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
前记。
在河边独步时，一位同志脚上的旧式棉鞋，使我又想起了曾穿过这种棉鞋的李芬同志我所最敬爱的平生第一个朋友。
想起她，心脏照例震动一下。照例我觉到血液循环得更加有力。
李芬同志是北大一九二六年级文预科学生，同年入党，一九二八年春牺牲于她的故乡湖南宝庆。她底死不是由于被捕，而是被她底亲舅父亲送给当地驻军的。这说明旧中国的代表者是如何残忍。同时，在赴死之前，她曾把所有的三套衬衣裤都穿在身上，用针线上下密密缝在一起，因为当时宝庆青年女共产党员被捕枪决后，常由军队纵使流氓去****，这又说明着旧中国是怎样一个血腥、丑恶、肮脏、黑暗的社会，从听到她底噩耗时起，我底血管便一直燃烧着最猛烈的热爱与毒恨。每一想到她，我眼前便浮出她那圣洁的女殉道者的影子，穿着三套密密缝在一起的衬衣裤，由自己的亲舅父送去从容就义，每一想到她，我便心脏震动，血液循环得更加有力，（在这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提到这样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罢，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
为了民族的利益，我们并不愿意再算阶级仇恨的旧账。我们是真正大公无私的。我们甚至尽一切力量拖曳着旧中国的代表者同我们一路走向光明。可是，在拖曳的过程中，旧中国底肮脏污秽也就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
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底影子汲取力量，生活的力量和战斗的力量。这次偶然想到她，使我决心要写一些杂文。野百合花就是他们底总标题。这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这种花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用以献给那圣洁的影子；其次，据说这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鳞状球茎，吃起来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未知确否。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一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
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
为什么呢？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有人会回答说：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缺少维生素，所以……。另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所以……。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少娱乐，所以……。
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要吃得好一些，要有异性配偶，要生活得有趣，这些都是天经地义。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说他们不起劲，甚至肚子里装着不舒服，就是为了这些问题不能圆满解决，我不敢轻易同意。
那么，我们生活里到底缺些什么呢？下面一段谈话可能透露一些消息。
新年假期中，一天晚上从友人处归来。昏黑里，前面有两个青年女同志在低声而兴奋地谈着话。我们相距丈多远，我放轻脚步凝神谛听着：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的同志，身体好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的××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像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长架子来训人。”
“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的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鹰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以后每次看见老鹰飞来，他都嚎嚎地叫，扔土块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伙！”
沉默了一下。我一方面佩服这位女同志口齿尖利，一方面惘然若有所失。
“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来叫人难过。其实，害病，倒并不希望那类人来看你。他只能给你添难受。他的声音、表情、态度，都不使你感受他对你有什么关怀，爱护。”
“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是呀，一点也不错，他对别人没有一点爱，别人自然也一点不爱他。要是做群众工作，非垮台不可……”
她们还继续低声兴奋地谈着。因为要分路，我就听到这里为止，这段谈话也许有偏颇，有夸张，其中的“形象”也许没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们决不能否认它有镜子底作用。
我们生活里到底缺少什么呢？镜子里看罢。
二碰《碰壁》
在本报《青年之页》第十二期上，读到一位同志底标题为《碰壁》的文章，不禁有感。
先抄两段原文：
新从大后方来的一位中年朋友，看到延安青年忍不住些微拂意的事，牢骚满腹，到处发泄的情形，深以为不然的说：“这算得什么，我们在外面不知碰了多少壁，受人多少气，……”
他的话是对的。延安虽也有着令人生气的“颜色”，和一些不能尽如人意的事物；可是在一个碰壁多少次，尝够人生冷暖的人看来，却是微乎其微，算不得什么的。至于在入世未深的青年，尤其是学生出身的，那就迥乎不同了。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生，教他们描摹单纯和美丽的憧憬；现实的丑恶和冷淡于他们是陌生的，无怪乎他们一遇到小小的风浪就要叫嚷，感到从来未有过的不安。
我不知道作者这位“中年朋友”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我认为他底这种知足者常乐的人生哲学，不但不是“对的”，而是有害的。青年是可贵的，在于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他们充满着生命新锐的力。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因此，他们意见多一些，但不见得就是“牢骚”；他们的话或许说得不够四平八稳，但也不见得就是“叫嚷”。我们应该从这些所谓“牢骚”“叫嚷”“不安”的现象里，去探求那产生这些现象的问题底本质，合理地（注意：合理地，青年不见得总是“盲目地叫嚷”。）消除这些现象的根源。说延安比“外面”好得多，教导青年不发“牢骚”，说延安的黑暗方面只是“些微拂意的事”，“算不得什么”，这丝毫不能解决问题。是的，延安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
当然，青年常表现不冷静，不沉着。这似乎是《碰壁》作者的主题。但青年如果真个个都是“少年老成”起来，那世界该有多么寂寞呀，其实，延安青年已经够老成了，前文所引那两位女同志底“牢骚”，便是在昏暗中用低沉的声音发出的。我们不但不应该讨厌这种“牢骚”，而且应该把它当作镜子照一照自己。
说延安“学生出身”的青年是“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生……”我认为这多少有些主观主义。延安青年虽然绝大多数是“学生出身”，“入世未深”没有“尝够人生冷暖”，但他们也绝大多数是从各种不同的痛苦斗争道路走到延安来的，过去的生活不见得有那样多的“爱和热”；相反他们倒是懂得了“恨和冷”，才到革命阵营里来追求“爱和热”的。依《碰壁》作者的看法，仿佛延安青年都是娇生惯养，或许因为没有糖果吃就发起“牢骚”来。至于“丑恶和冷淡”，对于他们也并不是“陌生”；正因为认识了“丑恶和冷淡”，他们才到延安来求“美丽和温暖”，他们才看到延安的“丑恶和冷淡”而“忍不住”要发“牢骚”，以期引起大家注意，把这“丑恶和冷淡”减至最小限度。
一九三八年冬天，我们党曾大规模检查工作，当时党中央号召同志们要“议论纷纷”，意见不管正确不正确都尽管提，我希望这样的大检查再来一次，听听一般下层青年的“牢骚”。这对我们的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处。
三“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我们的阵营存在于黑暗的旧社会，因此其中也有黑暗，这是有必然性的。”对呀，这是“马克思主义”。然而，这只是半截马克思主义，还有更重要的后半截，却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大师”们忘记了。这后半截应该是：在认识这必然性以后，我们就须要以战斗的布尔塞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底产生，削减黑暗底滋长，最大限度地发挥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可是，“大师”们不惟不曾强调这一点，而且很少提到这一点。他们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觉去了。
其实，不仅睡觉而已。在“必然性”底借口下，“大师”们对自己也就很宽容了。他们在睡梦中对自己温情地说：同志。你也是从旧社会里出来的呀，你灵魂中有一点小小黑暗，那是必然的事，别脸红罢。
于是，我们在那儿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在“必然性”底“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底脑子绝不会想到甚至从未想到：如果让这“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罢。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种叫做“小事情”的“理论”。你批评他，他说你不应该注意“小事情”。有的“大师”甚至说，“妈底个×，女同志好注意小事情，现在男同志也好注意小事情！”是呀，在延安，大概不会出什么叛党叛国的大事情，但每人做人行事的小事情，却有的在那儿帮助光明，有的在那儿帮助黑暗。而“大人物”生活中的“小事情”，更足以在人们心里唤起温暖，或是引起寂寞。
四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听说，曾有某同志用与这同样的题目，在他本机关底墙报上写文章，结果被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致陷于半狂状态。我希望这是传闻失实。但连稚弱的小鬼都确凿曾有疯狂的，则大人之疯狂，恐怕也不是不会有的事。虽然我也自觉神经不像有些人那么“健康”，但自信还有足够的生命力，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至陷于疯狂，所以，敢继某同志之后，也来谈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而且我们今天也不是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这不须要我来做八股，因为，我敢保证，没有半个伙夫（我不敢写“炊事员”，因为我觉得这有些讽刺画意味；但与他们谈话时，我的理性和良心却叫我永远以最温和的语调称呼他们“炊事员同志”多么可怜的一点温暖呵，）会妄想与“首长”过同样的生活。谈到等级制度，问题就稍微麻烦一点。
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须大家用脑子想一想。
说等级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约有以下几种道理：（一）根据“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则，负责任更大的人应该多享受一点；（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实行薪给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苏联也有等级制。
这些理由，我认为都有商量余地。关于一，我们今天还在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大家都是拖着困惫的躯体支撑着煎熬，许许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宝贵的健康，因此无论谁，似乎都还谈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层对他有衷心的爱，这才能产生真正的铁一般的团结。当然，对于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优待。关于二，三三制政府的薪给制，也不应有太大的等差；对非党人员可稍优待，党员还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感动更多的党外人士与我们合作。关于三，恕我冒昧，我请这种“言必称希腊”的“大师”闭嘴。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用”吧？听候批判。
1942年3月13、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