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尼大咬一口三明治。在他说话的时候仔细观察着我，满是食物的嘴大口地嚼着。
“自从你上一次上报纸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我可不想让这成为一种习惯。”
“据说如此。”他说，并打开一叠塞满了关于那场事故的黄色报纸剪报的文件。他取出一张照片，上面是母亲和我跪在马路和马车旁边，身后满是扭曲的金属和折断的树木。
“没有人发现那个浑蛋。”
“谁？”
“那个撞你们的司机。”
“没有。”我说。
“是还没有。”他边说边挠挠胡须，接着又低头看着他的文件，“我不知道为什么很久都没有人碰过这件案子，但是有你的合作，我会自己调查。”
我在简易床里绷紧了身子。
“合作？”
“没错。或许他最终会站出来。”
“他为什么会那么做？”
“因为他可能会感到罪孽深重，想要被惩罚。当我们有一些嫌疑人的时候，我们会找你来辨认他们的相貌。你不必在法庭上做证。”
我注视着他，电话铃的响声和打字机的咔哒声似乎让这个房间显得很吵闹。我不喜欢这个警察对我姐姐死亡事件的干涉。这已经太迟了，我最不想让父母再次体验那场车祸。然而，如果我跟这名警察合作，我的家人们有可能最终会见到那名司机。我倚在简易床的床沿上呕吐了。
“洗手间在你左手边。”
我坐起来，把脚伸下简易床，触到冰凉的水泥地面，避开我吐出的东西。我站起来时感到晕眩，我对着前面紧紧抓牢，试着找到平衡。我慢慢地挪动，感觉到正在看报纸的保安正瞥着我。在我经过的时候他皱着嘴唇，面部抽搐。“哦……喂。克里普的麦琪。他们让你好点了。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照镜子。”
“我不会的，”我说，“我不太喜欢镜子。”
我抬起手，用手捂着自己的脸。门卫发现了我指尖的“蹼”又迅速地抽回目光到报纸上。“阿米什人。”他嘟囔着，好像是我的手，而不是我的帽子刚刚证实了他的猜测，“讨厌，你们什么时候才会引进外人？去大西洋城过个周末吧。坐火车去，坐巴士去。就帮帮我们的忙，去中基因库的大奖。”
我拖着脚穿过地板走进洗手间，锁上了门。我打开水龙头，把双手握成杯状，从水龙头喝水，没有看镜子一眼。
那天下午当我回到家时，我发现父亲正坐在他的滚轮椅上，一张《******》晚报摊在桌子上。他透过眼镜瞥见我时睁大了眼睛，我穿着牛仔裤和T恤让他不知所措。他最大的噩梦，就是我看起来像是“英国人”。
通常不会轻易说出主的名字的父亲说，“基督耶稣”听起来像是卡夫奶酪。他用手指慢慢地轻拍着嘴唇，好像这种节奏能帮助他稳定自己不稳定的心跳。我转过身想看看母亲是否在附近，但是厨房里一个人也没有。
“你有一些事情要做解释。”
我告诉了他除了枪和司机的一切事情。我还告诉他伤口的缝线会自己跑出来，我需要冰块和阿司匹林就好了。我告诉他我丢了钱但是没有提到相机。我希望他会认为报纸上提到的“个人财物”指的是我的衣服。他似乎不太关心我的伤势。是什么让他感到烦扰，使他把手肘扎进桌面并用拳头盖住嘴巴。
“你和埃希兄弟干了什么？”
“载了他们一程。他们的卡车过热了。”
“他们可以走路。”
“到他们的农场有很长一段路，父亲。”
“只有三英里！”他脱口而出，手里摇晃着他们给世界竖中指的照片。自从很多年前李维不再为我父亲开车后，父亲就认为他游手好闲，这也意味着他被魔鬼的工厂雇用。李维在“英国人”间做的橱柜生意兴隆也不重要。
“知道了吗？他们绝不是任其自然！”他说。这让我想起了阿米什人在这个世界的行为准则，更具体地说，就是不赞成的行为。我好像我忘记了自大的情绪是多么的无礼，更别说喧闹的笑声、迅速的反驳、咄咄逼人的握手、草率的问候、鲁莽、造反甚至更糟的个性。不出一年时间，这八个我都犯了。
“他们需要帮助，父亲。”
父亲叹息一声，喃喃地说，他的话语显得冰冷。
“他们总是需要帮助。但是你怎么办？”
我注视着他。他把目光投到那张照片上。
“你打算怎么办？”
我耸耸肩，没有什么可做的。我不知道父亲意思是指现在还是通常。这个问题是像月亮一样宽阔的问题中的一个，取决于你看着它时正站在哪儿。
“我想要改变。”我说，看见他怒视着Kiss的T恤。我的父亲容易急躁，他把熔化掉的蜡烛从桌面上刮下来。
“我的意思是说工作。”
“拍卖？”
“是的，伊莱。所有人都会看见你像这样。”
我垂下了头，感到一阵血液涌上脸颊。
“这只是一张照片，父亲。”
“只是一张照片？它是你的灵魂，伊莱。你的灵魂！”
父亲紧闭双唇，但是这跟我之前在艾玛脸上看到的不安不同。我父亲是不苟言笑的人，看见自己的儿子在本地的报纸上（天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完全裸身，让他觉得丢脸。他看见的完全没有幽默，只有耻辱。
“休息一星期吧。”他说。
“一星期？”
“不，你是对的。那就休息一个月。”
我盯着父亲，他棕色的眼睛睁得很大，在从窗户透进来的余晖中闪烁着。我父亲从未休过假，甚至得了轻度肺炎也是如此，不顾从市医院出院后两名医生的要求。当我母亲问他起床去挤牛奶的时候他以为他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他说：“我只是得了轻度肺炎，女人。如果我得了重度肺炎，我就会躺在床上！”我父亲跟大多数阿米什男人一样，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假期甚至不是我们所考虑的事情，除了在鳟鱼赛季，我父亲会是第一个把鱼线抛进比弗河的人。那时“红甜菜”鲁宾？约德会给我准一周的假，这是他原则的一个例外。他鼓励我休息一个月真是危险的“不任其自然”。
“一个月！为什么？我要做什么？”
“恢复。”他边说边示意我的脸，我的伤口要比他内心的伤口更显而易见。
我母亲从未提到过那张照片。她绕开“羞辱”，就好像它是一棵杂草，她并没为除去它而烦恼，因为它自己就会枯萎。她一心一意工作，为我缝制了一些有口袋的新裤子，还有一件跟我丢了的那件一模一样的衬衫。是亮蓝色的，跟我眼睛的颜色很配。
在我洗完澡换了衣服后，我发现她一个人在她称之为“安乐窝”的房间里。那是一间我们农舍的凹室，因其受到日晒而很温暖，她曾和姐姐们在冬日里在那儿花了几个小时缝被子。我姐姐们留下的唯一东西就是她们所做的最后一床被子，它还留在木架上，现在已经褪色了。她平常把门关着，只是在事故纪念日的当天才把门打开，就好像这床被子能够自己用魔法召唤出我姐姐的脸，微笑，创造的渴望。我发现她很多次都从那床没有完工的被子上伸着脖子从睡梦中醒来。她不打算把它拿走，怕它会带走她最爱的回忆。
屋里的尘土让她咳嗽，我给她倒了杯甘菊茶。她没有看见我之前穿着“英国人”的衣服。我穿着我的睡袍和白色棉质长裤站在门口，吃惊地发现她把木架推开，给自己的脚踏缝纫机腾出位置，她踩着踏板，准确地用手操纵着针下蓝色的布。
我母亲反对某些阿米什人习俗，但她也同样地对家人的衣物表现得十分固执，坚持要自己做衣服。母亲为衣服染色用的是自家农场上生长的树木。尽管在1983年大多数阿米什女人都接受了购买织物的惯例，但我母亲还是会花上很多时间来准备纺织品。在她身后是装着未用过的染料的桶，她从糖枫树、山核桃树、黑胡桃树、灰胡桃树、桤木、铁杉、白胡桃树、白蜡木、黄樟树和做红色染料的茜草，还有我姐姐们采集的干美洲商陆果，尽管他们生产的紫红色有些淡。我说这个是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让我感到骄傲，我的母亲给我们展示了这个世界，即使这与“任其自然”的精神相违背。
通过为我做新衣服，她一年打开一次这个屋子，我想母亲是为了让我们相信没有什么照片能够偷走使得我们优秀的本质。这或许是一种傲慢又或者不是。她把脚从踏板上移开并停下了，透过小小的金边眼镜看着我。
“你的冰块呢？”
“我已经敷过了。”
“我叫了医生。”
“我不需要医生。”
“你需要更多的冰块才能消肿。疼吗？”
我点点头。她哽了一下，眯着眼睛，好像疼痛已经自己转移到了她身上。在她接着说话时朝下看着我的衬衫，看到它比看到我的脸还要觉得更安全。
“你知道，”她开始说，“我已经原谅了那些人。”
我母亲从来不对我撒谎，但是在她灰蓝色眼里的一些东西告诉我她很难平息她身体内迸发的愤怒，就好像每一个细胞都被再度唤醒。她的眼神首次显得呆滞，在我看来她成了一个凡人。我不把她看成是母亲，而是看成一个错误多次的女人。正义，她曾教过我，是在没有声音和景象的情况下最有力的判决。就她来说，她会把她剩下的和我剩下的信念和尊严全部缝合、修补在一起。
“你从银行里取出了多少钱？”
我吞了口唾沫，感到因供认而生的刺痛，就像喉咙里有荨麻一样。“很多。”我低声说，不想告诉她我取了九一六一六七，这不是保险箱的号码而是我生日的合计，96196.70美元。
“我注意到你还带了旅行箱。”
她抬头。我点着头，身子倚在门上。
“你带着箱子打算去哪儿？”
“佛罗里达。”
“佛罗里达？”
“在那儿只有我的表兄妹认识我。”
“我知道了，”她一边说一边用牙扯下线筒上的黑线，“这又有什么关系？”
“在那儿我遇到的人都会不知道区别。”我说。
“什么？”
“我的手，在手术过后。”
母亲放下茶杯，把目光从蓝色布料上移开凝视着我。她的眼睛眯成小缝，我不确定她是否在挤眼睛好让眼泪流不出来。尽管如此她还是流泪了，泪滴溅到了布料上。她的手指颤抖着，扯着缝纫机的活压脚下面的布匹，她的鼻子擦到了张力轮，我不是故意让她不安的。我不该在这个时候提醒她这件事，不过手术最初是她的主意。她以我的名字开设银行账户正是为这个目的。但是现在看见她在月光下情绪低落的脸，我并不确信她的主意是正确的，或者这是上帝的旨意。
