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卷没有多大价值的传记是约翰·斯捷尔林格的活动以可以触摸的形式，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一切……这是一座朴素的纪念碑，它不是要使他的伟大意义永垂不朽，只不过是以他的贫乏的事迹表现他一生中曾有过伟大的萌芽。和其他这一类人的生平一样，他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他是大有希望的，曾作过艰巨的努力。尽管艰难险阻日甚一日，他还是英勇奋斗，百折不挠，到头来不免一死……他的一生是不能吸引世人注意力的，但是它谦逊地要求人们注意它，如果好好地研究它，也许它会给予注意它的人以酬报的。
我们也可以在诸如“新新闻主义”新闻名家的实践中得到历史性验证。汤姆·沃尔夫、诺曼·梅勒、卡波特等名记者们带我们所做的正是这种巡视，他们以我们时代道德困境目击者的身份向我们作体验性介绍，那种浓浓的“世界末日”感不正是在技术革命之后人类普遍的心态吗?他们感受到了一种称之为“气味”的东西，这种东西很难用传统的方法描述，所以，才有了一种“杂种”特色的混乱文体。
我们也能够在一些伟大的纪实摄影家的作品里感受到这一丰厚的礼物。奥古斯特·桑德拍摄了一个时代的面孔；安德烈·柯特兹的照片缺乏奢侈性、过渡性和经营性，在意图不明显中给予周遭事物一个理由；维加以他特有的夜间摄影作“城市的夜巡者”，拍出了赤裸的城市、赤裸的人性；尤金·史密斯一厢情愿地为悲苦脸孔做诗意；罗伯·法克兰以黑与白表现社会的分裂、人类的孤立，但在绝望的脸孔中，人人却有一种不可剥夺的尊严与高贵；威廉·克莱因总是在用镜头语言表达他的“精神恍惚”、“目击”、“做乐”；约瑟夫·寇德卡的离群索居令人想起卢梭——一个热爱人类但厌恶与人交往的人，他表达的是心灵的流浪……
3．它也是一种权力表现。新闻采访者不论以什么方式出现，都应当是一种独特权力的拥有者。例如，他具有优越的接触权，先于一般人知晓许多“真相”，能深入一般人不可以深入的区域空间，接触一般人不易了解的人；他拥有对事实转化为事件的生产权，只有他可以选择、重组、释义；他掌握着叙事策略，也就在根本上掌握着运行过程和初步的效果。我们知道，新闻揭示的其实是一种实用意义上的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与受众中间必然存在一个中介——记者，作为文化的代表，记者总要作出有交换意义的行为抉择，他不可能和所有人的意见一致，他的个人背景、经验、心态、个人态度、价值观，他的存在关系，制约着他的行动方向与力度。而这一切，又与他的最终对受众的制约效果产生联系。
新闻采访面对的是复杂的人性、文化世界，难以避免“罗各斯中心主义”问题。例如，西方摄影记者在拍摄中国社会新闻图片时，往往将中国设定为一个浪漫与落后的国家，大肆拍摄一些古怪、肮脏、落后的画面，而对中国的现代化与民族化思路视而不见。Fairclough在分析英国BBC电台于1984年所录制的非洲、孟加拉贫穷问题时，就发现这篇涉及穷人事件与情境的报道，在文字表达上几乎完全不直接指涉穷人本身，反倒是若干与穷人相关的状态与过程，例如危机、贫穷、不平等、饥饿、暴力均被名词化，在文句中取而代之，担任参与者，而真正应该作为主要参与者的穷人本身却被删除。这位专家发现，即使穷人被直接指谓，他们也不会被安排在居主词位置的行动者，而多半受他人影响，或仅是一个过程的参与者，在语态上多半也被选择以被动的形式。就算有时勉强安排成行动者，也可能被纳入背景脉络中。
新闻采访是一种不间歇地接受新的挑战的工作。它很少面对过于熟知的面孔与对象，多半是在与不太熟悉的人与物打交道。对于新闻采访者而言，这种挑战十分有趣，也是许多人十分向往的。约翰·布雷迪说过一段有概括力的话语：
采访就是云游四方，会晤三教九流，满足人们的好奇心。采访就是面对一位莫测高深的名媛，她安然而坐，说：“好，开始吧。请随便问。”采访就是碰上一位你从未听到过的人物(但你的编辑说：“找到他!”)，通过秘书的一个冷冰冰的电话告诉你：“某某先生今天太忙不能接见你，而且明天他就要去菲律宾。”总之，采访难以预料。其中的乐趣颇像格洛里亚·斯坦内姆泛论写作时说过的一段话：“它是唯一经受三项职业考验的东西：1．我干这件事时，并不感到该去干别的；2．它带来一种成就感，有时还产生自豪感；3．它惊心动魄。”
采访者探求真理——但他的工作不需要艺术的创造性冲动，也无须具备科学研究的精确性。而且，与科学家不同，采访者没有什么“法则”，即便有，也总是天天被使用精彩引语的大手笔们所打破。
实际的情形远较之复杂得多。法拉奇既要面对基辛格那样让记者们感到像泥鳅般的人物，也要去完成采访极具恐怖色彩的卡扎菲的任务。法国电视一台新闻节目主持人莱翁·齐特罗纳在撒哈拉沙漠昂马吉尔基地主持火箭发射节目时，就历险似的表现他的才智与机敏：预定时间到了，他看了一眼火箭，然后开始读稿子，读到来劲时，一位军官拍他的肩膀，他才发觉了可怕的现象，火箭仍在原地仰天矗立着，团团浓烟围困着它。齐特罗纳灵机一动说：“我方才描述的是一切都正常时应当发生的情况。可惜现在并不是那样，一个意外事故使本次发射归于失败!实况报道到此结束……”英雄们的情形各有各的迷人之处，但其中的浪漫、机警、智慧却如出一辙：目睹一次次政变，目睹一个个悲剧和趣事，目睹一幕幕难忘景观；穿梭出没于重大新闻周围，经常与那些权重一时的要人斗智斗勇……法国新闻电视主持人帕特里克·普瓦弗尔·达沃尔有一句常被其他人引用的名言：“记忆里充满了强烈的冲击。”米歇尔·斜塔则说：“不寻常和冒险正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两个直接的组成要素。”
这种活动也由此具足了浪漫特性。在不停顿的碰撞、拷问中，采访者可以享受一次次的紧张，以及紧张之后的欢悦。将一个片断从整体的自然和谐中分离开来也会有一种剥皮或抽丝时的小心翼翼和事后的自我欣赏。生活是不可度量的，采访者们却“再现”了生活的一个个碎片，并希望借它们让人们面对现实。在他们眼里，一个一个的“片断”正是一个个的杠杆，努力掀开死盖，让光明与真理重见天日是他们命定的责任。
在此意义上，新闻采访也成为一种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类负责任的有良知的神圣职责。它的从业者为此要历经磨难，对抗疾病，应付险情……在洪涝、地震、火海、疾病传染等情况下抗击一切的压迫，对付敌意的行动，稍有不慎，即遭厄运。伟大的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随着一声地雷巨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死在印度支那战场；大卫·西摩在1956年拍摄苏伊士动乱中身中埃及军炮弹光荣殉职；黄远生血洒美国旧金山；邵飘萍、林白水死于军阀张宗昌刀下……方大曾、朱惺公无不为之奉献热血，献祭这抗击宿命的事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1年5月3日通过的《温德和克宣言》中宣布：“今天在非洲的监狱里至少有17位记者、编辑和出版人仍被监禁，而在1969年至1990年期间，有48位非洲记者在执业期间被杀害。”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的统计显示，1994年新闻工作者殉职的人数是115人，1998年有50人为此献出生命，1999年则有86名记者遭遇不测。新闻工作者遭受着骚扰、人身攻击、威胁、逮捕、拘留、酷刑、劫持、绑架的折磨与考验。
一切大智大勇者能经得起这重重的考验，以他们的勇毅、他们的坚贞、他们的技巧，为历史、为社会奉献出傲人的成绩。海伦·斯诺是借着女扮男装跳窗逃开国民党蓝衣社特务的追踪完成赴延安采访任务的；号称“善于溜入禁区的能手”的索尔兹伯里也靠着勇敢与不屈，突破重重限制，第一个进入越南北方地区采访，第一个突破限制，进入罗马尼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蒙古人民共和国采访。要奋斗就有牺牲，这是一个与死亡周旋的职业，在战场上死亡的摄影记者远远多于指挥战争的将军，他们就在战争与灾难的最前沿，他们要独立承受苦难的折磨，用他们的生命去吟唱“大风歌”。
这也是生命史上的浪漫，是值得历史敬畏的一种浪漫。在它的基调里，更多的不是轻松与戏嬉，是严肃以及深涌心头的责任意识情怀。
新闻采访是一种瓦尔特·本雅明意义上的“拾荒”，它要把一个个普通人视而不见的东西收集起来，并使它们最终显示令人吃惊的意义。在这些似乎没有目的漫游的工作中，我们看到了偶然性、突发性如何向我们述说，因为在每个“收藏品”后面，都有一次对斯物的拯救。但与一般的诸如文学、社会工作中的“收藏”不同，新闻采访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在于它的职业感觉上。例如，它的目的是向大众传布主体的“发现”，它的选择要充分服侍好受众、个人框架两个主子；它要判断该事实转化为“事件”后是否具有刺人视听的新颖性、奇异性、重要性、时效性……它还要求考虑一种称为心理经济学原则的东西，并以细节来强化它自身在未来的表现力；它还要保持最大限度的职业忠诚，保证不虚构、不扯谎；它更要全面、冷静、辩证地处理一切材料，防止片面性的乘虚而入；它要在实际的碰撞中获得，道听途说是它致命的敌人；它同时要求采访者公正无私、冷静客观，绝不挟私泄愤、由着私情作恶魔式渲染。
就实际情况来看，新闻采访是一种综合多种技能为一体的工作。我们不能赞同许多人将它视为“问与答”的看法，虽然这种力量是相当主要的，然而，它仍然无法排除场阈内的观察、体验、偷拍、外围包剿等工作方式与技能。新闻工作是与人性打交道的艺术，这就是它需要多种技能共聚一时一地一事的根本缘由。
于是乎，新闻采访作为社会交往形式的结论便自然成立了，它是人与人、人与事、人与历史的一种对话，要想做好这一工作，必要的人际关系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知识是十分重要的，在相当程度上，甚至是一道无法逾越的栅栏。沃伦·K·艾吉等人在作为大学教材的《实用新闻学基础》一书中就有这样的认识：
采访是一种人际间的交往，是被采访者和采访者之间面对面的一种思想和个性的交流。从事采访的称职记者，绝不仅仅是用一成不变的、作古正经的方式提出一系列准备好了的问题，而是要设法同被采访者搞好融洽关系，让他无拘无束而轻松愉快地谈话。记者要想采访成功，需要作好充分准备，并采用心理策略来诱使对方畅谈情况和看法。
的确如此，在那些动人心魄的历史性采访中，大家们所表现的正是这种要求中的个人化风格：奥里亚娜·法拉奇的因人而·异、咄咄逼人……让我们有一种紧张、刺激之感；埃德加·斯诺所推出的“斯诺法”，则叫人体验到一种随意问播散亲切剂的魔力；诺曼·梅勒与汤姆·沃尔夫等人的作为，又让我们觉悟了另一层意思，只有当自己转化为“对方”，才能充分体验到不易觉察的气息；黄远生的谈话技巧、邵飘萍的交友之道……无不令历史感慨万千。
这种交往的本质是社会交往，它是非行政的、非法律的、非私人性的社会行为，虽然在其中也不妨碍它采纳个人交往的方法。它的目的是为收集社会状况的当下发展资料，是以人类健全性为其基本的追求标的，因而，它要去私心，去陈见，去小我而求大我，处处悬着社会建设的目标。
在此种交往中，一个更为重要的特征是平等交流，即我们所说的“对话”。美国亨特新闻学院教授阿伦森有言：“作为一个有自尊心的记者和教员，我认为，记者和采访对象之间应当是平等的。等级观念应当扫除干净。”否则，不论哪一方处于主动(被动)，将来的收益也只能如常言说的：播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其中理由十分简单，访员与被访者之间天然有矛盾关系，取与予就是横亘其间的顽敌，由于各自的保护欲念不断地冲突，只有平等关系，方可使交流自然而然地由心底流出。
对于采访的认知永远都是历史性的，也就是说，伴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我们的考察层次、角度、力度都将有巨大的改观。正是借着这些认知，我们的工作才在人生采访的背景下自然而然而又有力地展开，并且一再让世人吃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