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由静态观照到动态前瞻，时空意识的拓展与人的主体意识的增强。在传统文学中，作家们笔下的浩瀚的天空，壮丽的山川，巍峨的峻岭，奔流不息的江河，常常成为人生体验和意志情感的暗示、象征，并由之创作出千古绝唱。但是，传统文学中常常弥漫着情感上的抑郁气息，宏伟巨大的物象往往反衬出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某种受挫感和元可奈何。高山难以逾越，江河一去不返(“逝者如斯夫“)。这时，高山这一物象成为壮志难酬的抒怀对象，江河引发人对永恒无限的哀叹，浓烈的抒情意味往往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诗教和抑情的心态所制约。这样在传统文学里，时空范围并不狭小，但是人却往往难以成为主体。与之相比，现代文学则另一番景致。比如，在郭沫若笔下，抒情主人公可以“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眼见“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要把地球推倒奇特的“天狗“不仅要把日、月、星球、宇宙吞了，而且宣称“我是全宇宙能的总量”。在这里，空间的广袤无垠突出的是，人的主体地位，是人的自信和意志情态，巨大的物象不再是压抑人的重，负，而是觉醒了的人的力量的象征。而鲁迅笔下的誓死要吹灭象征封建，统治的长明灯的疯子，不断求索的过客等等象征意象，在其几乎无望和充满悲剧感的奋争中，透出的不仅是义无反顾、九死不悔的进取精神，而且显示出现代人对于时间的永恒无限的新的认识思考。历史的发展的意识的融入和增强，使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构成一种生生不息的时间链条，个体作为其中某一环节的一分子，其价值即在具体的实践和奋斗中。所以鲁迅等大家笔下的意象，给人的感受悲壮而不感伤，孤独但不绝望，其价值指向朝着未来。
第三，象征隐喻的“约定性“由神秘走向通俗。象征隐喻由此物暗指他物并为社会所普遍接受，需要社会化的“约定“即两物的相似性为人们认可并传达出特定的寓意。在这一过程中还有从现实符号向艺术符号转化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学经过长期发展演变，有着特定的象征意象群和意象库，也有着为人们所公认的“约定性”。现代文学新的意象系统的形成，同时意味着这种“约定性“的置换。这种变化的方面是多层次的，但其中较为明显的是这种约定性由神秘走向通俗，由侧重个体性感悟转向对社会普遍心理的承载。除少数作家之外(如李金发的诗)现代大部分作家的意象象征都用人们较熟悉的物象来隐喻普遍的情绪和心理感受，不刻意追求神秘深奥，使象征的约定性通俗化。它的好处是象征寓意能迅速为人理解，缺点则是走向极端后使象征近乎比附，失去深层含义和隽永意味。
中国现代文学抒情原型的置换，在客观上与世界文学的面貌是相契合的。中国文学的这种置换是一种必然。这是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使命相关的。
从根本上说，中国古典诗词的优势在于表现人与自然宇窗关系的独特感悟，表达人生的特殊情感和心理深处的独特体验，中国山水诗不仅仅表现对山水的”情思，田园诗不只是表达对于田园的眷恋……在它们的背后有着深沉的精神寄托和人生感悟，有着他们的深邃的心境。
说到这里，似乎需要从原型的层次看中国传统抒情文学的价值导向。抒情文学原型把人的思路引向静思与辽远，引向终极问题的思考，导向哲学、观念，导向“天人合一”、“道”、“太极追求终极价值、超验哲学。有研究者指出中国汉民族的祖先，一直不是在准宗教的信仰和理性的演绎中，寻求宇宙人生的真谛，而是在对天地万物与自己的观察默想中，去寻找宇帘与生命的真谛，建立一种实践理性化的超越价值体系，作为人文世界建构的原则与依据。或者说，在天地万物中，去寻找出一套适用于天地万物的共同原理一一超越价值的实用化母生命构，并作为解释天地万物的共同原理。“叶予情文学原型中所蕴含的是这种精神升华的结晶。它的极端便是缺乏由对现实的深刻反思而激发的冲动，使不平、不满在终极价值面前平息，达到完满。它的负面影响是在客观上泯灭人的现实追求和欲望。其最根本的问题是与人的现实价值追求形成冲突，与历史要求形成被动的顺应关系。
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性是要直接面对人生现实，包括抒情文学在内，都要以文学对于现实社会发生积极作用为指归，文学的价值系统发生了整体的变化。所以，中国诗词由古代向现代的变化，是一个整体的多种层次和因素的变化。在那些表现对象的变化、艺术手法的变化的背后，是艺术原型的变化，心理倾向的变化，审美意识的变化。而其深层的根源，是抒情的目的由对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的沉思，转向人对现自实社会关系的关注，对于人生现实所孕育的激情的直抒胸臆。
古代诗词，是重在人与自然宇宙关系感悟的层面上深化，侧重于深邃的发掘和细微的体验，现代，是在对社会人生前途、命运的思考方的展开，是从宽阔的向度发展。这两种向度决定了诗的原型的不同，这个不同是后天决定的，是古人和现代人生经验和感受的不同，所以它对原型有着优势选择的机制。虽然今诗和古诗中可能有同样的原型意象，但是它构成的意境可能不同，触发的原型心理也可能不同。
中国文学在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变中，无疑不能与传统隔断联系，比如，抒情文学中对自然节律、四时变化等象征意象的运用，仍然是普遍的现象，甚至某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以对自然宇宙力的呼唤表达强烈的情感，如郭沫若《雷厉号》中的“雷电颂不仅仅是对罪恶势力的诅咒和对自我激情的抒发，而且从全剧来看，它有着对“自然力之佑助“的乞求，或者说表现有一种“与尔借亡“的对黑暗现实的诅咒情绪。这也是正义处于劣势，主体无法克服客体(对手)时的一种普遍心，态这种心态与远古先民无法抗拒自然时的心态既有区别又有相通之处。这种激情是屈原的，也是郭沫若的和观众的，它依然反映了一种寻求“自然法则”、“公正”、“天理“的心理。观众需要从这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希求中得到解脱和满足。因之，这不能仅从其浪漫主义的手法方面去理解，还应从中看到它的深层的民族心理、集体元意识。然而，现代抒情文学领域的主导倾向表现为另一种景象。现代社会打破了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天人关系，冲淡了人与物之间的那种依存的情怀，代之以人与社会关系的进一步紧密。传统文学中那种种意象已不足以表现现代人的心理感受。文化元典中的一部分被重新“激活近代积淀的新的心理体验，如再生原型被推到意识的前台。换句话说，原型心理的历史性变动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意象的变动。再如万物有灵“的宇宙观曾在文艺的创作中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这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背景下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在早期文学中，万物有灵论表现为神话等方式，反映人类的一种宇宙观，表明自己的一种理解和态度，到了现代，万物有灵不再是一种信奉的观念而主要成为一种象征、隐喻，一种约定俗成的联想物和符号，并其有现实的社会性含义，大地、太阳、月亮、春、秋、黎明等等的“灵魂“不被特别的重视，引起重视的是它的，形态和功能的比喻。
这种情况在现代散文中有同样的反映，中国现代散文在很长的时间内，主要不再是沿着对人与宇宙关系思虑的纬度向纵深突进，而是沿着对人与社会关系反映的纬度向纵向拓展。即使如四季变化这样的传统原型意象，所引发的也是现代社会性情感，带有现实的色彩。郑伯《冬》中写道一到冬天，我只感觉到没落，和说不出的凄凉。一到冬天，我便感觉到一种末日的到来。这种感觉像鬼气一般侵进了我的肌肤“当然，这也不止冬天，中国的自然和社会，始终总带一种冷酷肃杀的情调。“喊克家在一篇名为《老哥哥》的作品中说秋是怀人的季候。又是秋天了。秋风最能吹倒老年人我已经能赚银子了，老哥哥可还能等得及接吗？“无处不是社会，无时没有现实，就是，对自然的感触也容易导向对现实关注的象征。不再是纯粹情思，不再是个人感怀和遥远的遐想，而是现实处境、生存状态。
新时期文学，较之现代文学，一个重要现象是文学原型意象的“重新“活跃和繁复，这是与这一时期文学总体的自由、丰富相对应的。对自此有待于深入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