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这些意象按象征功能来分类的话，大致可归结为这样几类第一类是否定方面的意象，如“家”、“夜”、“冬”、“雾“(巴金的小说、茅盾散文中都有对雾的模糊柔弱性的批)，以及“狗”、“猫”、“羊”、“父亲“(家长的代表)等。第二类是肯定意义上的象征意象，如“春”、“光”、“太阳”、“黎明”、“大地“等等。前一类往往倾注 着作家的批判意识，后一类则包含着期待，前一类多象征现实，后一类则侧重表达理想，而介乎二者之间，作为从“现实“到“理想“的转化过程的，是第三类意象，如“水”、“激流”、“雷”、“雨”、“电”、火“等具有动势和力度的意象象征。
稍加比较就可以发现，现代文学中的意象在整体上与古代文学有了某种比照，古代文学家笔下常见的一些意象，如“落日”、“断鸿”、小桥”、“流水”、“危栏”、“孤帆”、“游子”、“在水一方”、“杜自鸟啼血”、“华散苍发“等等，已不再占主要方而或已不多见，代之以或偏重光明与黑暗的对立，或象征生死的搏斗和新旧交替的动势意象，或偏重于崇高巨大宏伟壮丽的意象，逐步形成具有现代色彩的意象系统。
（第五节）抒情文学意象的转型意义及价值取向
中国现代文学的象征隐喻系统的重要变化，既是现代人对文学新的价值追求的一种体现，是人的意志情感的曲折反映，同时也是文学发展和文化进程的合规律的一种表现。正如贡布里希所说人脑智慧的无限灵活性决定了隐喻使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证明人脑具有感知和同“化新经验的容量一一将新经验感知和同化为对已有经验的补充，在完全不同的现象之间对等并用，以一种现象代替另一种现象。假如没有这种持续的替代过程，那么就根本谈不上有语言和艺术，甚至谈不上有真正贡布里希位 ”的文明生活。“唠斤的象征隐喻内蕴其实质正是新的经验感知的特殊同化术与人文科学)，和补充。美国学者威尔莱特在讲到“隐喻和真实“的关系问题时也曾说过对于任何一种层次上的意义来说，没有语言，思想是不可能的，没有公开的或隐蔽的隐喻活动，语言也是不可能的。把某些隐喻固定化《原始性的象》为具有张力感的象征是一个完整过程中的必然阶段……如果要抛弃所有的象征，那么，其最终结果将是语言和思想本身的抛弃……问题并不在于象征思维和非象征思维之间，而在于把人的思想和感受力限定于有约定俗成的象征所指示的清楚的意义上，并学会用更有张力感的精细性去思维……有张力感的象征也许能提供关于事物本质的暗示，而这种本质恰恰是直接地传递技术必然会忽略或误解的。“ 这就是说，运用象征隐喻手法，是要达到直抒胸臆、平铺直叙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象征具有很强的暗示性和张力感，而这正是它的长处。中国现代，文学家对于象征隐喻功能的重视，当然也有其具体的目的和特点。象征隐喻是一种思维活动，这种思维活动是以象征为符号进行动演的思维，而与以概念为符号形式的抽象推理思维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中国现代作家的象征隐喻思维就基本方面来说，是在理性指导下的一种象征思维，它不同于原始或肯代人对于自然或社会现象的不理解而产生的象征解释，不是由于对于客体对象的疑惑或恐惧，也不同于西方象征主义，在理论上把现实世界看成是虚幻的，凭直觉臆造另一个“美“的“真“的世界。中同现代作家由于各种因素所决定，他们即使运用象征思维进行艺术创作，运用象征手法言志写意，其精神仍是十分现实的具体的。
换言之，他们不是要避开现实世界去倘祥于另一“世界把象征隐作为逃避现实的方式，而是要用象征隐喻来更深刻地表现现实世界，表达用寻常方法难以表达的情怀意绪。正是这一基本点决定了，中国现代作家在象征隐喻中所掘发的意蕴具体而不抽象，深邃而不神秘，特异而不怪诞，不可言传但却可以理会。甚至可以说它是大众化的、世俗化的。它在并不太长的时期内形成了象征符号与被象征物之间为人共知的固定关系。惟其如此，我们才有理由说，中国现代文学的象征系统具有特殊的内蕴与意义，它不是意象的简单变换，也不是概念上的标新立异，而复杂地反映出现代中罔人对于自我、对于社会、对于未来的新的，感知和理解，体现着作家新的心态和艺术追求。
新的象征隐喻系统的意义，概而言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人类化联想到多向思维与象征，创作主体对象征物内蕴有了新的感悟。每一个象征物可能包含多种内蕴和多维象征意义。由于创作主体所处的时代、生活视野、思维空间、体认方式的不同，可能会对同一象征物产生不同的感知，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和角度来认识物我关系，即创作主体从对象物中感悟到了什么，并以此来意指自己的人生体验。在传统文学中，创作主体多为类化联想的思维，人与自然的物候关系、物理关系一般呈线性对应和单一状态。如秋“这一现象，其显示的是由盛而衰、肃杀悲凉的自然景观，古代文人常从这一现象中引发一腔悲绪愁意，主体的逆境及其产生的心境常与自然界的这种情境融为一体，所以“女思春男悲秋“成为一种常见的隐喻模式。这种自然物候的特征与人的情感流程的对应就是一种类化联想。再如，断鸿、天涯等意象之于“思归“意绪，明月之于“团圆都是对应的类比思维。这种思维方式自有它的长处，它往往能将作家的某种情思意绪表现得具体而又淋漓尽致。它最大限度地适应了传统文学的要，体现了那些时代人们的精神世界。到了现代，时代环境发生了变”化，但自然物候现象照样会在作家心底引起感触，构成新的物我关系，它们依然是作家意象库存的重要部分。然而，现代文学家对这些象征物的感悟及其寓意的理解却大有变化。他们不再重复传统象征的类化联想模式，而是在已知的联想物中融进新的人生体验和理性思考，使象征物有了多向的、新的隐喻含义和功能。比如，他们仍然观照“秋”、写“秋但却不把重心放在“悲秋“上，而赞颂在秋风秋雨中人的抗争精神，或者揭示秋后是冬、冬后是春的不可抗拒的规律。他们写风云雷电，茫茫宇宙，但不再是反衬出人的渺小无力，而象征人的伟岸高大，寄托新的情思。显然，现代文学家不但形成新的意象库，而且对象征隐喻的含义在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置换，使之更具有时代特征，以更充分地反映当代人的情感体验和精神欲求。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现代文学家对于意象的选择和隐喻涵义的发掘，常常与对时代特征、表现对象的抽象概括相契合，因此，新的意象能被读者所领会。其隐喻含义看似浅显，却也成功地反映了群体的心理感受和情绪，它们同样具备了负载集体无意识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