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好梦，一朝惊散。等待他的，不再是安宁。他在梦中流连着“江亭醉歌舞”，再从那场春华梦中无奈地睁眼，看冰凉的秋雨打湿窗棂。
岭南自古以“瘴疠之乡”为人们所畏惧、逃避，也因此成为皇帝贬谪大臣的理想之地。韩愈被贬潮州途中，写诗给赶来同行的侄子孙湘，预感自己将死在这蛮荒之地：“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哀切之情，溢于言表。变故之下的惊惶是人的本能反应，纵是东坡也无法避免。当他被朝廷反复无常的旨意驱使着到处奔波时，也无法决绝到在心中只留下勇敢。但东坡长于常人的地方在于，每次惊惶过后，他都能很快平复下来。经历的击打越多，恢复平静的速度越快。
在惠州住下后，他很快与这里安乐相处。
定居之后，他杜门烧香，闭目清坐。抱着“死生有命”的态度，不惊不乱，像一位入定的禅师。
他寓居在惠州嘉佑寺，有一天纵步松风林下，突然觉得足力疲乏，但亭子还在很远的地方，心想，是不是勉力走到亭子下再休息？思考良久，他突然悟到：“此间有什么不得歇处！”何必非得在亭子里安歇？
想到这一点让东坡十分快活，就像挂在钩上的鱼忽得解脱，他进而想到：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什么时也不妨熟歇。
庄子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但江湖又岂是所有鱼儿都有幸可得的。当被逼入狭窄的沟渠而插翅难飞时，此心安处即江湖，心闲气定则天地宽广。这便是东坡。所以他才会在来惠州的第二年，而且是“枝上柳绵吹又少”的暮春时节，非但不伤春，反而看到“天涯何处无芳草”。只是这句话不意成为后世失恋者的座右铭，大概是东坡当年没能料到的。
《蝶恋花·春景》的下阕写了墙里佳人和墙外行人的偶遇，后人对其寓意争论不休。行人从墙外经过，不经意被墙里佳人天真悦耳的笑声吸引，渐生爱慕之情，他没有“为卿一笑，抛却浮名”的痴狂，只是驻足流连。佳人不知道墙外行人的存在，笑声渐渐消失了。多情却被无情恼，多情的是行人，但墙内佳人恼人的“无情”，亦只是无心罢了。
有人说这个故事寓含着东坡的郁郁寡欢和不得意，或许这也是为什么，他那位聪慧的侍妾朝云每诵此词，都掩面惆怅，泪满沾巾。一次，东坡问她缘故，她答说，最唱不出口的，便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不料东坡听后翻然大笑。
其实东坡即使有伤春之意，又怎会至于不能自遣呢？
如果不先入为主，代东坡而悲，我们在这个故事里看到的有趣要多于落寞。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认为东坡只是虚构了一个偶然发生的有趣故事，并把它用诗意的语言写了出来？为什么东坡在岭南就只能失意，且只能写自己的失意呢？最简单的解释往往是最合理的解释，东坡没有悲，可是后人争相替他悲，竞相忘却他那“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潇洒。
东坡情何以堪。
东坡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北归无望，不如干脆以惠州人自居。他心中是安宁的，不需要强辞安慰，只当原来就是一个惠州秀才，只是累举不第而已。
有这样的心境，天涯何处无芳草？
身如不系之舟——千秋岁·次韵少游(岛外天边)
岛外天边，未老身先退。珠泪溅，丹衷碎。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
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
章惇认为，东坡在岭南的日子意外的闲适。他这样想，是因为他听到了东坡写的两句诗：“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这位以前的好友、如今的政敌竟然过得这么舒服，于是章惇妙手一动，颁发了新的贬谪命令。于是东坡匆忙赶往下一站——儋州。
日后东坡从海外归来后，在金山寺看到好友李公麟为自己画的像后，题诗一首：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黄州，惠州，儋州，这是他依次被贬谪的地方。在这些地方，东坡以罪人之身过着凄凄惶惶的日子，当时的儋州更是蛮荒，“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生活且不可保，又有何功业可言？
《自题金山画像》是东坡遇赦北归后作，而在南渡之前他还没有身如不系舟的洒脱。当时的他，只觉“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世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做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生不契棺，死不扶柩”的旷达，遮不住他视渡海若赴死的悲戚。功业二字，是万万不想的。他把平生功业统统归入黄州惠州儋州，或许只是风雨过后对苦难经历的有意美化和自嘲。
苏轼的“功业”在世人心中不是功名，更多的是指诗词文章、书法绘画。黄州惠州儋州每次贬谪都是东坡在文学上的丰收季。黄州是最显眼的例子，如果没有“乌台诗案”的打击，如果没有躬耕东坡的艰辛，我们难以想象，苏轼会写出《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的天才之作。官场上的围剿，造就了文化上的突围。
他得意时的作品，虽也工致新巧，但就像糖水只有甜味一样，你只能夸他有才；而失意时的作品，字字句句都能入心，朗之有声，思之有味，如茶香绵长。苦难成就文艺，就像苦寒之于梅香，磨砺之于剑锋。
文人和艺术家的命运似乎被下了魔咒，可以惊人传世的佳作与美满富足的生活不能兼得。司马迁早就观察到：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所以有人说，对想要摘星星的孩子来说，漂泊是他们的必修课。
悲观地看，写作容易导致穷困。乐观地看，当文人难以为生时，正是他享受生命赐予的最佳时机。人的生命气象，会在苦难中放大。这大概是“施与”他们苦难的人不曾想到的。
古代文人的痛苦多来自不可抵抗的命运，每次权力的交替都伴随着一批人的沉浮荣辱。现代许多文人，看起来则像是主动去寻找痛苦、迎接痛苦，甚至制造痛苦。
没人会想到才华横溢的海子会在自己25岁那天，卧轨自杀。两个月前，他还写了洒满阳光味道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在火车压过身体的那一刹那，海子是不是一个幸福的人呢？有人说，是。
经过精心的天才策划，他在自杀中完成了其最纯粹的生命言说和最后的伟大诗篇，或者说，完成了他的死亡歌谣和死亡绝唱。把死亡写成诗歌的人，一定是幸福的，幸福得那么残忍，那么孤独。
东坡自矜的“功业”，一定是后人看来光芒万丈的文名？东坡必定也知道，他的名字将书于丹青、流芳后世。他早已领略过众多崇拜者的热情。
那时东坡在京城做翰林学士，夜里经常在宫中值班。当时，有个人勤于搜求东坡的字，若东坡的秘书将东坡所写的便条转送给他，他就给秘书十斤羊肉。东坡听说了这件事。一天，秘书说有个朋友的口信需要东坡答复，东坡就口头答复了。秘书第二次又来请求，东坡说：“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秘书说：“那人一定要一个书面答复。”东坡说：“告诉你那位朋友，今日禁屠。”即使背负罪人的身份，他所见也尽是仰慕的眼光。但总结自己的一生时，他得意的肯定不全是文章盛名。这首东坡困守儋州时寄给“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的《千秋岁》中，就有明显的线索。
“旧学终难改”，“旧学”非诗词之类的雕虫小技，而是圣人之大道。“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作为一个谐趣满腹的文人，东坡是可爱的；作为一个坚守大节的士人，东坡是可敬的。
东坡早年写过一段话：
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胸有大器之人，不会被小节放倒。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北归无望，都算得了什么呢？“苏门四学士”中黄庭坚，理解东坡的情怀。他眼中的苏轼：
在天下，如太仓之一稊米；至于临大节而不可夺，则与天地相终始。
孔子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孔子还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东坡同样是求仁得仁，同样是“道不行”，于是也捡起了“乘桴浮于海”的归路。但孔子离不开鲁国，东坡同样离不开北方的那块陆地。那地上，没有奶和蜜，但承载着他终身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