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
两年前读过《侯方域文集》，留下的印象是：太悲凉了。
至今未忘的句子“烟雨南陵独回首，愁绝烽火在上毛”，就是清晰地刻画出书生遭变，恣睢辛苦，那种愤懑抑郁，对故国哀思的心情。
一个人，身经巨变，感慨自然会多的。不过也要这人还有血性，热情，不作“摇身一变”才行，不然，便会三翻四覆，前后矛盾。比如侯方域吧，“烟雨南陵独回首”，真有点“侧身四顾不忘故国者能有几人”的口气；然而曾几何时，这位复社台柱，前明公子，已经出来应大清的顺天乡试，投身新朝廷了。这里自然我们不能苛责他的，“普天之下”此时已是“莫非”大清的“王土”，这种人也就不能指为汉奸，况且过去束奴的奴才已经成为奴隶，向上爬去原系此辈常性，也就不免会企望龙门一跳，跃为新主子的奴才。“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近几年来我们不是看得很多：写过斗争，颂过光明，而现也正在领饷做事，倒置是非的作家们的嘴脸。
不过侯方域究竟是一个生长在离乱年间的书生，晚年写作虽处处在避免触着新主的隐痛，言文早已含蓄婉转，但也还有一二精辟的意见。比如在《与李其书》，论到统制言论的问题：当天下分裂之际，倘朝野清议犹存，则其乱暂；若夫骨鲠在喉不能吐，直言苦日不得陈，则国尚何可为，这意见是大致不错的。古今中外的史实都在证明，临到国破世乱，民族在生死中挣扎时，我们常见的倒不仅清议不存，且正是混淆黑白的言论充斥不堪。明末如此，三百多年后的今天也何尝不如此。近一二年来，国内言论的道路不正是愈来愈为险窄，也愈来愈为魑魅吗：不准写，不准看的明法暗规很多很多，坚持抗战进步的文字被删削到不知所云，人民的喉舌在重压下面，萎缩干枯以至于死。收买，威迫……一切昏愦无耻法宝的使用，正在“方兴未艾”呢！
而这，还有“以宣传对宣传”的一面。其实不稳当的言论早已或是逼死，或是困难发行，那里还有“宣传”可“对”，应当叫做独家专卖了吧。就以近两月的来看：有的在《抗战胜利后的中国》题目之下，大家谈梦说幻，写出的理想不外坐汽车兜风于绿荫蔽行的大路之上，卧躺椅喝冰淇淋于斗室之中等等之类。有的正在研讨中国作家中那些属于“技巧派”，这回连“汪政权”下的文化小狗穆时英的大文也捧出来“示范”。除开“艳史”，“秘闻”，身边琐事，那“经国大业”是：有的写作“****党史”，结论自然是共产党历史太不清白。激进的主张：“先瓦解八路军，以后扫荡边区”。稳重的在“从历史的叙述，政策的检讨，以及革命性质的分析中”，“证明****参加国民革命而又破坏国民革命是必然的”，“除了最后解决外，没有其它办法”。嘁嘁喳喳，说是在说“良心话”了，其实真使人分不出人言还是鬼语。翘起一条尾巴，算做一面大旗，萃聚几名同类，便有书报期刊，冲杀上阵，浩浩荡荡。……这样清议不存，鬼论塞道的原因，侯方域是不了解，或者了解了却未便名言，他只客客气气地带过一笔：“夫门户日深，水火日急也。”他自己参加过明末的“门户”“水火”，这里自然有点“忏悔”的意思。其实真像不在“日深”“日急”，而是有人恋着自己的权势；防制蚁民翻身，需要设备格杀异端的绞架，维持秩序的监狱，也需要颠倒是非的言论，对付“分歧错综思想”的方法，是与仿制异己的政治同时存在。
结果是弄到青年学生无书可读。侯方域在同文另一段说：“青笈之悬，士论诋之。”这说的是阮大铖得势之日，禁止复杜文字流布，自己却“付梓”了许多文存，但当时士林都以案置这类文籍为耻。若干年来中国人在欺骗愚弄之下，从别人说谎、自己受欺中间，已经生长成了智慧和聪明，已经具备了生存的起码常识：凡他们惧的、骂的、禁的就是好的；凡要知道这事实的真相，就首先不相信他们的傥论与正言。
深夜烛光摇曳中，偷读禁书的青年很多，到官办书坊购买几册的却是太少。尽管编辑先生一再捏言“本刊近来接到香港以及国内各地来信很多，读者爱护之深，使我们感愧”；订费一再跌价，“减轻读者负担”；其实哪怕贬价到零，派订还附送画报，也难博得阅者正眼相视。表面在故装热闹，骨子里的空虚和荒凉是显然的。
1942年1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