟炮队则尚待整顿。若照现在情形，只能操演之时聊备一格，未足以为临阵之用也。”
接着，这位司令又表扬了新军的财务制度十分优良。他写道： “中国兵之之弱，其源由于发饷之多克扣，此弊几于通国皆然。但我观袁公发饷之情形，而叹袁公之清廉为人所不能及矣。袁公于发饷之日，亲自督率委员，按名给发，无丝毫克扣之弊。假使中国统兵大臣皆能效法袁公之发饷，则兵无缺额，饷不虚糜，华人何尝不可成劲旅耶？”换句话说，在贝思福看来，袁世凯的新军俨然就已经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了。
毫无疑问，这支新军确实是国内最具战斗力的近代化军队。也正是通过小站练兵，并依仗这支军队，袁世凯崛起为晚清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
并非徒劳的上书
也就在袁世凯用心在小站练兵时，中国的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不可否认，袁世凯的练兵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一个改革清朝军制，以实现强兵乃至强国的目标。然而，同样是基于这样的目标，当时的中国已经出现了另外一些政治势力。
在政治理念上，这些政治势力与袁世凯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甚至水火不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孙中山的革命党和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
正如大家所熟悉的那样，孙中山的革命党宣称以暴力革命来打碎这个黑暗落后的世界。
1894年，未满三十岁的孙中山，在上书李鸿章倡言改良政治遭到冷遇后，满腹愁怨的他来到了美国夏威夷的檀香山，和一帮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组成了“兴中会”。他们满怀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富强而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理想，庄严誓词： “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制，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倾！”
此后，他们将理想付诸实践，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暴动。然而，每一次的起义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多年以后，这位伟人与我们故事的主人公袁世凯相遇了，而且激荡起了中国政治的汹涌巨浪！不过，在这之前，袁世凯需要面对的却是另外一个与自己想法迥异的政治势力，这就是维新派。
对于袁世凯与维新派的故事，很多人都耳熟能详。比如，很久以来就有这么一种似乎得到公认的看法：正是由于袁世凯的出卖，维新派的改革才最终破产。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还是让我们赶紧回到历史中去，看一看事情的原委吧！
其实，在小站练兵期间，袁世凯也曾像后来的维新派一样，上书光绪倡言改革。不过，由于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稣的阻挠，这次上书没有取得成效。
那么，袁世凯的上书到底有些什么内容？翁同稣为什么要阻挠他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先得从袁世凯上书时的国内政治情况来分析。
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朝廷弥漫着沮丧和愤怒的情绪。李鸿章由于在战争中的拖延以及战败后代表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陷入了空前的舆论指责之中。而此时的袁世凯也被人指责为导致这场战争的一大主因，同样受到舆论谴责。
因此，战败后，清政府主政的就是“主战派”的翁同稣。至于李鸿章和袁世凯则都“躲”了起来，以避风头。不过，年轻的袁世凯很快又受到了重用，专门负责训练新军。也就在这个时期，袁世凯写出了一份“万言书”，力陈各项改革事宜。
袁世凯的“万言书”究竟写了些什么内容呢？
首先，为了鼓舞斗志，袁世凯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败后不知道抓住时机改革。只要能破除旧习，革去旧弊，便能转败为胜。那么，怎样改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